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疆域的变迁总是体现在那些具有界别意义的地方：国界或边界。
古代中国疆域的概念是带有浓厚的华夷色彩的，《尚书 • 禹贡》中将的疆域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
其中要服和荒服为蛮夷居住的区域，它们的价值是屏藩“中国”，起保护作用。
禹贡的这种划分是一种理想化的疆域划分，在现实中并不可能实施。不过这也使得古代中国对“国界”的概念极为模糊。
到了宋代，宋人的国界意识极为强烈，他们对国界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明了。
这依旧与华夷观和华夷力量的消长有关。
大一统王朝，国界之所以模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等同于“天下”，而“天下”是无限的。
不过即使是这样，如汉朝、如唐朝，国界也是遥远的事。
因为国界远离都城，也远离大家的关注，那时的边界是真正的“极边”，空前遥远。
如盛唐时期，西北的国界线远至中亚，东北的国界线也到达了遥远的库页岛。
不管是东北的国界还是西北的国界，与盛唐的政治中心长安都是相当的遥远。
这样的“极边”，没有清晰的划分国界也是正常的，那时真正的“天下”，而非“国家”。
然而宋代的国界线就在家门口，蛮夷就在家门口。
无限的“天下”和有限国界的形成强烈的冲突，蛮夷（契丹、女真）的强势存在，让宋代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君臣，还是远在村野的百姓，都能深刻感受到那条国界线的威压。
“夫中国所恃者，险阻而已。朔塞而南，地形重阻，深山大谷，连亘万里，盖天地所以限华戎，而绝内外也。……自飞狐以东，重关复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国也。”
宋人张洎的这番话道出了幽云十六州丢失对中国的影响。
幽云丢失，长城失去了作用，宋代的国界线从长城一带向内压缩推进，“今自京至边，并无关崄”，让宋人寝食难安。
宋人为此构筑了一个由众多塘泊、林地构成的缓冲带。
在宋辽澶渊之盟后，国界基本稳定下来。
然而这样的缓冲带在汉唐边境之上的“塞”、“堡”、“关”面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宋人仍时刻担忧国界的安宁。
北宋名臣包拯就曾上书担忧道：
“今高阳关一路，全藉塘水为固，然雄州据塘水之地，州城至北界只三十里，路径平坦，绝无蔽障之所。”
就这样的担忧中，首都开封最终沦落，北方半壁江山丢失，国界线再度南移压缩，变成了大散关淮河一线。
国界线的南移，更是让宋人强烈感受到国界的概念，何况更夹杂着华夷观念。
二、国界意识与宋人文化心理折射
汉唐广阔的疆域，虽然很多国界是模糊不清的，但折射在汉人、唐人文化心理上时，汉唐人表现出无比的自信自豪和建功立业的渴望。
从汉到唐，唐人不但守住了汉代疆域，而且还大大开疆拓土，因此汉唐边境上出现的一些地理名词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如阳关、玉门关，不单是华夷之间的界线，更是代表汉人、唐人建功立业、开拓进取的民族风骨，无数诗文对阳关、玉门关这类边关的描写往往都是带有豪迈雄壮的一面。
这是边关国界折射出的气象。
汉唐的“极边”折射出汉唐人空前绝后的文化心理。
然而宋代就在家门口的边境，使得阳关、玉门关、汉塞等汉唐疆域文化滋养出的地理词汇在宋人看来似乎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成了回忆。
因为这些地方早就变成了“胡地”、“胡天”了。
宋辽国界上，宋人最长提及也是感受最明显的是白沟。
白沟又名拒马河，是宋人去辽的必经之地。
宋代使者在笔记诗文中大量记载白沟，使其具有和阳关玉门关一样的文化象征意义，尽管其文化象征意义没有像阳关玉门关那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特有的文化符号。
白沟是“人力设险，而非天险也”。
它无雄关矗立，无盛兵驻守，虽是边关，却浑无阳关玉门关那般气势。
宋人记载白沟，不是像看到阳关玉门关那样像出关去建功立业，多是无尽的哀叹，甚至是歌颂其带来的和平景象。
出使过辽国的王安石留下一首《白沟行》：
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马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
万里锄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棘门灞上从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
范成大也有诗道：“一水涓流独如带，天应留作汉提封”，感叹这样的地方老天应该留给汉人。
这类诗词无悲凉也无豪壮，宋人哪里还有去边关或者打出边关去建功立业的志向和风骨了。
两宋时期疆域的萎缩，边界的压缩，让宋人深刻感受到国界的含义，更加华夷力量逆转，使得国界与华夷界线都推进到宋人的家门口。
甚至是曾经的都城开封也沦为金人的“腹地”，“极边”的概念不复存在。
对于压缩后的边界关山，甚至那些沦为胡手的险山要岭，宋人只有无奈感伤。
在文化心理上，汉唐提及边关时常见的建功立业、开拓进取等大气昂扬的气象也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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