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江岸边一片五百多万平方米的台地,从东晋常璩写下“宕渠盖为故賨国”开始,历代方志都标注这里有一座消失的古賨城。《水经注》《太平寰宇记》反复提及流江县东北存有賨城旧址,但漫长岁月里,只停留在文字记录,没有实物能精准锁定城池确切地界。川东民间流传着土溪镇坝田之下埋藏古城的说法,考古勘探持续数十年,直到2017年,城坝遗址郭家台宫殿建筑区,清理出十余枚刻有“宕渠”阳文隶书的灰陶瓦当,文字与遗迹对应,文献记载终于有了实打实的文物佐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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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瓦当直径15.5厘米,泥质灰陶质地,“宕渠”二字竖排居中,外围环绕短线与乳丁纹饰,形制对标中原汉代郡县级官署专用瓦件。秦汉时期,普通民居瓦当多为云纹、鸟兽纹样,只有县府、官署等高等级建筑,才允许烧制带有本地地名的文字瓦。这批瓦当集中出土于城内大型夯土台基周边,足以证明这片区域正是秦汉宕渠县衙核心办公区,直接印证秦惠王三十一年设立宕渠县的史料记录,也把先秦賨国都城、秦汉宕渠县城两处古籍地名,统一锁定在城坝这一处遗址之内 。

一、古籍里的賨人族群,与宕渠地名的由来

賨人,史书又称板楯蛮,是巴文化重要分支,世代聚居渠江、渝水两岸。《后汉书·南蛮列传》记载,秦昭王时期,賨人射杀为祸秦巴的白虎,朝廷与七大賨姓部族刻石立盟,约定赋税优待,每年缴纳的赋税名为“賨钱”,族群因此得名。武王伐纣时賨人随军出征,前歌后舞击溃商军;楚汉相争时,賨人武装作为刘邦先锋平定关中,独特的巴渝舞被纳入汉代宫廷礼乐;三国时期,宕渠出身的王平统领无当飞军,这支精锐部队主力同样由賨人构成。

古籍对賨人都城的记载始终模糊。《华阳国志》记载长老口述古賨国存在,却没有标注具体坐标;唐宋地理典籍只给出大致方位,田野间汉阙、青铜残片只能佐证此地曾有古族群活动,无法确认城池建制。部分研究者推测,先秦賨城与秦汉宕渠县治分属两处地点,两地相隔数十里,直到文字瓦当出土,才推翻这种猜想,证实城坝一地延续八百年城市文明,从春秋战国賨国聚落,到秦代郡县,再到东汉冯绲扩建的车骑城,脉络完整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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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瓦当文字背后:中原制度与賨人本土文明的交融

“宕渠”隶书字体完全遵循秦统一后的文字规范,书写工整规范,是中原隶书体系,但瓦当边缘的乳丁、短线装饰,区别于关中、中原官瓦制式,带有川东本土陶器纹饰特征。这种文字与纹样的结合,直观呈现秦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模式。

秦设立宕渠县后,并未强行改造賨人原有族群体系,延续部族首领自治,依靠盟约维系族群稳定,同时推行书同文、郡县制度。遗址同步出土数百枚汉代简牍,户籍、赋税、识字课本一应俱全,简牍文字与瓦当字体风格统一,说明当地賨民已经普遍学习中原文字,纳入王朝户籍管理体系。

城内同时出土战国賨人王族船棺墓葬,墓中虎钮錞于、青铜编钟成套礼器,是先秦賨人贵族专属器物;不远处就是汉代官署建筑、津关码头、官营窑场。两种文明遗存层层叠压在同一片地层,瓦当上简单两个汉字,成为两种文化交融最直观的物证。目前学界认为,宕渠城是中原郡县制度落地西南的典型样本,以文字建筑构件,完成中央政令与地方土著族群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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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枚瓦当,还原两千年前宕渠普通人的日常

文字瓦当属于官方建筑构件,烧制、运输、铺设都依靠本地工匠、徭役百姓完成。窑场区发掘出大量残次瓦坯,能看到工匠手工刻画文字留下的深浅不一痕迹,没有统一模具标准化生产,每一枚瓦当的字形都存在细微差别,是当地陶工亲手模印。

汉代宕渠城内生活分层清晰:县衙官吏使用刻有地名的官瓦,普通百姓房屋仅使用素面、花鸟纹瓦;城外农田出土铁犁、陶仓简牍,记录农户田亩、牲畜数量;津关遗址留存过关记录简,往来商贾、百姓渡河都需要登记报备。

賨人部族没有专属成熟文字体系,族群内部交流依靠口头传唱、符号陶器,进入秦汉郡县体系后,汉字通过官署建筑、课本简牍普及开来。村落百姓进城服役、缴纳赋税、参与市集交易,都会接触刻有“宕渠”二字的官式建筑,两个汉字成为整个区域身份标识。东晋末年战乱,城池荒废,泥土掩埋瓦石,直到两千年后重见天日,把当年一城百姓的生活轨迹重新串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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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来不是史书里单一的族群传说,也不是王侯将相的征伐记录。城坝遗址泥土里破碎的陶瓦,上面简简单单两个隶书汉字,串联起古籍记载、族群迁徙、郡县治理、普通人劳作生存的完整链条。

那些烧制瓦当的陶工,居住在城内的賨人农户,驻守津关的小吏,随军征战的賨族兵士,他们没有名字载入典籍,却亲手留下了属于宕渠城的文字印记。一座古城的兴衰,藏在屋檐瓦头的文字之间,所谓文明传承,本就是无数普通人,在时代规则下,留下的细碎、真实的生活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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