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对西方的文明，总是抱着敌对的态度和认知偏见？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一是100多年来一直惯用的叙事角度，形成了一种“屈辱叙事”的习惯；二是本身思考能力欠缺的原因。
100多年来，中国人对外面世界的基本叙事逻辑，是一个什么趋势呢？就是屈辱叙事——拒不承认自己是落后于西方文明的，打死也不承认。其基本认知框架就是：本来我们生活得好好的，一派田园牧歌，男耕女织，皇上圣明，百姓安居。
基本就是这么一套叙事方式。然后帝国主义列强、野蛮强盗，强行打开我们的国门，让我们这片安逸富足的土地一下子变得民不聊生、国土破碎，掠夺和奴役了我们，让我们从一个领土完整的大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种叙事对不对呢？如果我们站在满清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待这一段历史，确实如此。列强强行打开国门，最感到不爽的还真不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而是统治者。
说真的，百年巨变中最不爽的并不是底层的百姓，而是从白山黑水那一处偏于一隅的满清八旗子弟，他们才是这百年巨变中落差最大的一个群体。平日里每天提笼架鸟、斗蛐蛐、泡茶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的好日子彻底没了，生活没着没落。清亡后，有的王爷放下身段当祥子，有像启功、溥心畬先生一样没落后写字卖画的，有进戏班子唱戏的。
平日里煊煊赫赫、不可一世的旗人们确实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普通百姓影响并不大，甚至清帝逊位以后，有一段时间经济还有了很好的增长——民国初年，1912年到1922年这10年间，还被称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小阳春。
之前帝制千年，虽然有汉唐盛世、赵宋巅峰、康乾盛世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所谓盛世，说实话，老百姓的日子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基本都是挣扎在生存线上，几千年来一贯如此。盛世的定义就是老百姓能勉强糊口、不颠沛流离，那就是百年不遇的盛世了。张宏杰先生的《饥饿的盛世》，写乾隆时期百姓的生活，可以一读。
古代哲人还把“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七十者可以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种理想的社会，形容为最好的社会治理。就这样，都是老百姓的奢望，求之不得。
那么万恶的西方列强进来后，老百姓的日子是变差了还是往好里变了？当然，万恶的帝国主义并没有那么好心，他们也并不是上帝派来拯救我们的。当然其中也有上帝的圣徒，抱着献身的精神来救赎百姓，不过收效不大。利玛窦、汤若望等人都有这种献身精神，我们以后再讲。
民国初期10年，民族资本家兴起——张謇、荣氏、周学熙等民营企业家，尤其是轻工业，得以长足发展。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城市也得到了迅猛扩张。农业方面，棉花、大豆、烟草等经济作物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就是说，几千年来几乎停滞不前的农业经济，单一的经济模式被打破，工业增长那几年平均约13.8%，这个增长率不错吧。
当然我并不是说列强有多好，但是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列强客观上破了这个局，并不一定不好。如果没有外来者破这个局，我们是否还要在封建大帝国里继续轮回？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自发形成工业文明，大家现在回头看，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说这100年的叙事角度要变一下——不要教育人们有那么强的屈辱意识。允许我们接纳外来文明，屈辱的本意是让我们发奋图强，可是没有想到收到的效果却是盲目排外、仇恨西方。如果换个角度，对外来强势进入和被动改变，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反感了。也许，这是又一次跃升的契机也未可知。
思考能力的欠缺是第二大原因。我们太缺少批判性思维了。遇到一件事，不要被别人的思想左右，更要警惕情绪化的过激反应。可以反过来换位思考一下，你也许会有不同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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