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常有偏倚。胜利者写胜利，失败者写怨恨。所以常常有历史书由胜利者、支持者缩写的说法，往往敌人的立场上面看自己会更加客观。
军史档案、回忆录、采访本当然有其价值，但最难被轻易否定的，往往是立场完全对立的当事人留下的记录。
勃沙特（Rudolf Alfred Bosshardt，中文名薄复礼）正是这样一个人。他极度仇视革命，他是一个传教士，是红军最反对的，因为当时红军是无神论嘛！
瑞士出生，英国内地会派驻中国的传教士。1922年到贵州，长期在镇远、黄平一带传教。1934年10月1日，他在黄平旧州返回镇远的山路上，遭遇西征中的红六军团，被当作“帝国主义分子”扣押。此后560天，他随部队辗转黔、滇、湘、鄂、川五省，行程近万里，直到1936年4月在云南富民获释。他不是同情者，更不是后来的采访记者。起点是敌对的：在他眼里，这支队伍是无神论的“土匪”，是破坏教会、威胁信仰的力量。1936年12月，他在伦敦出版了《神灵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这本书比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一年，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真正由亲历者写出的长征专著。
勃沙特不懂军事，也不关心战略。他只记录牧师眼睛里看到的日常：崎岖山道上，人走得困苦不堪，却逐渐学会边走边睡。黑暗中只能摸着前面人的肩膀前进；看不见路时，就随便在山凹里过夜。多数日子全天只吃一顿饭，没有休息日，没有星期日。有时刚睡一个小时就被叫醒继续走。夜幕降临时还在路上，到宿营地常常连饭都吃不上，只能饿着睡觉。早上醒来，衣服结满霜，人几乎冻僵，马身上也是一层白霜。下雨的夜晚更难熬：大雨滂沱，山路无尽，到了营地卫兵生一堆火，大家轮流烤湿透的衣服。下山时坡陡路滑，前面的人踩出的痕迹勉强算路，一旦失足，救援几乎不可能。“边走边睡”四个字最残酷。那不是躺下休息，而是半眯着眼，跟着前面人的肩膀，迷迷糊糊翻过一座又一座山。这是红二、红六军团夜行军的常态，不是事后文学加工。
空袭警报响起，部队钻进一片果林隐蔽。十月的黔东，柑橘金黄，挂满枝头。因为未查明是地主还是普通百姓的果树，命令一下：不许摘。没有人伸手。勃沙特见过国民党军队拉壮丁、欺压百姓的场景。这支衣衫褴褛、经常饿肚子的队伍，却能在果园里忍住不碰一颗果子。他后来写道，红军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并且在实践这些原理。他还记下另一些细节：新兵若有鸦片瘾，并不歧视，集中戒除、发放镇痛药、免操练几周；国民党俘虏若愿离开，发给三块大洋作路费。列宁室里，饭都吃不饱的战士仍聚在一起讨论“为什么反对国民党”“为什么北上抗日”。
关系的转折发生在旧州天主教堂。红军缴获一张约一平方米的法文贵州地图，无人能读。萧克把勃沙特请来。油灯下，他口译，萧克笔录，一直干到三更。萧克晚年回忆：得到这张地图，转战贵州东部直至进入湘西，几年全靠它。勃沙特对萧克的印象是：二十七八岁，精力充沛，目光炯炯。他后来承认：“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就像我信仰基督。”1936年4月，在富民赤鹫大村，部队放他走。萧克、王震、吴德峰设宴饯行，萧克亲自做了粉蒸肉，还塞给他十块银元作盘缠。第二天早上，队伍已连夜转移。
勃沙特的价值，不在于他“中立”，而在于立场的彻底错位。他带着“无神论土匪”的偏见进入队伍，560天后带着对这群人“前所未闻的信仰密度”的印象离开。他自己的原话是：“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确不畏艰苦，不知疲倦。”一个视共产主义为异端的传教士，最终写下的苦、严与希望，与红军自己的叙述高度重合。这不是胜利者自吹，而是跨立场的互证。
长征已经过去将近九十年。今天的人淋一场冷雨都要抱怨命苦，而他们穿着单衣爬雪山、饿着肚子趟沼泽、拿着破枪走完万里。可以说他们苦得不像常人，但不能说他们没有把一个国家的走向，用双脚走成了现实。希望是什么？对勃沙特来说，希望是一群穿草鞋的人，在无神论的队伍里，让他看见了另一种近乎宗教的执著——那种执著，把人的极限推到了空前的位置。《神灵之手》1985年才在国内被重新发现，1989年译成中文。迟了半个世纪，但证人没有迟到。1936年，他已经把这些话留在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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