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名军政要员，一下午成了俘虏。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营口，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部。下午两点，城防会议开着，炮声从城外压过来，桌上摊着营口城防图。
王家善中途离席。
副官进来，说有紧急军情电话。王家善刚走出门，会议室四面的窗口，枪口伸了进来。第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交警总队队长李安，还有警察局、银行、电业等机关要员，连椅子都没来得及推开。
会场定住了。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兵变。王家善要拿下的，不只是营口一座城，还有他这支“杂牌部队”的退路。
王家善早年并不是只会看风向的人。
一九三二年，东北沦陷后，巴彦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张甲洲、赵尚志等人筹建巴彦游击队，王家善也在其中，被列为副总指挥之一。那时的队伍条件粗，名号大，枪弹少，可“反满抗日”的旗子举了起来。
这个经历，在他后来的人生里很扎眼。
抗战胜利后，东北局势重新洗牌。王家善进了国民党军系统，驻防营口，部队被编为暂编第五十八师，由第五十二军节制。
“暂编”两个字，听起来只是番号，落到军中就是身份。
营口是辽河入海口，水陆交通方便。谁控住这里，谁就多一条进出东北的门。可第五十八师守的地方大，防区又不好守，吃的、穿的、用的，却处处比不上交警总队。
交警总队驻繁华地段，吃大米白面，用新式装备。
第五十八师守无险可守的防区，军粮不足，装备多是修理过的旧货。
账算到这里，很多官兵心里已经有了疙瘩。
更要命的是，一九四七年十月，辽南部队攻打营口时，第五十八师内部已有军官想推动王家善起义。事情泄露后，王家善没有把人交出去，而是设法把相关人员送出营口。
这一手，很险。
他若真铁了心站在国民党方面那边，这几个人就很难活着离城。
辽南情报站很快盯住了这条缝。
东北局社会部成立以石迪为负责人的辽南情报站，任务很清楚：策动第五十八师起义。突破口先放在第三团团长戴逢源身上。
高文浩化装成卖炭商贩，几次进营口。戴逢源起初不放心，后来看到张海涛的印章，才松了口。印章是旧物，却比一大篇劝降书更管用。
人情、旧部、番号、出路，全拧在一起。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高文浩再入营口。戴逢源派人出城接洽，又把高文浩引到王家善面前。王家善最担心的，不是话说得好听，而是条件能不能落地。
他要见能拍板的人。
二月二十三日，大石桥谈判。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到场，王家善派侄子、作战科科长王文祥参加。条件摆上桌：起义部队保留建制，编为解放军一个独立师；起义官兵既往不咎；愿意回家的发路费；三日内起义。
王家善接受了。
这一天以后，营口城里表面照旧，暗处的绳子已经收紧。
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围城部队发起佯攻。王家善也摆出死守架势，炮声、枪声一起响，城里的人听着像真打，实际交战双方没有伤亡。
他还请郑明新视察阵地。
郑明新看完阵地，下午两点到师部开城防会议。能叫来的要员，差不多都到齐了。城防图摆着，电话响着，门外是王家善的人。
副官进门。
紧急军情电话。
王家善离开会场。
下一刻，枪口从窗口伸进来，警卫和士兵控制住各处出口。郑明新、李安等三十六名军政要员，全成了俘虏。
刀没有出鞘，局已经翻了。
当晚七点，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营口上空。这是约定好的信号。
第五十八师第一团撤出阵地，向大石桥开拔；第二团解除宪兵队、野炮连、警察局等武装；第三团配合解放军攻击交警总队。
交警总队还想撑。
起义部队左臂系白布条作识别暗号，可对方很快也绑上白布条。阵地上一乱，敌我难分，解放军便让第五十八师第三团撤出，改用炮火攻击。
到二月二十六日清晨，营口城的枪声渐渐停下。
第五十八师八千余人起义，营口守敌被全歼，另俘三千余人。营口第三次解放。
王家善这一步，常被讲成临阵倒戈。可把时间往前推，能看到另一条线：营口被国民党方面控制期间，港口停滞，物价飞涨，市民大量逃亡；为修城防，民众被强征破冰开沟，辽河边天天有人倒下。
城在耗，人也在耗。
第五十八师这支部队，守的是最吃力的地方，拿的是最差的装备；王家善这个师长，有番号，有军衔，却没有真正的信任。
大石桥那张谈判桌，给了他最后一条路。
起义后，第五十八师被编为东北军区独立第五师。后来，这支部队又进入人民解放军序列，继续参加后来的作战任务。
王家善也从旧军人队伍里转了身。
一九五五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许多从不同道路走来的将领，站到同一套军衔制度之下。王家善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
营口师部那间会议室，最关键的不是枪口有多少支，而是门关上以后，旧东北的一支部队没有再回头。
二月二十五日夜，辽河口的风从城防工事上刮过去，三颗红色信号弹落尽，王家善带着第五十八师的人，向大石桥方向开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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