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任司令员，一个没等到授衔，两个走进了一九五五年的大授衔名单。新四军第4支队这条线，拎出来看，很不寻常。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安徽巢县东南蒋家河口。
日军汽艇靠岸，第4支队第9团侦察队和第2营第4连埋伏在附近。枪声一响，战斗只打了二十分钟左右，日军第6师团巢县守备队二十余人被全歼，新四军无一伤亡。
这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
带出这支队伍的人，叫高敬亭。
他手里接过来的，不是一支刚从营房里整齐开出来的部队，而是大别山里熬过来的红二十八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长征。山里留下的人，枪少，粮少，敌人多。
一九三五年二月，安徽太湖一带，红二十八军重新组建。高敬亭任军政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
那时候的红二十八军，常常要在山路、密林、村庄之间来回转移。
敌人上山，他们下山；敌人合围，他们分散；敌人松动，他们又收拢。
这支队伍后来留下几句硬办法：“敌情明则打，地形有利则打，伤亡小则打，缴获多则打。”
反过来，就是不打。
这不是漂亮话。
大别山的三年游击战争，靠的就是这些土办法。队伍不能硬拼，拼光了就什么都没有；也不能一散了之，散了就收不回来。
高敬亭心里清楚。
这支红军要活下来，先得拖不垮。
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红二十八军和豫南一带游击武装，改编成新四军第4支队。
新四军初建时有四个支队。第4支队司令员，就是高敬亭。
这支队伍一出山，还是那股山地游击队的劲儿。它不是人数最多的正规军，却是早期新四军里很能打的一支。
蒋家河口一仗后，皖中敌后局面被打开。
第4支队沿合安、合六公路一带活动，破坏交通，袭扰日伪据点，发动群众。队伍很快扩大，影响也跟着起来。
可这条线，转得太急。
一九三九年六月，高敬亭被错杀。
他没有等到后来的授衔，也没有等到自己的问题被重新审视。
第4支队一下子空了。
这不是换一个名字那么简单。高敬亭从红二十八军时期就在这支队伍里，许多干部战士认的是他，熟的是大别山那一套打法。
司令员突然没了，部队思想要稳住，战场也不能停。
这时候，中央想到一个人。
徐海东。
徐海东和鄂豫皖太熟了。他从红二十五军一路打出来，后来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大别山的老底子、红二十五军的老干部、江北这片复杂局面，他都压得住。
一九三九年九月，徐海东到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
他到任后，最要紧的不是摆排场，而是让队伍知道：第4支队还在，仗还要打，方向没有变。
徐海东的身体，其实早已吃不消。
红军时期，他多次负伤，旧伤一直拖着。到华中后，行军、开会、指挥作战，样样都压上来。
一九三九年底，周家岗战斗打响。徐海东指挥部队打击日伪军，这也成为他军事生涯后期极重要的一仗。
可身体没有放过他。
一九四〇年前后，徐海东病倒，被迫离开前线休养。往后多年，他再也没能像过去那样长期回到一线指挥。
第4支队又到了换人的时候。
第三任接手者，是张云逸。
张云逸当时已是新四军参谋长，又在江北主持工作。他比许多将领年长，资历很深，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参加北伐、百色起义，在红军和新四军里都担过重任。
他接过第4支队时，江北局面已经不只是对日作战那么简单。
日伪军要打，国民党顽固派也在制造摩擦。津浦路东、路西的根据地要守，部队还要整编、东进、发展。
张云逸做的，是把散在江北的力量拢起来。
第4支队后来与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等部发展整编，成为新四军第2师的重要基础。皖南事变后，张云逸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继续在淮南坚持抗战。
这时候再看第4支队三任司令员，命运分成两截。
高敬亭从大别山里把红二十八军带出来，又把它带成新四军第4支队，却在一九三九年六月被错杀。
徐海东接手时，靠威望稳住部队，后来因病离开前线。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
张云逸接过江北重担，把第4支队这支老部队继续纳入新四军主力发展脉络。一九五五年，他也被授予大将军衔。
一个名字停在一九三九年。
两个名字走到一九五五年。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高敬亭的问题得到平反，恢复名誉，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张迟到的结论，离蒋家河口那场二十分钟的战斗，已经过去了三十九年。
纸上的名字没有动。
大别山的风，还在那一行字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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