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31日上午十点，南京羊皮巷一带的军法会审法庭里，警戒森严。

被带上来的那个人，面带笑容，腰板挺得笔直。他刚才在候审室里，依照程序摘下了领章、肩章和佩剑——这是囚犯该有的规矩。可他走进法庭时，步子迈得依旧是从前那个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步子。

审判长李烈钧示意他坐下。看在他是陆军上将、所犯又属"未遂"的份上，这位审判长打算给足对方面子。可张学良摆了摆手，始终鹄立，没坐。

这一站，气场先赢了一半。

李烈钧不是一般人。早年追随孙中山，民国二年在江西湖口举兵讨袁，是国民党内资历极深的老革命。让他来审张学良，蒋介石的用意再明显不过——找一个反过袁世凯、根正苗红的老国民党人，来给"叛变"定调。

可蒋介石大概没算到，他挑中的这个审判长，骨子里是个老实人，还是个有点侠气的老实人。

庭审按部就班地走。李烈钧翻开了《陆海空军刑法》，指着"胁迫统帅"的条款问："你怎敢出此大举动？"

张学良答得从容："完全出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

李烈钧又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自己所为？"

张学良把胸口一挺："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自作自当，我决非任何人所能指使的人。"

答到这里，气氛还算绷得住。可接下来，张学良忽然话锋一转，笑眯眯地抛出来一句：

"现在我想问审判长一句话，可以吗？"

李烈钧说："可以。"

"民国二年，审判长曾在江西举兵讨伐袁世凯，有无其事？"

李烈钧不知道这位少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照实答："有。"

"申讨袁世凯，是否为了打倒专横独断呢？"

"正是。"

张学良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掷地有声："我在西安的所为，正是对中央的专政独裁，冀求有所谏正耳！"

法庭里一下子静了。

这句话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戳中了李烈钧最没法反驳的地方。你当年反袁世凯，说的是"反专制"；我今天反中央独断，说的也是"反独断"。你反你的上司，是革命元勋；我反我的上司，就是囚犯？

李烈钧下不了台了。他怎么办呢？他拍了桌子。

"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你不自省冒昧，演成西安事变，自寻末路，夫复谁尤？"

旁边的审判官朱培德、鹿钟麟一看情况不妙——李烈钧本身有高血压，这再吵下去怕是要出事——赶紧打圆场："先休息休息。"于是休庭片刻，让李烈钧去休息室喘口气。

可就是这么一场闹剧般的庭审下来，李烈钧心里对张学良的赏识，反倒压不住了。

庭审结束后，李烈钧坐在回程的车上，摇着头，叹着气，跟同行的人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

"张学良，真不愧为雨亭（张作霖的字）的儿子！"

这句话后来被张学良自己知道了。晚年在台湾，他跟采访者说起这段往事，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他骂我，他说蒋先生不是袁世凯。嘻嘻，我说的那句话他明白。"然后他又补了一句，"我非常喜欢、很满意李协和先生说的那句话——'不愧为张作霖的儿子'。"

张学良满意，是因为这句话点透了他的底色：他干的这事，荒唐也好，莽撞也好，但动机干净，胆气够硬，是东北那片黑土地上出来的汉子，没丢他爹的人。

可这份"不愧"，换来的不是宽恕。

当天，高等军法会审宣判：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四天之后，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判了十年，赦了；赦了，但不放。一句"严加管束"，没有期限。

宋子文、宋美龄、端纳这些人看到这道命令，哭笑不得。这哪是赦免，分明是另一副手铐。

张学良后来在软禁中写过五封遗书，料定自己可能"某一天突然消失"。他从三十六岁那年被押进溪口，再出来时，已经是白发苍苍。这一"管束"，就是半个多世纪。

而那位在法庭上被他将了一军的李烈钧，私下里跟人说过真话："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演这出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

戏是演给外人看的。可戏台上那一问一答里的肝胆，两个当事人心里都明镜似的。

一个敢问，问得理直气壮；一个敢夸，夸得心服口服。乱世里的体面，也就剩这么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