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出生率持续下滑，西班牙仅1.1，美国降至1.6，远低于2.1更替水平。
- 低生育率冲击养老金和劳动力供给，代际契约承压，政府却难以扭转趋势。
- 高房价、晚育、事业优先等多因素叠加，年轻人普遍想要两个孩子却一再推迟。
- 德国托育、匈牙利补贴和意大利宣传效果有限，至今少有政策真正拉升生育率。
- 西班牙靠移民支撑人口增长，卢顿则显示多元移民能提振生育，也引发反弹。
曾推动繁荣的代际契约，正在走向瓦解。
在西班牙北部，维拉尔德沃斯这个小村庄仿佛被时间遗忘，坐落在荒草丛生的丘陵间。它就像一扇窗口，预示着人口未来的趋势。
6月的一个早晨，雅伊萨·费雷罗·科利亚索开始了她的英语课，教室里只有8个孩子。最大的上六年级，最小的四年级。30岁的她说，把他们放在一起上课并不容易，但人数实在太少，无法分班。
1974年，为维拉尔德沃斯及周边村庄的700名儿童建起了罗多尔福·努涅斯·罗德里格斯幼儿和小学。如今，从学前班到六年级，全校仅有31名学生。
除了上课铃声，学校异常安静，即便在课间也是如此。这种寂静蔓延到整个村庄。巷道里多是老人，许多房屋已经废弃，门上挂着“出售”的牌子。
虽然维拉尔德沃斯是一个极端案例，但并非孤例。整个欧洲都面临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以及年轻劳动力减少的问题。
现代福利国家建立在代际契约之上：今天的劳动者为老年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买单，期望未来会有新人为自己承担同样的责任。
然而，低生育率正在挑战这一契约。大批人口接近退休，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养老金改革早已成为欧洲的棘手议题之一，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也令人担忧。随着人口继续老化，政治压力只会增加。
这迫使各国政府面对一个紧迫问题：如何说服人们多生孩子？如果不能，移民能否平衡人口失衡？
出生率为何下降
要在没有移民流入的情况下长期维持人口稳定，女性平均需生育2.1个孩子。欧盟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总和生育率为1.34。
西班牙是欧洲主要国家中最低的，仅为1.1，而且还在下降。
美国的情况稍好，生育率长期高于欧洲，但也低于更替水平。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2024年美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6。
出生率下降的问题曾被忽视，因为其影响往往几十年后才显现：出生人数减少，大约一代人后才会导致劳动力短缺。等到学校空置、养老金体系承压时，人口趋势早已定型。
相比东亚部分地区，欧洲和美国似乎没那么脆弱。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对此有多种解释。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家凯伦·本杰明·古佐认为，美国生育率下降部分反映了公共卫生的成功：美国在减少少女怀孕和非意愿生育方面做得更好。但大西洋两岸的情况大体相似。
住房昂贵、女性优先考虑事业、男性成熟较晚、宗教影响力下降、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削弱人际关系、对气候变化的恐惧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每种假说都有支持者和证据，但没有哪一种能单独解释这场下滑。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贝尔凯·奥兹詹强调，生育率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劳动力市场不稳定、高房价、价值观变化、受教育时间延长，以及对子女期待的提高，都是原因。
这些因素的共同结果是推迟生育。调查显示，年轻人平均仍希望有大约两个孩子。但奥兹詹指出，很多人会等到在职业、经济和情感上都准备好后，才考虑生育，而这往往比计划中等待得更久。
维也纳大学人口学家埃娃·博若昂对此表示认同，她自己也经历了推迟生育的困扰。34岁时，她和伴侣开始尝试要孩子，直到5年后才成功。
博若昂长期研究晚育，她说：“我34岁开始尝试时，从没想过自己会遇到困难。”
推迟生育不仅是富裕城市职业人群的现象。“如今，各个社会阶层都能观察到这种推迟。”
辅助生殖技术可能带来虚假的安心感。它或许能提高受孕几率，但无法保证生育成功，也不能完全抵消年龄带来的影响。“它具有侵入性，”她说，“费用高，制造不平等，能负担得起的人并不多。当然，它也经常失败。”
孩子的成本
生育问题揭示了一个基本的经济矛盾：孩子对福利国家至关重要，但对抚养他们的家庭来说，经济上却并不划算。
过去，孩子提供劳动力，并在父母年老时提供保障。在现代福利国家中，这种角色基本消失。博若昂说：“尽管生孩子对福利体系运转是必要的，但在家庭内部，孩子并不具备经济功能。”
无论孩子能带来多少意义和满足感，养育孩子都很昂贵，可能打断职业发展，降低终身收入。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后，在美国，一个中产家庭抚养一个孩子大约要花费32万美元。
在英国，反贫困慈善机构估计这一成本约为25万英镑。对于只关心退休后财务安全的家庭来说，这笔钱如果用于储蓄和投资，经济回报可能更高。
但对于单个家庭来说理性的选择，若在整个社会中普遍出现，就可能造成损害。
德国联邦人口研究所研究主任马丁·布亚德在他的办公室里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生活质量并不主要取决于总人口数量。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与退休人口的比例。
“如果大致保持平衡，经济和福利体系就能运转，”布亚德说，“如果年轻人很少，而退休的人很多，情况就会变得棘手。”
寻找解决方案
在维拉尔德沃斯，雅伊萨·费雷罗·科利亚索下课后仍留在教室里，谈起了自己的打算。她没有孩子，她的女性朋友也都没有孩子。
“我们工作，工作完以后想找点乐子，或者留些时间给自己。”她说。
科利亚索和朋友们有时也会讨论组建家庭，但她担心成为母亲意味着必须放弃很多东西。“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就不能再继续现在的生活了。”她说。她也担心怀孕会改变自己的身体。
欧洲各国政府多年来一直试图让这样的决定更容易作出，但至今没有哪个国家找到可靠的方法，能够扭转生育率下滑。
20年前，德国大幅扩充了3岁以下儿童的托育服务。这项改革最初主要是为了缩小原西德与东德之间的差距。此后几年，德国生育率从大约1.4升至约1.6。但随后增势消退，生育率再次下滑。到2025年，已降至新的历史低点1.32。
匈牙利更多依赖经济激励。前总理欧尔班·维克托领导的政府自称“非自由主义”，向父母提供奖金和税收优惠，包括对生育4个及以上子女的母亲免征个人所得税。匈牙利生育率从2010年代初的大约1.25升至2021年的约1.6，之后又回落到大约1.4。
劝导式宣传的效果也并不好。2016年，意大利推出“生育日”宣传活动。其中一则广告是一名年轻女性手持沙漏，旁边写着：“美丽没有年龄，生育有。”这场活动引发广泛愤怒。
博若昂说：“要设计这样的宣传活动非常困难。如果你在较晚阶段告诉女性，若不在某个年龄前开始生育，将来就会遇到困难，那么她们会开始感到内疚和焦虑。”
她对政策效果的评价相当严厉。“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真正能提高生育率的措施。”她说，“有些政策可以为生育创造较为合理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政策，某些地方的生育率可能会更低。但它们很少真正成为推动生育率上升的动力。”
移民这一替代方案
有一种应对方式在人口数字上确实改变了局面，而家庭政策和税收激励未能做到这一点：移民。西班牙或许是最明显的例子。
按其出生率推算，这个国家本应在萎缩。但事实上，西班牙人口已从10年前的4650万增长到如今接近5000万。西班牙知名商学院埃萨德的分析显示，2019年至2024年间，外国出生劳动者贡献了西班牙就业增长的70%以上。
不过，西班牙的移民政策难以在欧洲其他国家复制。该国近年来的大部分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尤其是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以西班牙语为母语，基督教占主导地位。这并不意味着融入会自动发生，但确实让事情更容易一些。
而在欧洲许多其他地方，移民更难被吸纳。新来者往往缺乏语言能力、职业资质或文化熟悉度，因此更难迅速找到工作并安顿下来。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社会的移民，也比西班牙接纳的拉美移民遭遇更强烈的政治和社会反弹。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首相佩德罗·桑切斯比多数欧洲领导人更愿意接受大规模移民。桑切斯认为，西班牙需要更年轻的劳动者，来维持经济增长和福利国家运转。西班牙政府最近启动了欧洲规模最大的无证移民合法化项目之一。到7月初，已有120万人提出申请。
但移民解决了一道人口问题，也制造了另一道政治难题。桑切斯的批评者认为，政府只计算了移民带来的经济收益，却低估了住房、学校和公共服务承受的压力，也低估了融入和社会凝聚面临的困难。
西班牙保守派反对党和右翼政党“呼声党”指责桑切斯是在奖励非法移民。呼声党领导人圣地亚哥·阿瓦斯卡尔称，政府正在制造“拉力效应”，并加速他所说的“入侵”。
最近发生在休达的危机表明，在欧洲，移民问题已经具有多么强的政治爆炸性。休达是西班牙位于摩洛哥北部海岸的一块飞地。7月下旬，数以万计的移民几乎全是年轻男性，他们进入当地，令地方当局不堪重负。事件中的一些因素仍有争议，包括摩洛哥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但政治反弹来得非常快：欧盟27国中有22国领导人签署联名信，警告马德里宽松的政策可能制造针对非法移民的“拉力因素”，并给其他成员国带来压力。
这种批评背后，是公众对大规模移民日益增长的怀疑。伦敦民调机构舆观近期调查发现，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和丹麦，多数受访者都认为，过去10年的移民规模过高。在美国，大约一半人口支持将移民遣返回原籍国。
这场争议短期内不会平息。正如出生率崩塌的后果需要几十年才会完全显现，大规模移民的长期影响同样是缓慢展开的。
更新与抵触
距离维拉尔德沃斯以北1350公里、乘火车距伦敦仅半小时的英国卢顿，呈现出欧洲人口未来的另一幅图景。这座英格兰城市人口略低于25万。2024年，卢顿总和生育率为2.0，是全国最高水平，而英国全国约为1.4。
市政府提供的数据表明，一个重要差异在于，卢顿女性往往更早生育。当地三分之一的新生儿出生于25岁至29岁的母亲，而整个英格兰这一比例为四分之一。相比之下，35岁至39岁女性生育在全国所占比重高于卢顿。
移民是这一模式的核心。卢顿地方议会向媒体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卢顿出生婴儿中，有三分之二的母亲出生于国外。而在整个英格兰，这一比例约为三分之一。
领导地方议会的工党政治人物塔赫米娜·萨利姆把卢顿形容为“高度多元，并以此为荣”。她出生在谢菲尔德，父母来自旁遮普。她认为，这座城市之所以吸引家庭，是因为这里仍有工作机会，包括国际机场带来的岗位，同时住房价格又低于伦敦。她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身穿猩红色阅兵制服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画像。
这种多样性在伯里公园社区最为明显，许多较新的家庭定居于此。当地商店、旅行社和宗教机构，反映出这一地区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及其与南亚等地的联系。戴头巾和面纱的女性随处可见。旅行社宣传前往麦加朝觐和副朝，杂货店出售清真食品。
卢顿也说明了，大规模移民可能引发怎样的政治反弹。
在萨利姆看来，移民让这座城市更年轻，也更开放。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卢顿象征着一个在人口和文化上都变得面目全非的国家。
英国民间组织“英国防卫联盟”于2009年在卢顿兴起，成员多来自足球激进球迷圈层，主要围绕反移民和反伊斯兰展开动员。其最知名的领导人斯蒂芬·亚克斯利-列农，也就是更广为人知的“汤米·罗宾逊”，同样来自卢顿。罗宾逊正是围绕这些议题建立起自己的政治身份。
如今，他的影响力早已超出家乡。2026年5月，罗宾逊在伦敦举行的一场“联合王国”集会上吸引了大约60000名支持者，这表明最初在卢顿等地被动员起来的不满，已经演变成全国性的政治力量。此前一年的9月，另一场规模更大的集会吸引了约110000人参加，科技富豪埃隆·马斯克还通过视频连线出席。马斯克曾多次在自己的社交平台X上放大罗宾逊的议程。
卢顿市中心非营利机构“发现伊斯兰公共信息中心”的志愿者哈姆扎·帕克说：“汤米时不时会带着摄像机和外国记者来挑衅我们，但他没有得逞。”
政策的边界
回到维拉尔德沃斯，市长塔马拉·巴尔沃亚·加西亚看着本地的人口金字塔。在1598名居民中，14岁及以下的只有66人，60岁及以上的超过960人。平均每1名儿童或青少年，对应的几乎是15名老年人。
加西亚说，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这座村庄最终将失去未来。但她坚持认为，衰退并非不可避免。当地政府帮助返乡者和新来者寻找住房和工作，尤其是在农业、葡萄酒生产和养老护理领域。尽管人口在减少，这里仍有一家超市、一家药房、一个足球场、一个露天游泳池、几家酒吧、一家银行网点，当然还有那所班级规模极小的学校。
当地一家名为“敞开之门”的非营利机构，在维持这座小城活力的努力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负责本地办公室的社会教育工作者安德烈娅·罗德里格斯介绍说，该机构曾帮助一个移民家庭在村里安顿下来：母亲受过护士培训，很快找到了工作；父亲先被安排做卡车司机，后来又做了面包师；他们的孩子则进入了课后项目。
罗德里格斯自己的人生，也正是“敞开之门”希望实现的样子。她年轻时离开维拉尔德沃斯去接受培训，后来又回到了这里。4年前，她花92000欧元买下一套房子。
当记者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时，罗德里格斯笑了起来：“而且房子状况还不错呢。”
和市长、那位学校老师以及村里许多其他女性不同，罗德里格斯有一个孩子，一个4岁的女儿。
还没等记者问她是否打算再生一个，她就先回答了。
“一个孩子就够了。”
作者：马克·费利克斯·塞劳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The West’s Demographic Math No Longer Adds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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