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固然是“宫体”最主要的文体,却不见得是“宫体”的唯一。“宫体”在南朝各体文字都有所蔓衍,首要便是赋。倪璠《注释庾集题辞》称庾信之文:

若夫《三春》《七夕》之章,《荡子》《鸳鸯》之赋,《灯》前可出丽人,《镜》中惟有好面,此当时宫体之文。

提出了“宫体之文”这个概念。

汉魏南北朝时,多有拟古赋,宋王楙这样说模拟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情况:

自宋玉《好色赋》,相如拟之为《美人赋》,蔡邕又拟之为《协和赋》,曹植为《静思赋》,陈琳为《止欲赋》,王粲为《闲邪赋》,应玚为《正情赋》,张华为《永怀赋》,江淹为《丽色赋》,沈约为《丽人赋》,展转规仿,以至于今。

江淹之前的这些作品的叙写模式,一方面铺叙美色动人的娇艳,另一方面讲要抑制交往,所以有“止欲”“闲邪”“正情”之称,即“劝百而讽一”。但是,到了江淹《丽色赋》,就改变了写法,先铺叙女色,再写“宋大夫耀影汰迹,萦魂洒魄,赏以双珠,赐以合璧,拂巫荡祝,永为上客”,落实到女性在男性生活中的地位。沈约丽人赋》,铺叙女子的美貌,又写实际的男女交往,所谓“响罗衣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中步襜而一息,顺长廊而回归”以及“薄暮延伫,宵分乃至。出暗入光,含羞隐媚”云云,从娇羞写到“来脱薄妆,去留余腻”,写到了床笫之间。这就可称典型的“宫体之文”了。

南朝还有一些赋是以咏物为依托,大致写法是前半段写物,后半段写女性。或是咏禽鸟如《鸳鸯赋》系列,或是直接描摹妇女生活用品的赋,如萧纲《眼明囊赋》、庾信《镜赋》、刘缓《照镜赋》,都是引向直接使用这些物品的女性。咏赋在创始流行时,有的传统题材就是叙写女性及其活动的,南朝时,又有新的内容、新的写法,这就是“宫体”时代特色。如《文选》“音乐”类赋,诸赋多有描写美女的演奏表演、舞蹈表演,而萧纲《舞赋》末几句“眄鼓微吟,回巾自拥。发乱难持,簪低易捧,牵恃其思,怀娇知宠”,以娇姿叙写点明男女情感的交流,这也应该是“宫体”特色。

以咏物叙写女性的情爱行为与情感,如萧纲《对烛赋》,烛台形状的“眠龙傍绕,倒凤双安”是一种暗示或比拟,落实到“回照金屏里,脉脉两相看”。又如庾信《灯赋》,先是咏灯,然后写灯前女子的情感。南朝又有“荡子”系列的赋作,江淹《倡妇自悲赋》、梁元帝萧绎《荡妇秋思赋》、庾信《荡子赋》,当然是直接写男女之间的。南朝咏节气的赋作,也很具“宫体之文”的意味。如庾信《春赋》,先写明媚春光,再写男女交往活动,什么“日晚河边多解神”“三晡未醉莫还家”,什么“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以及“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都具挑逗、诱惑意味。

不仅仅是赋有“宫体”,南朝时“宫体”在各种文体中都有所蔓衍。如“连珠”中的描绘女色,吴均《连珠》云:

盖闻艳丽居身,而以娥眉入妒,贞华照物,而以绝等见猜。是以班姬辞宠,非无妖冶之色;扬子守玄,岂乏炫曜之才。

这是拿女性的“色”与“才”说事,叙写“艳丽”“娥眉”“妖冶”等女性容貌,可说是受时代影响。甚至有些“连珠”标明为“艳体”,如刘孝仪《探物作艳体连珠》,以“妾闻”替代“臣闻”,一叙女性的姿丽天成,二叙女性的“芳性深情”,全为宫体诗描摹女色及女性活动的本色。

又如“表”,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称之为“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多用于陈请谢贺。而江总《为陈六宫谢表》,注明为“谢表”,笔力却着重描摹女性姿容、神态、心绪,写得无比美艳,与宫体诗如出一辙。

又如“书”,本是特别自我化的,但南朝偏偏多有请人代为作书给自己妻子的情形。这些文字多卖弄笔墨,以妇人容貌、神色描摹呈现艳情。像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伏知道《为王宽与妇义安主书》、庾信《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之类,大概是出于他人写来可以无所顾忌地描摹叙写的缘故吧!其他如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其中写道“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云云,许梿《六朝文絜》评价该文时把它与宫体诗并列起来:

貌无停趣,态有遗妍,眉色粉痕,至今尚留纸上。设与美人晨妆、倡妇怨情诸什连而读之,当如荀令君坐席,三日犹香。

又如“启”,庾肩吾《谢东宫赉内人春衣启》写道:“阶边细草,犹推綟叶之光;户前桃树,反讶蓝花之色。遂得裾飞合燕,领斗分鸾,试顾采薪,皆成留客。”庾肩吾重在写女性春衣以引起人们对女性的遐想。

又如“序”,徐陵《玉台新咏序》则全力描摹一位“丽人”。

又如“铭”,历来是十分庄重的文体。徐陵《后堂望美人山铭》,其中云“禁苑斜通,春人恒聚,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诸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回”,全是描写美人。梁简文帝《行雨山铭》,从题目就可见是吟咏男女交往。庾信《梁东宫行雨山铭》,有“佳人无数,神女羞来”云云。

又如“令”,梁元帝《耕种令》,钱锺书称:“此《令》直似士女相约游春小简,官样文章而佻浮失礼。”

“宫体”文学由诗而赋,逐渐渗透到各种文学体裁,其承咏物而来,以女性为主要书写对象,至陈朝而“放荡”“淫靡”,背离了中国古典文学“乐而不淫”“温柔敦厚”的传统,“亡国之音”的性质注定了这种文学的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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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台烟雨:南朝诗人的绮丽人生》,胡大雷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来源:胡大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