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5年，辽国末代皇帝天祚帝被金兵俘虏，这个统治北方二百多年、鼎盛时期人口有一百五十万的大帝国轰然倒塌了。
但是比王朝灭亡更为难解的是，自元代之后，在史书上就再也找不到关于契丹这个独立民族的任何官方记录了。
一百五十万人，活的人没有，死了的人也没有，就像一夜之间从历史长河中消失一样。这么大的一个民族，真的可以凭空消失吗？如果有一天他们被找到的话，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样子出现在世人面前呢？
答案，藏在基因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启动了分子考古学研究计划。
研究组分为两部分：对于古代样本部分，研究人员从内蒙古赤峰一座带有明确墓志铭的辽代贵族墓葬里取出契丹人的牙齿和头骨，这个墓主人是耶律羽之，他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堂兄弟；
另外，在四川乐山出土的一具契丹女尸手腕上的骨头里也取得了一些古代DNA。
对于现代样本部分，研究小组到内蒙古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族聚居区取血样，在距离较远的云南保山、施甸两地采集了将近八十份来自自称是契丹后裔、姓阿、姓莽或者姓蒋的人群的血样。
经过对古标本的牙髓、骨髓用硅法提取线粒体DNA变体进行比较之后，结论就摆在所有人面前了。
达斡尔族和契丹古尸之间在所有的被检测的群体中具有最近的遗传关系。
达斡尔族男性祖先的遗传标记和契丹古尸非常相似。而远在西南的云南“本人”的父系DNA与达斡尔族非常接近，而且两者又都和古代契丹人留下的遗骸样本吻合。
相距数千里之遥，一方在东北，一方在西南，这两个人群的血统竟然是一条树根上长出来的。基因不会撒谎，它以沉默而准确的方式，给这个千年之谜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那么，这15万契丹人又是怎样被“消灭”的呢？
既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也不是被其他生物全部吃掉，而是无声无息地分崩离析。
金灭辽之后对契丹人进行了一套系统的拆解：强制解散契丹军队、分散契丹聚居地、两户女真夹一户契丹人居住、强制通婚、强制改姓——耶律氏被改称“移剌”，萧氏被改称“石抹”。
1191年，金朝发布命令废除契丹文字。没有了文字、军队、聚居地，典籍也一起被烧毁了。两代人之后，契丹人后裔中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了。
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如此简单。辽国灭亡之后，契丹人走上了三条不同的道路。
一条向西：皇族耶律大石率领两百骑兵趁夜色逃走，一路向西建立了西辽政权，并且最终和中亚的民族融合在一起。
一条是被蒙古“借用”：很多契丹人投奔了成吉思汗，编入了军队，在1253年跟随忽必烈南征大理之后，就地留在了云南。
还有一条是留在原地慢慢被同化：留居在中原的近百万契丹人改用汉姓、说汉语、和汉人通婚，慢慢地融入了汉族之中。所谓的“消失”其实是一次长达几百年的民族大融合。
如果说DNA比对在法庭上就是铁证的话，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所留下的各种文化痕迹，则可以看作是一份份无声的证词。
在东北嫩江流域，有一个人口约为十三万人的民族叫做达斡尔族。达斡尔语和已经消失的契丹语进行对照，在可以解读的契丹词汇里，达斡尔语与今天的达斡尔语非常接近。
他们的传统服饰保留了“左衽”的样子，祈雨仪式和《辽史》中所记载的“瑟瑟仪”十分相像。
达斡尔族世代相传的一个传说，说他们的祖先曾经居住在西拉木伦河附近，后来为了躲避战乱向北迁移，“西拉木伦河”就是契丹人发源地。
在西南的云南保山施甸县也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姚关镇大乌邑村有七百多人都是姓蒋。村口的祠堂大门是朝向东边的，和周围的汉族村落坐北朝南的习俗正好相反。
村里的老人非常直接地说：契丹人敬仰太阳，太阳从东方升起。祠堂正殿供奉着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画像，门上对联上写着“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
客人来到这里要进行“装烟礼”，托着烟杆的角度和辽墓壁画上的角度一模一样。当地人还有吃生肉的习惯，叫做“红生”。这并不是汉人所为。
更加直接的证据就是地下了，当地有刻着契丹小字的明清时期的墓碑。一份1996年的DNA检测报告一直压在施甸县档案馆里，结论只有一个字：“云南本人很可能就是当初契丹远征军的后人。”
一个民族的灭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肉体上被消灭，另一种就是记忆被抹去。
契丹人所面对的是第二种方式，即身份被剥夺、文字被废弃、历史被篡改。
但是他们并没有消亡，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生存了下来：用达斡尔族的身份生活在东北的大山大河之间，以“本人”的名义藏匿于云南的崇山峻岭之中，用无数个汉姓分散在中国的大地上千家万户之中。
现在俄罗斯仍然把中国叫做“Китай”，即契丹，这个曾经让整个欧亚大陆为之震惊的名字，并没有消失。
历史并没有中断，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流淌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现代科学用基因的密码来打开被尘封的一页的时候，我们才得知：这150万契丹人没有离开——他们就住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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