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五月，一个六十三岁的江西老农，站在最高检门口。他要找的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
门岗不认识他。
他穿得旧，身上没什么像样证件，嘴里反复说一句话：他是红九军团的人，黄火青是他的老首长。
这话太大了。
一个在江西乡下务农几十年的人，突然跑到北京，说自己是老红军，还要见最高检检察长。换谁听了，都得多问几句。
他没有说话。
他只在门口等。
那一年，黄火青刚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不久。可对肖成佳来说，这不是一位“大官”，而是四十多年前长征路上的政治部主任。
他要的也不是钱。
他要一张证明。
肖成佳十二岁参加革命。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起义后，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肖成佳读过两年私塾，被派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分队，后来做了宣传分队队长。
这支队伍不好带。
它刚从旧军队转过来，士兵、军官、习气、制度，都要重新改造。肖成佳年纪小，能写会讲，跟着政治干部做宣传、演戏、唱歌，白天跑队伍，晚上排节目。
往后，他又调到红九军团政治部宣传分队。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部主任后来是黄火青。长征路上，这支部队常被派去掩护、牵制、断后，离主力远，担子重。
别人记住的是大兵团转移。
肖成佳记住的是一条小路。
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准备再取遵义。红九军团在桐梓一带迟滞敌军，黄火青和罗炳辉接到任务，要派一个排去守住敌援军通往娄山关的小路。
肖成佳本来在等黄火青教歌。
黄火青却点了他。
“小鬼，你带领一个加强排去完成，有没有信心？”
肖成佳愣了一下。他是宣传员，打过仗，可从没带人单独指挥过。
话已经到嘴边了。
“有！保证完成任务！”
凌晨四点，他带着人钻进荆棘里。天冷，草木湿，枪压在身下，人不敢动。
这一趴，就是十多个小时。
傍晚前后，敌人终于来了。大约两个排，沿着小路往娄山关方向走。肖成佳看准距离，下令开火。
枪声一响，手榴弹跟着炸开。
战斗结束后，通讯员喊他：“排长，你负伤了。”
他低头，才觉得右手疼。
第一次带兵打仗，他太紧张，连自己受伤都没觉出来。
傍晚，消息传来，红三军团攻克娄山关。
那条小路，守住了。
可这只是开头。
红军长征继续往前走。四渡赤水后，红九军团又留在乌江北岸，掩护主力行动，单独转战两个多月，一路牵制敌军。
肖成佳后来回忆，那是军团第一次单独行动。
他们离开党中央和毛主席两个多月，转战一千多里。等到五月中旬在西昌追上主力，红九军团还上交了十万银元。
兄弟部队围着他们看稀奇。
“老九真不错啊！”
这一声夸，肖成佳记了一辈子。
可一个人最难证明的，偏偏是自己真正走过的路。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肖成佳调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任青年科长，三过草地。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后，西路军西征。肖成佳又在西路军政治部工作。
古浪一战，打得惨。
红军攻进古浪后，敌军反扑，城外阵地遭到猛烈攻击，战斗转入城内。西路军伤亡很大。
肖成佳全身多处被弹片击中。
卫生员是在死人堆里发现他的。
还有气。
他被背出来，跟着一支六十多人的伤员队伍继续转移。一天夜里，他们到一个小村庄，太累，太冷，也没吃的，倒下就睡。
天亮时，马家军骑兵站在眼前。
刀已经举起来了。
肖成佳强撑着伤站出来，说眼下国共合作抗日，不能再杀红军伤员。
六十多人，保住了命。
可他们没能回到队伍。
一九三八年初，肖成佳被押回江西泰和老家。母亲东拼西凑，拿出三十块大洋，把儿子赎了出来。
他回了乡下。
红军身份，却丢在了路上。
没有档案。
没有介绍信。
没有部队证明。
新中国成立后，肖成佳想恢复老红军身份。可说破嘴，也绕不过那几张纸。
他曾是宣传分队队长，曾在娄山关附近带排阻击，曾随西路军西征，曾在古浪负伤被俘。
这些话，他能讲。
可别人要看材料。
最伤人的两个字，是“逃兵”。
他忍了很多年。
直到一九七八年，黄火青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
肖成佳一下想起了红九军团。
想起了政治部主任。
也想起一首歌。
一九七九年五月，他从江西辗转到北京。兜里钱不多，人生地不熟，北京城又大，他好不容易找到最高检，却进不了门。
他在门口磨了很久。
终于，他进了大院，见到了黄火青。
办公室里，黄火青看着眼前这个满脸风霜的老人，一时认不出来。
四十多年过去，当年的红小鬼，已经老了。
肖成佳急了，赶紧说：“我是三号花机关呀。”
《花机关》是红九军团当年常演的话剧，“三号”是主角，正是肖成佳演的。
黄火青的记忆被这一句撬开。
“唉呀，是你这个小鬼！”
可仅凭一句话，还不够。
黄火青又问他：“你还会唱我教的歌吗？”
肖成佳站在办公室里，唱起那首长征路上的苏联歌曲——《杜娘歌》。
他唱了四十多年。
当年黄火青教他时，用中文标着俄文发音，他未必知道每句是什么意思，可调子、咬字、停顿，他没忘。
歌声一出来，时间就退回去了。
退回到红九军团的宣传队，退回到山路、草地、战斗间隙，退回到那个等着学歌却被派去打阻击的小鬼。
黄火青听完，认下了他。
肖成佳要找的，不是一位检察长。
是能证明他青春的人。
有了黄火青的证明，肖成佳的红军身份终于得到恢复。四十多年里压在身上的那句话，被一首歌一点点挪开。
那天，在最高检的办公室里，一个六十三岁的老人站着唱歌。
黄火青坐在桌前听。
歌声落下，当年的红小鬼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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