邛州鹤林寺中，一方古读书台静立山间，是北宋御史常安民当年潜修读书之处；寺内的了翁祠里，则供奉着南宋理学名臣魏了翁的塑像。南宋初年，常安民之子常同继父遗风，以直言敢谏的台谏风骨享誉朝野；百年之后，他的曾孙常楙步入南宋末年的风雨政坛，将这份家传的御史风骨，延续在了王朝末世的余晖之中。
济王赵竑一案，是南宋中后期延续数十年的朝堂公案。宋宁宗去世后，权臣史弥远发动政变，废黜原定皇嗣赵竑，拥立宋理宗继位，随后又借 “霅川之变” 逼死赵竑。对这桩违背纲常的废立冤案，理学家魏了翁率先挺身而出：赵竑被害后，他每次面见理宗都力请 “厚伦纪，以弭人言”；朝臣胡梦昱因言此案被贬，他不惧牵连出城饯行。史弥远大为忌恨，以 “首倡异论”“朋邪谤国” 的罪名将他连降三官、贬居靖州，魏了翁最终积忧成疾。终理宗一朝，此案始终未能昭雪。
宋度宗以理宗亲侄的身份继位后，时任监察御史的常楙敢冒逆鳞之险，旧案重提，直言上奏请求为赵竑立嗣。他同时奏论天象灾异、贾似道家族争田等弊事，件件直指朝局要害，也因此触怒了度宗，但始终不改初衷。最终度宗作出有限让步：以理宗曾有言 “以遗后人” 为由，追复赵竑太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的官衔，下令相关部门讨论陵墓规制并增修，但核心的平反、立嗣问题仍按理宗亲笔旧旨办理，并未彻底翻案。
德祐元年（1275），度宗已去世，恭帝年幼即位，蒙古大军突破长江防线，南宋政权风雨飘摇。此时已升任吏部尚书的常楙临危入朝，再次上书重提此案，将国势倾颓与沉冤未雪直接关联：“将济王置于死地，已是过错；不为他立嗣承祀，更是错上加错。寻常百姓的冤屈，尚且能感召天灾异象，何况济王本是帝王后裔、原定皇嗣，活着不得善终，死后无人祭祀。数十年沉冤郁结，正是疆土日缩、灾异频生的缘由。恳请陛下勿被流言动摇，独断圣心，了却理宗、度宗两朝的未了之事。”
在他的力请之下，朝廷终于下诏为赵竑彻底平反：恢复王爵，特封镇王，赐谥号 “昭肃”，为其立嗣承袭爵位，并重新修缮陵墓。这桩延续半个世纪的公案，最终由常楙推动落定。
《宋史·常安民传》全文（卷三百四十六 列传第一百五）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学，有俊名。熙宁以经取士，学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独不为变。春试，考第一，主司启封，见其年少，欲下之。判监常秩不可，曰：“糊名较艺，岂容辄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称其文，命学者视以为准，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见之，不肯往。登六年进士举，神宗爱其策，将使魁多士。执政谓其不熟经学，列之第十。 授应天府军巡判官，选成都府教授。
与安惇为同僚，惇深刻奸诈，尝偕谒府帅，辄毁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谓惇曰：“若人不厚于君乎？何诋之深也。”惇曰：“吾心实恶之，姑以为面交尔。”安民曰：“君所谓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还君，富贵输我。”安民应之曰：“处厚贵，天下事可知，我当归山林，岂复与君校是非邪！第恐累阴德尔。”后惇贵，遂陷安民，而惇子坐法诛死，如安民言。
秩满寓京师。妻孙氏与蔡确之妻，兄弟也。确时为相，安民恶其人，绝不相闻。确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 调知长洲县，以主信为治，人不忍欺。县故多盗，安民籍尝有犯者，书其衣，揭其门，约能得它盗乃除，盗为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输，先它邑以办。转运使许懋、孙昌龄入境，邑民颂其政，皆称为古良吏。
元祐初，李常、孙觉、范百禄、苏轼、鲜于侁连章论荐，擢大理、鸿胪丞。 是时，元丰用事之臣，虽去朝廷，然其党分布中外，起私说以摇时政。安民窃忧之，贻书吕公著曰：“善观天下之势，犹良医之视疾，方安宁无事之时，语人曰：‘其后必将有大忧’，则众必骇笑。惟识微见几之士，然后能逆知其渐。故不忧于可忧，而忧之于无足忧者，至忧也。今日天下之势，可为大忧。虽登进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胜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不为难，而胜小人为难。
陈蕃、窦武协心同力，选用名贤，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节之手，遂成党锢之祸。张柬之五王中兴唐室，以谓庆流万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窜移沦没。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祸也。今用贤如倚孤栋，拔士如转巨石，虽有奇特瑰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叹也。猛虎负嵎，莫之敢撄，而卒为人所胜者，人众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则人胜，以一人而制十虎则虎胜，奈何以数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积，一发其害必大，可不谓大忧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验。
历太常博士，转为丞。与少卿朱光庭论不合，出为江西转运判官，不行，改宗正丞。苏辙荐为御史，宰相不乐，除开封府推官。绍圣初，召对，为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于士不知耻。愿陛下奖进廉洁有守之士，以厉风俗。元祐进言者，以熙、丰为非，今之进言者反是，皆为偏论。愿公听并观，择其中而归于当。”拜监察御史。论章惇颛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权，反复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亲信语之曰：“君本以文学闻于时，奈何以言语自任，与人为怨？少安静，当以左右相处。”安民正色斥之曰：“尔乃为时相游说邪？”惇益怒。
中官裴彦臣建慈云院，户部尚书蔡京深结之，强毁人居室。诉于朝，诏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轻者，中官豪横，与侍从官相交结，同为欺罔，此之奸状，恐非法之所能尽。愿重为降责，以肃百官。”狱具，惇主之甚力，止罚金。安民因论京：“奸足以惑众，辨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否。内结中官，外连朝士，一不附己，则诬以党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挤之而后已。今在朝之臣，京党过半，陛下不可不早觉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无及矣。”是时，京之奸始萌芽，人多未测，独安民首发之。
又言：“今大臣为绍述之说，皆借此名以报复私怨，朋附之流，遂从而和之。张商英在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谀佞无耻，近乞毁司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为博士，亲定光谥为文正，近乃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章疏前后至数十百上，度终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 大飨明堂，刘贤妃从侍斋宫。安民以为万众观瞻，亏损圣德，语颇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数憾章惇，意其附己，屡称之于朝。
其后并论，曾布亦恨，于是与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贻吕公著书白于帝。它日，帝谓安民曰：“卿所上宰相书，比朕为汉灵帝，何也？”安民曰：“奸臣指擿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尔，虽辨之，何益？” 董敦逸再为御史，欲劾苏轼兄弟，安民谓二苏负天下文章重望，恐不当尔。至是，敦逸奏之，诏与知军，惇径拟监滁州酒税。至滁，日亲细务。郡守曾肇约为山林之游，曰：“谪官例不治事。”安民谢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满三岁，通判温州。
徽宗立，朝论欲起为谏官，曾布沮之，以提点永兴军路刑狱。蔡京用事，入党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赠右谏议大夫。子同，为御史中丞，自有传。
《宋史·常同传》（卷三百七十六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开篇明世系：“常同，字子正，邛州临邛人，绍圣御史安民之子也。” - 建炎四年朝廷褒赠诏书：“故监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谏江公望，抗节刚直，触怒权臣，摈斥至死。今其子孙不能自振，朕甚悯之。” 因此召常同入朝为官，是南宋朝廷为常安民平反的官方表述。
列传第一百五卷末史论（同卷） “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焉惧不足以胜小人。不幸而群奸相继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动因事而斥去之，驯致靖康之祸，其所由来远矣。小人之得政，可畏夫！”
其他列传旁及 - 《宋史·张庭坚传》：徽宗即位之初，“庭坚与邹浩、龚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谏列，一时翕然称得人”，将其列为徽宗初政的核心谏官群体。 -
《宋史·陈祐传》等同期御史传记中，亦将常安民与陈祐、龚夬等人并列，作为绍圣至崇宁间弹劾章惇、蔡京的主战台谏代表。
常同（1090—1150），宋朝官员，字子正，号虚闲居士，邛州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常安民子。政和进士。宋高宗南渡，召为大宗正丞。绍兴三年（1133）除殿侍御史。论张浚在陕西丧师失地之罪；又因金使入见，言：“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四年，除中书舍人、史馆修撰，重修神宗、哲宗实录。累官礼部侍郎、御史中丞。七年，以显漠阁直学士知湖州，与秦桧不睦，请祠。退居海盐十余年卒。
常同字子正，邛州临邛人，绍圣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进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敌难不赴。辟元帅府主管机宜文字，寻除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浙帅机幕。建炎四年，诏故监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谏江公望，抗节刚直，触怒权臣，摈斥至死。今其子孙。不能自振，朕甚悯之。”召同至行在，至则为大宗丞。
绍兴元年，乞郡得柳州。三年，召还，首论朋党之祸：“自元丰新法之行，始分党与，邪正相攻五十余年。章惇唱于绍圣之初，蔡京和于崇宁之后，元祐臣僚，窜逐贬死，上下蔽蒙，豢成夷虏之祸。今国步艰难，而分朋缔交、背公死党者，固自若也。
恩归私门，不知朝廷之尊；重报私怨，宁复公议之顾。臣以为欲破朋党，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则公道开而奸邪息矣。”
上曰：“朋党亦难破。”同对：“朋党之结，盖缘邪正不分。
但观其言行之实，察其朋附之私，则邪正分而朋党破矣。”
上曰：“君子小人皆有党。”同又对曰：“君子之党恊心济国，小人之党，挟私害公。
为党则同，而所以为党则异。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谗谤，窜殛流死，而后祸乱成。
今在朝之士，犹谓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孙不可用。”
上曰：“闻有此论。”同对以：“祸乱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谓是非定矣，尚犹如此。
盖今日士大夫犹宗京、黼等倾邪不正之论，朋党如此，公论何自而出？
愿陛下始终主张善类，勿为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旅所寄，必参错相制。
汉有南北军，周勃用南军入北军以安刘氏。唐李晟亦用神策军以复京师，是其效也。
今国家所仗，惟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将之兵耳。
陛下且无心腹禁旅可备缓急，顷者苗、刘之变，亦可鉴矣。”
除殿中侍御史。时韩世忠屯镇江，刘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
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骄狠尚气，无所忌惮，一旦有急，其能相为唇齿乎？
望分是非，正国典。昔汉诸侯王有过，犹责师傅，今两军幕属赞画无状，乞先黜责。”
上以章示两军。吕颐浩再相，同论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罢颐浩者，岂非以其有复辟之功乎？
臣谓功出众人，非一颐浩之力。纵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张九龄所谓不以赏功者也。”
颐浩罢相，论知枢密院宣抚川陜张浚丧师失地，遂诏浚福州居住。
同与辛炳在台同好恶，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寿等入见，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
上因语及武备曰：“今养兵已二十万。”同奏：“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
伪齐宿迁令张泽以二千人自拔来归，泗州守徐宗诚纳之，韩世忠以闻，朝论令世忠却泽等，而械宗诚赴行在。
同奏：“敌虽议和，而两界人往来未尝有禁，伪齐尚能置归受馆，立赏以招吾民，今乃却泽，人心自此离矣。
况宗诚起土豪，不用县官财赋，募兵自养，为国障捍。
今因受泽而械之，以沮士气，非策也。”诏处来归者于淮南，释宗诚罪。
四年，除起居郎、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先是，同尝上疏论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积恶造谤，痛加诬诋，是非颠倒，循致乱危。
在绍圣时，则章惇取王安石日录私书改修神宗实录。
在崇宁后，则蔡京尽焚毁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
其间所载，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
恭惟宣仁保佑之德，岂容异辞，而蔡确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厚诬圣后，收恩私门。
陛下即位之初，尝下诏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国史院摭实刊修，又复悠悠。
望精择史官，先修哲宗实录，候书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证修定，庶毁誉是非皆得其实。”
上深嘉纳。至是，命同修撰，且谕之曰：“是除以卿家世传闻多得事实故也。”
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尝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
正为宫中有不得志于宣仁者，因生诬谤。欲辨白其事，须重修实录，具以保立劳效，昭示来世，此朕选卿意也。”
同乞以所得圣语宣付史馆，仍记于实录卷末。张俊乞复其田产税役，令一卒持书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彦参，彦参系之狱。
俊诉于朝，命罢彦参，同并封还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辞，除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
七年秋，以礼部侍郎召还。未数日，除御史中丞。
车驾自建康回临安，同奏：“旋跸之初，去淮益远，宜遣重臣出按两淮，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扰，纵民耕垦，勿收租税。
数年之后，田野加辟，百姓足而国亦足矣。”乃遣枢密使王庶视师，同乞以此奏付庶，询究罢行。
又言：“江、浙困于月桩钱，民不聊生。”上为减数千。
又言：“吴玠屯师兴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顷年尝讲屯田，愿闻其积谷几何，减馈运几何，赵开、李迨相继为都漕，先后馈运各几何，令制、漕、帅司条具以闻，然后按实讲究，以纾民力。”
又言：“国家养兵不为不多，患在于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
今韩世忠在楚，张俊在建康，岳飞在江州，吴玠在蜀，相去隔远，情不相通。
今陛下遣枢臣王庶措置边防，宜令庶会集将帅，谕以国体，恊心共议御敌常令诸军相接以常山蛇势，一意国家，无分彼此，缓急应援，皆有素定之术。”
诏付王庶出示诸将。同乞郡，除显谟阁直学士、知湖州。
复召，请祠，诏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二十年卒。
常楙传《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列传第一百八十。
常楙，字长孺，显谟阁直学士同之曾孙。入太学，淳祐七年举进士，调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强御，部使者交荐之，调婺州推官，疏决滞讼，以剸繁裁剧称。临安府尹马光祖又荐于朝，辟差平江府百万仓检察，不受和籴事例，戢吏卒苛取。发运使赵与筹兼提点刑狱，属楙检覆，雪无锡翟氏冤狱。监江淮茶盐所芜湖局，不受商税赢，光祖益敬之。改知嘉定县，岁大水，劝分和籴，按籍均敷。发运使王爚、提点刑狱孙子秀俱特荐于朝，签书临安府判官，不为权势挠。有为淮东提举常平，辟楙提管，楙知其不可与共事，笑而郤之。
未几，政府强楙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主管城南厢，听讼严明，豪右益惮之。都城火后，瓦砾充斥，差民船徙运，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有五家应役，余率为势要宦官所庇。楙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于他所，无不听命。又力拒户部科买，叶梦鼎、陈昉深期奖焉。添差临安通判，朝命鞫封椿库吏范成狱，不肯承庙堂风旨，无辜者悉出之。知广德军，郡有水灾，发社仓粟以活饥民，官吏难之，楙先发而后请专命之罪。置慈幼局，立先贤祠。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乃以代属县偿大农纲欠。
拜监察御史，知无不言。尝论天变及贾似道家争田事，论继皇子竑嗣，触度宗怒，迁司农卿。寻为两浙转运使，禁戢吏奸，不以急符督常赋。海盐岁为咸潮害稼，楙请于朝，捐金发粟，复辍已帑，大加修筑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风涛大作，塘不浸者尺许，民得奠居，岁复告稔，邑人德之。迁户部侍郎，受四方民词，务通下情。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刑部侍郎，极论检覆之弊，上进故事，首论雷雪非时之变，帝意不悦。匄祠，不许，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钱十五万，悉以为民食军饷助，蠲苗九万、税十三万、版帐十六万，又蠲新苗二万八千，大宽公私之力。飞蝗几及境，疾风飘入太湖。节浮费，修府库。既代，有送还事例，自给吏卒外，余金万楮，楙悉不受。
吏惊曰：人言常侍郎不爱钱，果然。改浙东安抚使，值水灾，捐万楮以振之，复请籴于朝，得米万石，蠲新苗三万八千。又以诸暨被水尤甚，给二万楮付县折运，民食不至乏绝，民各祀于家。两浙及会稽、山阴死者暴露与贫而无以为殓者，乃以十万楮置普惠库，取息造棺以给之。寻以刑部侍郎召，申明期赦叙改法，与庙堂争可否，辨伪关狱，救八仓亏欠免死罪，平反天井巷杀人狱，全活者甚众。
兼给事中，封还隆国夫人从子黄进观察使录黄。帝怒，似道以御书令委曲书行，楙迄不奉命，以宝章阁侍制提举太平兴国宫。德祐元年，拜吏部尚书，以老病辞，累诏不许，专官趣行甚峻。楙入见，首言：霅川之变，非其本心，置之死过矣，不与立后，又过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冤幽愤，郁结四五十年之久，不为妖为札于冥冥中者几希。愿陛下勿摇浮议，特发神断，宗社幸甚。于是诏国史院讨论典故以闻。
明堂礼成，进端明殿学士，提领户部财用，特与执政恩数。楙以国步方艰，非臣子贪荣之时，力辞恩数。与庙堂议事不合，以疾谒告。二年春，拜参知政事，为夏士林缴驳，拜疏出关。后六年卒。
南宋灭亡后，杨琏真迦至元十四年（1277），任元朝江南释教都总统 （后改江淮释教都总统），掌江南佛教事务。至元二十二年（1285），与演福寺僧允泽等人在在宰相桑哥支持下，盗掘钱塘、绍兴宋陵，窃取陵中珍宝，弃尸骨于草莽之间，这是江南六陵遭到最大的一次洗劫。杨琏真伽和僧允泽率领部众蜂拥到陵前，陵使竭力抗争，不让他们开陵。允泽拔刀相逼，陵使无奈大哭而去。
棺中的宝物被抢劫一空后，歹徒又把理宗的尸体倒挂，撬走口内含的夜明珠，沥取腹内的水银。据史料记载，他们得到“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交加白齿梳”、“香骨案”、“伏虎枕”、“穿云琴”、“金猫睛”、“鱼影琼扇柄”等诸多珍宝。而帝王尸骨却抛弃在草莽之间。当时有绍兴人唐珏，闻之悲痛不已。当下典当家产，私下备酒宴，邀请乡里少壮辈。酒至半酣，唐珏突然说：“今请诸君协力，前往收埋先帝尸骨，如何？”
有一人问道：“山上将官把宁，虎视眈眈，事情一旦暴露，如何是好？”唐珏说：“此事我早已运筹，今四郊荒野多露白骨，何不以假乱真，取而代之呢？”大家应诺。唐珏拿出备好的木匣若干只，上面复以黄色丝绢，署上帝名、陵名，分头趁月色潜入陵山，自永思陵以下，随号将诸帝遗骸分别收藏起来，埋在宝山之阴天章寺前，种上冬青树，以为标志。第二天凌晨，唐珏出百金，酬谢众人，七日之后，杨琏真伽复取理宗头颅，截为饮器。
洪武元年（1368 年）明军攻克元大都后，元朝旧臣危素降明，在与明太祖朱元璋讨论宋元兴替时，详述了宋六陵被盗、理宗顶骨沦为番僧饮器的经过。朱元璋听后深为慨叹，称 “宋南渡诸君无大失德，与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并取之，何乃复纵奸人肆酷如是耶”，随即命丞相李善长督办，北平守将吴勉具体寻访顶骨下落。经多方追查，最终在北平寻得这枚顶骨。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将宋理宗顶骨暂葬于南京雨花台高坐寺西北，举行了官方祭祀安厝仪式。洪武二年（1369 年，学界亦有洪武三年的异说）六月，浙江绍兴府进献《永穆陵图》，朱元璋正式下旨将理宗顶骨送回绍兴，以帝王之礼重新安葬于宋六陵永穆陵原址，同时下令全面修复南宋六陵，为每座帝陵立碑、设置守陵户，划定陵区封禁保护范围。（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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