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篇文章，估计少不了会被诟病“给苏联和斯大林洗白”，但它却是建立在史料上的。
读完它，或许会很大程度上颠覆您对那段历史的认知。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纳粹德国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4时45分，德军对波兰不宣而战；16天后，苏军从另一个方向进入波兰。
9月28日，两国签下《苏德友好与边境条约》，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
如今来看，这就是一次有预谋的利益瓜分；尤其是苏联为了利益，竟与法西斯势力媾和，这更让人不齿。
可您知道，作为苏联的敌人，英国人是如何评价此事的吗？
1939年10月1日，当时还是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在广播讲话中说：“苏联人在波兰东部挡住了纳粹分子，但愿他们是作为我们的盟友而这样做的……”
英国首相张伯伦则在下议院当众表示：“苏联占领了波兰的一部分来防备德国，这是必要的。”
1939年8月23深夜，他接见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双方草拟了协议文本。与正式签约现场的历史照片所呈现的不同，这场会谈的气氛十分冷淡。
里宾特洛甫的助手回忆称：他们本来想在文件中加一些有关“苏德两国友好关系”的描述，却遭到斯大林当场反对。
后者用非常粗俗却直接的话形容了两国间真正的关系：苏联在被纳粹政府劈头盖脸地倾倒了六年大粪，决不能突然间将一份友好宣言拿到群众面前。
这其实就是《苏德友好条约》以及苏德“盟友关系”的一个缩影：很大程度上讲，跟纳粹德国瓜分波兰，斯大林是被逼的。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咱们可以把一个常见的历史常识性错误作为切入点。
如今有人遗憾：“纳粹”是“民族社会主义”，既然也是“社会主义”，跟苏联算得上“自家人”，当年为什么不一直结盟到底，直到把英法美资本主义从物理层面消灭呢？
对这个问题，苏联的领导者们早有回答。
托洛茨基在1938年的《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第四国际的任务》中提到：“人民阵线（即议会民主制）和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两大最后政治手段。”
也就是说，所谓“民族社会主义”并非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
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即便是布哈林这样相对的“温和派”，都承认苏德见的利益冲突是直接的、不可避免的。
当时苏联高层主流观点认为，德国会在充分消化西欧后，才会将枪口对准苏联；斯大林却坚信局势要紧迫的多：英法一定会不择手段地让德国率先发动对苏战争。
接下来是笔者想要解释的一个核心问题：“绥靖”只是手段，并非目的。
1936年3月7日，德军排派出3个营约3000名士兵进入莱茵非军事区。
按照《凡尔赛和约》，英法有权直接出兵。可双方在交换完意见后，竟双双装傻充愣，还主动设法替德国开脱：那些并非军队，而是警察。
两国高层担心，小小的军事冲突会引发全面战争。
事后希特勒承认：“进军莱茵兰之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
面对强大的法军，当时的德军连有限抵抗都做不到。法国出兵，德军只能撤退，之前所有努力将化为泡影，纳粹的扩张路线就此中断。
以上出自元首的首席翻译官保罗·施密特的战后回忆录。
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紧接着在捷克斯洛伐克炮制苏台德日耳曼人危机。此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恐慌。
如何处理这一麻烦，美、苏、英法的态度各不相同。
美国人不惧战争，自信凭借自己的实力足以应对一切麻烦，因此在德国问题上并不积极，仍秉持尖锐的反苏姿态。
苏联方面，斯大林担心国家是否有能力抵挡住德军的冲击，尤其是在刚刚经历了那场政治灾难，军队指挥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不过，此时他手中还握着一张王牌。
早在1935年5月，苏联就分别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三方约定，只要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任一国家入侵，苏联和法国都有义务出兵支援。
重要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本身并不弱。
该国拥有常备陆军21万，全面动员后可扩充到120万左右；号称“欧洲兵工厂”，拥有完整的军工体系，武器装备精良，且在苏台德山区有着绵延350公里的山地防线，密布永备防御工事。
有说捷克斯洛伐克是当时的“世界第七军事强国”，英法苏若将其作为阻挠德国进一步扩张的支点，便有着巨大的操作空间。
眼下纳粹德国已染指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拿着条约找法国兑现承诺时，结果却令人震惊。
法国政府直接摆烂，要求收回其条约义务；英方更是直接表示：如果法国参与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我们是不会支持的。
斯大林并不气馁，几番提出新的集体防御方案，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相当打脸：1938年9月28日，在完全撇下苏联的情况下，英法独自参加了慕尼黑会议，最终将捷克斯洛伐克拱手让给纳粹德国。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过程中，苏联是唯一建议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
1939年3月15日，德军开进布拉格，正式将捷克斯洛伐克纳入版图。斯大林立马分别向英法政府发出邀请，提议召开英、法、苏、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六国会议商讨反制措施。
英国首相张伯伦却回复道：时机还未成熟。
此后，德国吞并了立陶宛主要港口城市麦默尔，并且开始在德波边境线上陈兵，意图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但泽。
到1939年4月中旬，已有7个德军师在边境线上蓄势而发。
此刻，英法国内舆论发生转向。
通过民意测试，有约92%的英国人赞同与苏联结盟；政坛上的类似声音则更大。5月7日，丘吉尔在下议院公开提议，要求联手苏联对付德国。
1939年5月25日，英法两国驻苏联大使终于接到指示，要求他们与苏联政府接触，商讨“结盟”事宜。
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只是绥靖派的“缓兵之计”，他们狠狠地摆了苏联人一道。
与苏联谈判的两个多月里，英法政府的态度用一个字就能概括——“拖”。
我们举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7月底，纳粹德国对但泽走廊志在必得，斯大林趁机再向英法两国提议，派代表来莫斯科商讨共同保卫欧洲的事宜。
结果您猜英法是怎么做的？一口答应，实则10天后才派出代表团，还故意挑了到莫斯科最长的交通路线。
即便如此，苏联方面依旧为这次会谈展现出了巨大诚意，高层领导几乎尽数出席。
时任国防人民委员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还带着苏军高层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们，向英法代表团讲述了完整计划。
苏方设想：一旦德国入侵波兰，苏联可以派出两支军队，一支向北部的东普鲁士发起进攻，另一支则借道波兰，直取德国中部。
也就是说，苏联愿意承担主要义务，英法只负责协助就够了——相比于此前的集体防御，这已经让了不知多少步。
英法代表表示，他们需要向本国政府征求意见，结果征求了半天也没能拿出任何结果，只丢下一句“波兰不同意接受苏联援助”，谈判便宣告破裂。
苏联人总算看出来了：眼前这伙人根本无权决定任何事情，他们就是英法政府抛出来平息国内舆论的。
伏罗希洛夫真被气得够呛，在随后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狠批英法态度轻浮，弄个假谈判来坑人。
这也是斯大林最后一次为缔结“英法苏机体防御体系”而做出努力，笔者算了一下，文献中呈现出的相关努力，前后加起来起码有四五次。
就这么说：如果把当时的局势搞成一个策略游戏，你去扮演斯大林，非得给英法气得少吃两碗饭。而后者的表现，充分诠释了何谓“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的这套“集体防御”策略完全打在了七寸上。
希特勒对英法苏的这次会谈非常忌惮，他本来打算赶在三方出结果前发动对波兰的入侵，日期大概在1939年8月20日。
不过，他还是先给斯大林发了封电报，试探性提出展开外交会谈。令他惊喜的是，此前对法西斯一向态度强硬的斯大林，这一回居然同意了。
这段历史时期，英法决策层呈现出的软弱无能，给人一种“我上我也行”的感觉，那么这两大欧洲霸主的领袖们当真如此低能吗？
笔者认为，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英法依旧有着高明的战略构想。
斯大林曾说：“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几个区让给德国，作为它保证向苏联发动战争的奖赏。”这句话便可以概括笔者想要表达的观点。
对于纳粹德国，英法并非不敢打，而是打不起。事实上，他们对德国也有针对性的军事部署。
1939年8月23日，得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后，波兰立马向“老大哥”英法寻求帮助。法国陆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元帅却拍着胸脯表示，他们足够应对。
“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第15天起，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
由此可见，两国对自身实力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此外，英法显然将本国的厌战情绪带入到了德国人视角中——后者在一战中损失更大，对战争的态度恐怕只会更加谨慎。
总之，英法或许有这样的判断：希特勒在攫取利益的同时，也会尽可能避免战争。
这就是张伯伦和达拉第大搞绥靖的“底气”。
而在处理方向上，英法和苏联也很不一样。
斯大林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多用一套“拉一派打一派”的办法，先不惜手段解决迫在眉睫的威胁，再腾出手来处理其他敌人。
显然，他沿用了这套策略。
英法则是将自己与苏、德视作水火难容的三足之势：纳粹德国是敌人，红色苏联也是敌人，两边我们还都惹不起，为什么不让他们两个先干一场呢？
你们德国人不是要“生存空间”吗？都尽管拿去。
我个人认为，某种角度而言，绥靖政策反倒是一种“积极”手段：英法在刻意迎合希特勒野心，快速消耗掉西欧的利益空间——等西边的利益空间啃食殆尽，德国自然会调头朝向东边。
相比英法，苏联在对法西斯势力的态度上是强硬的，一旦双方出现直接的利益冲突，极易擦枪走火，继而引发全面战争。
这就是英法高层最害怕的，他们却想让它在苏德之间上演。
强大的苏联足以消耗掉纳粹德国扩张的锋芒，等双方斗个两败俱伤，英法再站出来收拾残局，不但让本国置身于战争之外，还避免了一场世界大战；最关键的是，这一切都是以牺牲苏联人的生命为代价实现的。
试想，一旦这套战略成为现实，后世该如何评价张伯伦、法拉第的操作？
理想不可谓不美满，只是英法低估了希特勒的赌徒心态和野心，最终玩脱了。
1939年7月的那次会谈后，在英法一再的羞辱下，斯大林彻底放弃了对这两国的幻想，转而接受了德国递来的橄榄枝。
他并不情愿与法西斯结盟，在损失外交筹码的同时也会落下话柄；但他也清楚，如果不与德国结盟，苏联在国际社会上相当于陷入彻底的孤立状态。
另一方面，他也将同德国结盟、共同瓜分波兰视作阻止德国向东扩张的一种另类手段。
传记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著作《斯大林时代》中写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出兵波兰）这件事是在最恰当的时机做的。”
要知道，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出兵时，莫斯科给出的回答是“再等等”；眼看胜局已定，你这赶忙出兵摘桃子，是不是有点太不厚道了？
可事实上，安娜的这番话并非阴阳苏联人坐享其成，其中的“恰当时机”，指的是波军失败、波兰流亡政府尚未形成，而德军也没有完全掌控局势的节点，苏军趁虚而入，与德军形成对峙，以占领的波兰土地作为缓冲，同时借助“盟友”身份阻止纳粹进一步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从未指望一纸和约就能完全避免战争，他只是借此拖延德军的步伐，为备战争取时间。
此后，斯大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新的堡垒，放弃老边境线上的“斯大林防线”，构筑新的“莫洛托夫防线”。
总的来说，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各国都站在本国的立场上，用各自的手段维护己方利益。成王败寇，失败者的策略如今看来或许有些抽象，但不该被简单地视作愚蠢。
乍看斯大林，似乎是这场博弈中唯一清醒者，可他做的“蠢事”同样不少。
别的不说，就看他当时搞得那些武器装备吧：KV系列坦克、T-26轻型坦克、T-35重型坦克等等，大多是被设计用来防御、支撑战线的；为数不多的带有进攻色彩的武器，如BT系列快速坦克，在苏军高层的预案中，也更多的是被用于侧翼警戒和反冲击，或是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1940年的国际劳动节，苏军还特意拿这些武器装备办了一场盛大的阅兵，邀请了各国代表观看，大秀肌肉，岂料弄巧成拙。在场的德国武官看后立马向希特勒汇报：苏军外强中干，这仗可打。
如今来看，这些玩意儿一出生产线就注定是淘汰货。可其中一部分确实在抵挡德军的进攻中有着亮眼发挥。
《德国国防军第6装甲师战斗简史》中提到：在立陶宛，他们遭遇了一种“怪物”，有着高耸的炮台和厚得看不见血条的装甲。
德军第41装甲军军长的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上将直言苏军开挂：“我们的火炮向不断逼近的‘怪物’进行三方向射击，但这根本就没用，而我们的坦克像骨牌一样不断被打倒……”
Pzkpfw-35（t）坦克对其开炮，37mm炮弹打在其装甲上，连个弹痕都留不下来。
这“怪物”更是创造了“以一敌德军一个营”、“身中70多发炮弹装甲仍完好无损”等惊人奇迹，而它就是KV-2重型坦克。
某种意义上讲，这何尝不算是一种成功呢？
此前笔者也曾一味诟病当时苏联高层的军事理念陈旧不堪，刻意打压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等军事天才，使苏军错失了在30年代中期便真正实现强大的机会。如今看来，它有着它的理由。
剥离历史背景去讨论历史问题，往往会得到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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