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葛亮躬耕地的讨论当中，襄阳一方经常引用通行本《水经注》“沔水又东迳乐山北，沔水又东迳隆中” 作为核心证据，以此证明今日襄阳 “古隆中” 就是东晋习凿齿笔下 “号曰隆中”。但追溯这条史料的源头，最早记载 “乐山（独乐山）” 的是南朝刘宋盛弘之的《荆州记》，其原始地理坐标与今天的古隆中景区存在着无法弥合的硬冲突。把邓城西七里的独乐山，强行嫁接到汉水南岸西南三十里山体之上，正是后世构建 “古隆中” 叙事最关键的一步。

盛弘之《荆州记》留下两条关键记录：其一，邓城西七里有独乐山，诸葛孔明尝登此山作《梁甫吟》；其二，襄阳西北十里许，名为隆中，有孔明宅。

这条史料给出两个不可更改的地理参照原点：参照物一是邓城故城，参照物二是襄阳城。

独乐山距离邓城故城仅七里，隆中在襄阳西北十余里。换算为现代距离，邓城遗址到独乐山古址仅三公里左右；古隆中景区，距离邓城遗址直线距离接近 18 公里，也就是古制四十余里，和史料记载的 “邓城西七里” 相差数十里，方位上一个西北、一个西南，一在汉水以北，一在汉水以南，根本不可能是同一座山。

邓城是汉晋南阳郡邓县县治，遗址就在今天樊城西北，地理位置确凿，没有争议。按照《荆州记》，诸葛亮登而作《梁甫吟》的独乐山，紧挨着邓城西侧，属于南阳邓县地界，和习凿齿 “亮家于南阳之邓县” 的行政归属可以对应上。而今天的古隆中，坐落在汉水南岸，汉代隶属于南郡中庐县，不在邓县管辖范围，距离邓城遥远，方位完全错位。二者地理坐标完全不能重合。

后世通行本《水经注》将 “乐山、隆中” 两段文字编入沔水篇，不少人直接拿来证明今古隆中。但版本学考证表明，唐宋元的古本《水经注》当中，原本没有乐山、隆中大段文字，这一部分是明代朱谋㙔《水经注笺》才补入文本，后经四库戴震校本固化流传，并非北魏郦道元原著原文。也就是说，被反复拿来当铁证的《水经注》隆中条文，本身就是后世依据《荆州记》、习凿齿记载二次加工附会出来的文本，属于二手转述，不能拿来反证地理。

原始史料逻辑本很清晰：

1. 南朝《荆州记》：独乐山在邓城西七里，隆中在襄阳西北，靠近邓城，汉水以北，属邓县；

2. 唐代《元和郡县志》延续：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

3. 南宋《舆地纪胜》继续转录盛弘之《荆州记》：独乐山，邓城西七里，全程没有出现 “西南” 的方位表述。

一直到明初天顺《襄阳郡志》，仍然恪守千年旧记载：隆中山在襄阳西北二十里；伏龙山单独列目，记载为襄阳县西南三十里，两个地名，两座山体，互不混淆。此时伏龙山仅仅拥有一座诸葛庙，是一处独立的祭祀场所，和 “隆中” 名号毫无关联。

真正的篡改发生在明代中后期。伴随着《三国演义》广为流传，诸葛文化的社会热度高涨，汉水西北靠近邓城的古隆中遗迹历经战火荒废，没有实体景观可供凭吊。于是襄阳官修方志开始逐步调整地理记载，开启 “移山换址” 的操作：

第一步，不断修改里程数字，把西南三十里伏龙山，往 “城西二十里” 靠拢；第二步，万历《襄阳府志》完成决定性改动，把原本记载于襄阳西北的隆中山，改写为 “县西三十里”，将伏龙山正式改名为隆中山；删除伏龙山原始条目，把伏龙山诸葛庙的历史全部嫁接过来。自此之后，汉水南岸原本叫伏龙山的山体，窃取了 “隆中山” 名号，后世游人所见的今日 “古隆中” 就此成型。

这就解释了一个核心矛盾：《荆州记》里距离邓城仅七里的独乐山，在后世方志当中，要么方位被悄悄改写，要么里程数字被篡改，甚至出现 “邓城西七十里” 这种明显的文字讹变，目的就是弥合原始史料与现实地理之间巨大的鸿沟，强行把邓城之西的乐山，安放到遥远的西南伏龙山之上。

东汉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界，汉江北为南阳，汉江南为南郡，这是历代地理志共同确认的边界。盛弘之《荆州记》的独乐山‑隆中体系，全部落在汉水北岸邓县境内；而今天的古隆中地处汉水南岸南郡旧地。一北一南，一西北一西南，距离相差数十里。

综上，盛弘之《荆州记》是现存最早记录乐山（独乐山）与隆中的史料，它的地理坐标已经明确告诉我们：\\ 今日襄阳 “古隆中”，并不是南北朝文献记载下那一处靠近邓城、襄阳西北的隆中，也不是诸葛亮登而歌《梁甫吟》的独乐山所在地。\\ 今古隆中，是明代通过修改方志、挪移地名、嫁接古迹，人为制造出来的后世纪念景观。它借用了晋宋古籍的名字，却丢掉了古籍全部的地理边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