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学术界，杨义先生（1946—2023）是我接触虽不算太多、却在心里颇为怀念、很有感情的一位学者。
杨义先生是著名文学史家，他的学术地位很高，学术成就很大，这是人所共知的的。他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并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这足证其学术地位之高；他的研究方向，从中国现代小说史起步，后转治中国古典文学，始于研究古典小说，嗣而转治古代诗学，最后落脚于先秦诸子研究，涉及跨度很大的多个重要领域。其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杨义文存（七卷十册）》等四十余种，著述量九百余万字。这足证其学术成就之大。但这些，却不是我对他时常萦念于心的主要原因。
我和杨义先生初次见面，时间是在2002年7月，地点是在甘肃兰州。我曾在纪念《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所写文章中，记录了当时情况：“2002年7月28日，‘2000—2001年度《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在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举行。当时，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从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并荣幸地代表年度全体获奖作者，在典礼上发表了感言。” 只可惜，因我所在单位有重要工作安排，所以我在领奖当天，即返回广东，行色匆匆，未能更多向与会专家请益，内心是很遗憾的。
再次和杨义先生相见，已经到了2006年秋天。
那时，我刚刚从深圳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岗位转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希望进一步增强学术氛围，加强学院的学科建设，邀请了一些著名学者来院讲学，杨义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他的近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已出版三年多了，当时影响是很大的。该书以“大文学观”为理论核心，系统阐释了中国文学与民族、地理、文化的多维联系，通过跨学科视角梳理文学空间分布与文化融合，整合文字与图像资源实现“图文互动”，力图重构中国文学多元一体的格局。他在赠给我的该书扉页上，题写道：“我的学术思想，大体具备于此。”颇有舍我其谁之概，字里行间，充满了学术自信，其态可掬。这天上午，他就以此为题，给师生们作了一场精彩报告。
午后，因为时间还很充裕，我陪他到深圳湾畔的红树林公园游览，眺望远处起伏不断、喧声四起的蓝色海浪，沐浴着透过层层椰林倾洒而下的缕缕阳光，迎着习习的海风，在连绵草坪上轻松漫步，真是一件令人无比惬意之事。杨义先生谈锋甚健，而他所谈的内容，总是离不开学问，离不开思想，所以也就更具有超凡脱俗的智慧魅力，不时唤起共鸣，给人以深邃启发。接着，我就驾着自己那辆手动档汽车，亲送杨义先生前往惠州学院，该校的师生们已是满怀热忱，等待着他即将在第二天所做的精彩报告。不巧，前往惠州途中，正赶上道路扩建，车辆严重堵塞，延迟了一两个小时。但交谈的愉悦，早已代替了堵车的焦灼，抵达惠州时虽已夜色朦胧，而一路上所闪现的思想火花，时时回想起来，总是那样让人难忘！正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杨义先生出生于广东电白一个农民家庭，他对广东、对岭南是很有感情的。我们在广东也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他终于在2010年重返岭南，就任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座教授。这时，他的学术兴趣，早已转向先秦诸子研究，撰著出版了《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等著作，并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反响。在此基础上，他又出版了《论语还原》（中华书局，2015年），使这项系统性研究工程，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和强化。
2015年9月25日，我应杨义先生邀请，和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教授等人一起，前往澳门大学，出席了“杨义先生的学术道路座谈会”，并在会议上发言。我在发言中，主要强调了杨义先生治学的三大特点：一是古今纵横、文史兼修的广度，二是深入发掘、系统阐发的深度，三是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的高度。人得其一，已足珍贵，而杨义先生在长达数十年的治学过程中，达到三者兼备、融会贯通的境界，堪称炉火纯青，却还能诗中虚怀若谷，谦虚待人，实在是极为不易的。当然，学无止境。例如“诸子还原”系列，因为涉及典籍颇多，有些尚未尽其意（如《老子还原》）。但我感到，他在《论语还原》中所进行的阐述发明，囊括孔子生平、《论语》成书、儒学传播等历史问题，都能加以精心梳理，细致发觉，钩沉索引，阐幽发微，而又体大思精，独树一帜，言前人所未言，确实非常精到，达到了新的高度。
下午会议结束、晚餐过后，大部分与会人员都已踏上归程了，而杨义先生却拉着我的手，执意要我留宿澳大，“再聊一聊”。我也深感盛情难却，机会难得，还想更进一步请益交流，就决定留了下来。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畅谈良久。杨义先生曾说过：“在铸造和滋养现代大国的学术文化风范中，文学研究以坚实的步履展开国学的视野，旨在为全面振兴的民族传承文化血脉，充实精神元气，开拓原创学理，发掘民族生命力、凝聚力的根源，发放一张与世界进行堂堂正正的文化对话的身份证，从而在全球化环境中为人类文化多姿多彩的互动提升贡献大智慧。” 回想起来，这也是他那天晚上侃侃而谈的主要思绪吧。
从办公室出来，相携漫步于澳门大学开阔的校园里，已是皓月当空。
那时，澳门大学已经迁入珠海横琴新区的边缘地区，崭新的校舍楼宇，极为壮观，特别是宏伟高大的学校图书馆，系由世界著名建筑师何镜堂院士所设计，内部采用天圆地方的结构布局，即方形中庭对应圆形悬挂展厅，象征着中国传统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外部环抱人工湖与河道，环境非常优美，作为校园地标，真是名符其实。徜徉在充满文化氛围的校园里，举头看去，院墙外远远近近迷离闪烁的各种霓虹灯，尤其是附近几家大型赌场那五色斑斓的灯光标志，隐现明灭，异彩纷呈，照亮了半个夜空，内心忽然涌起一种极为错综、彷佛时空异位的特殊感受，惘然一怔，似乎又觉得无从说起。微微的夜风吹过，给炎热的南国带来了舒适的凉意，喧腾和静谧，似乎突然之间融为一体了。人生中偶尔会有这种感受，并不常见，却让人铭记于心。
第二天早餐过后，就到了启程时间。杨义先生还想再留我一天。但那时我正处在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的岗位上，冗务繁杂，身不由己，也就只能和杨义先生依依惜别，离开了澳门。这次和杨义先生相聚，时间相对较为宽裕，交谈也是非常从容和亲切的。我看到他神情略显疲惫，感觉是治学过于勤苦所致，不免想起李白《戏赠杜甫》的诗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心中又觉不敬，陡然而止。但还是有所叮嘱，劝他“多多保重”。这些话头，说者不过是泛泛而言，听者也就唯唯而已，未见得当真。谁也未曾料到，这次澳门之行，竟成了我和杨义先生最后一次相见。
2023年6月7日，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时任所长刘跃进兄发来微信：“杨义老师身体垮了，危在旦夕，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他老人家的崇高敬意。”并附上他刚刚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文章《杨义先生的学术理想》 。我不禁深感意外。虽然上次澳门相见，感到杨义先生体质较弱，但遽而发展到如此地步，无论如何还是不敢相信的。事情的结果打破了最后的幻想。十天以后，讣告传来，得知杨义先生已于2023年6月15日在广东珠海去世，享年77岁。我得知后，痛惜懊丧之余，也怀有几分自责。原本以为杨义先生是在北京住院，接受治疗，没想到他最后的日子，居然是在与澳门相邻的珠海度过的。早知如此，无论如何我也是要赶到珠海去，见他一面，送他一程啊！
刘跃进兄与杨义先生多年共事，感情深厚，相知甚深，所以他这篇《杨义先生的学术理想》，写得高屋建瓴、透辟深入。他指出：“总结杨义先生的学术理想，可以用‘三通’概而言之，即古今文学的贯通、中华文学的融通、中外文学的互通。”并从这三个方面，作出了极为精辟的阐发。我想，跃进兄这篇大作，非仅出于私谊，在某种程度上，更代表了学术史的定评，彰显了杨义先生得学术风格、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思想的学者，一个原创性的学者——这是我对杨义先生其人其学的基本判断。“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虽是古人对文学创作的形容，而用以总括杨义先生的文学研究，我想，也是惬当入微、恰如其分的。
那次珠海聚会之后，回到广州，我心里还不时回味着相见时的情景，回味着杨义先生的言谈笑语，有所感触，成诗一首，也可移作为本文的结语：
本是京华院士行，如今论道澳门旁。
霓虹熠熠心澄静，海水粼粼性沈详。
万丈红尘经眼过，千年青史费心量。
斯文一脉通今古，风范儒林誉四方。
2026年7月7日
【作者简介】郭杰，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原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广东中华诗词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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