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夏末，江南，嘉定县。
大炮轰塌了城墙。
脑后留着辫子的士兵涌入。
拿着棍棒、晾衣杆抵抗的男女老幼，被一个个砍倒。
眼见大势已去，侯峒曾走下城楼，回到家中。
拜过祖宗牌位——他来到池塘边。
整理衣冠。
闭目。
跳了下去。
他本可以尽早逃走，但他没有。
因为他曾是家乡的骄傲：考过进士，做过官，是诗人，是书法家……
他经营的产业养活了城里无数人。
正是在他的鼓舞和组织下，那些原本懵懵懂懂的市民，才拿起武器反抗杀进来的铁骑。
现在打输了，他自然不可能独自求活。
之后发生的事，在历史上被称为"嘉定三屠"。
为了镇压嘉定人的顽强抵抗，清军在一个月内先后三次屠城。
据后世地方志记载，遇难人数可能多达二十万，城中人口损失超过七成。
而侯峒曾，其实不是溺死的。
他还有半口气时，被清军从池里捞上来，乱刀分尸。
— — —
同一时刻，隔着八千公里，另一场战争正在收尾。
英国的内战。
以中国历史的逻辑看，这场战争很奇特：
挑战王权的不是军阀、亲王或权臣，而是商人和乡绅。
国王要打仗、要养宫廷、要给宠臣分封，处处需要钱。
在英国，这些钱必须经过大商人和乡绅们拍板。
这批人组成了议会，通过投票一次次否决国王的命令。
这么来来回回，谁也说服不了谁。
到1642年，只能用枪说话。
结果是，几年后，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
1649年1月30日，伦敦，白厅街。
刑场就搭在王宫窗外的空地上——
查理一世过去常站在这扇窗前眺望伦敦，
他大概从没想过，自己最后会死在这里。
行刑台上放着断头砧板，和一把座椅。
这是给国王最后的优待。
下午一点，在两万人的围观下，行刑开始。
第一斧砍下去，没断。
斧头嵌进肉里，刽子手费了好大劲才拔出来。
第二斧，彻底斩断。
刽子手拎起头颅，对人群高喊：
"看，暴君的头颅！"
人群当场炸开。
最靠近高台的是议会军的士兵，一个个面无表情。
再远一点，是大商人、乡绅——
他们大多压着笑，或面带愉快，更多人长长舒了一口气。
再远一点，街道两边的窗户上、屋顶上、远处的酒馆里，
挤着普通市民、学徒和贵族。
人群的情绪两极分化：
有人当场哭出来，有人尖叫，有人昏厥过去；
但更多的人是震撼——
公开处死国王，这在欧洲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但有一个人站在人群里，脸上的表情比谁都复杂。
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商人，裹着厚斗篷，手心出汗。
据后世记载，当时伦敦有一位叫托马斯的商人——
他是伦敦的治安官，绸布商同业公会的骨干，
做呢绒出口起家，包税致富，身家数万英镑。
更重要的是，他是议会派的债主之一——
换句话说，他是这场战争的投资人之一。
投资当然有回报。
最直接的回报是：这一年底，他当上了伦敦市长。
— — —
第一章
一、同人不同命
侯峒曾和托马斯这两个人，以现代眼光看很相似。
从身份上来看，他们在各自意识形态里都是"正途精英"。
侯峒曾是进士，正统的儒家士大夫，
在江西当过提学参议——
在进士堆里，也算儒学功底深厚的那一类。
辞官回乡后，必然是嘉定当地知识界的扛鼎人物。
托马斯则是清教徒中的精英。
清教和明后期的阳明学有些相似，
都主张反对权威、全民读经。
托马斯组织行会礼拜，资助清教牧师，
把成员输送到市议会和议会里去，
是公会会长级的人物。
从职业上来说，都是商人兼地主，还代理官府税收。
侯峒曾放本收布、收田租、经手赋税徭役——
他是江南棉布产业链上的资金方，
又是替官府办事的中介。
他同时是商人、地主、地方代理人的混合体。
托马斯做呢绒出口、包税、向议会放债——
他同时是出口商、税务掮客、议会债权人。
两人都是从"做生意"起步，
一步步爬进了各自社会最顶层的权力圈。
他们也都有局限性和短板。
侯峒曾不是顶级官僚，
他的舞台是嘉定，是乡里，是科举门生网络的最外圈。
在嘉定、乃至整个江南，他有影响力，
但他影响不了国家决策。
托马斯也不是议会里那种能调动军队的铁腕军政强人。
他是商人、公会骨干、市议员、市长——
在伦敦的权力结构里，他举足轻重，
但单凭他自己不能调动军队。
他能借给议会钱，但不能命令议会如何花钱。
两人都是在"自己的阶层里很耀眼，但够不到顶层决策"的中间人物。
当大时代的风雨吹到身边时，
这两个人又都决定去做些什么。
结局截然不同。
谁能把影响力变成枪
来复盘下那段历史。
1644年4月25日
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上吊。
5月27日
破北京才一个月，山海关大战爆发，多尔衮联合吴三桂击败李自成。
当时形势是这样的：北方是清朝与李自成的大顺。而南方特别是江南这一块仍然是明朝控制中。
6月19日
又过一个月。
由于崇祯的三个儿子一个都没跑出来，
南京的官员便拥立福王朱由崧当了新皇帝——
他是崇祯的堂兄，历史上被称为弘光帝。
同年夏秋
弘光新政权里，阉党和东林依旧争斗不休，
而军队的分裂比政界更严重：
弘光朝的军队分成江北四镇
（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
和武昌的左良玉，
彼此争斗不休——
这是比南宋更糟糕的局面。
1645年3月底
武昌的左良玉与南京朝廷正式决裂，
起兵从武昌向东攻向南京，要"清君侧"，
南京朝廷只得调动原本守在北方的重兵去防守。
4月初
清军看到机会，开始南下进攻南京，
沿途明军纷纷投降。
5月20日
扬州失守，史可法殉国；
随后是"扬州十日"。
6月8日
南京守军投降，弘光帝出逃，不久被俘，
弘光政权正式灭亡。
7月8日
清廷颁布剃发令，
下令江南各地十日内全部剃发。
8月
嘉定侯峒曾等人抗拒剃发，起兵守城。
清军破城后先后三次屠城，
现在有个问题，江南作为当时可能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区，，为什么没法用来保护自己？
先看养一支当时顶尖的军队要多少钱。
据清初定制估算：
养活十二万八旗大军，
年需饷银约二百四十万两，
粮三百万石。
再看江南士绅手里有多少。
据学界估算：
工商业年产值，两千到三千万两；
士绅年收入，约五百万两；
粮食年租入，约一千五百万石；
囤积留存，不少于六百万石。
也就是说：
不动用储蓄，仅拿出年利润，
江南士绅就能养两支八旗。
换句话说：江南士绅一年的闲钱，够养两支八旗。但他们连两千人的李成栋都挡不住。
为什么？
第二章
原因不在有没有钱，
而在于：
征税权和养兵权，这两样东西，都不在士绅手里。
先说朝廷这一面——
朝廷不信任江南士绅。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140个府一共缴纳田赋2900多万石，
而苏州一府就交了280多万石。
如果加上松江、常州、嘉兴、湖州，
五府加浙江，整个江南交了全国的1/4。
时人说"苏松财赋半天下"，虽有夸张，但差得不远。
因此同时期朱元璋还定过一条祖律：
江南人不许在户部当官。
户部是管国家财政的，
让江南人管理国家财政，给家乡开后门怎么办？
从明初的朱元璋，再到200年后的张居正，
打压和限制江南士绅的影响力，实例屡见不鲜。
管钱的衙门不让江南人坐进去——
征税权，堵死了。
这还不够，
明朝的军事制度也刻意避免让江南士绅沾边。
明朝的卫所，全国铺开有三千多个。
可到了财赋重地，嘉兴、湖州，加起来只有三个千户所。
金山卫建在杭州湾北岸，
史书说它"固苏州、松江之藩篱，
坚嘉兴、湖州、杭州三郡之门户"——
藩篱和门户，都在外围；
而在江南最富裕的核心区里，不设卫所。
那是江南核心区没有国防需求吗？
当然不是，倭寇当然是哪里富便哪里去。
最后剿灭倭寇的戚继光是山东军户出身。
他家是武职世家，世代练武。
戚继光的将才是卫所制度里长出来的。
而江南没有卫所，没有军户，没有这套传承基因。
戚继光到江南抗倭，
却发现在太湖平原找不到合适兵源。
最后到浙江义乌和丽水等山地才找到。
而在最富裕的太湖平原，
十几代人接触不到兵事，
只会读书经商，
没有武人生长的土壤。
在明代，江南人一向被认为是文弱。
但这又何尝不是制度设计的结果？
养兵权，也堵死了。
前面说了明朝对江南士绅的防备，
但江南士绅对明朝也谈不上忠诚。
先说"优免"。
这是朝廷给读书人的特权：
有功名的，免一部分粮和丁。
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
还没当上官的进士，也免三千多亩；
举人免一千二百亩；
连生员都有八十亩。
由此衍生出来的逃税技术，
精巧到今天的会计师事务所都要赞叹不已。
明朝的士绅把这套规则玩得精熟。
读书人个个都是双面人，
在朝堂上口口声声说自己精忠报国。
下了朝堂却一个个想着各种钻制度空子给自家捞银子。
江南的士绅们终明一世，
都在致力于掏空朝廷的税基。
到了万历和天启年间，
国家财政渐渐困顿，
皇帝们想绕过复杂的官僚迷宫，
派太监到江南额外收税。
士绅们自然不会同意。
当时江南经济结构已经变了。
大批农田不种粮，改种棉花，
然后制成布，销往全国。
出现了一大批不以种粮为主业的家族——
比如我们文章开始的侯家。
这些大家族号称自己是耕读传家，
一边派子弟参加科举争取免税，
另一边又大量兼并土地扩大棉布生产，
经营各种商铺甚至放贷。
国家要打辽东女真加战争税都加不到他们头上来，
反正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
这批人，后来被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骨子里是江南工商士绅的政治代表。
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坚持阻挡皇帝在商业方面加税，
反对太监绕过朝堂到江南来收税。
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
本质上是和皇帝争夺财赋话语权的战争——
说到底，争夺的就是征税权。
所以说
崇祯皇帝留给李自成的遗言中说"群臣个个可杀"。
这位38岁的亡国之君，
在一生的最后时刻对士绅恨之入骨。
历来有两种看法：
一是明朝亡于万历，一是明朝亡于东林。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
我们转到同期的英国，
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国王也要打仗，也需要钱。
伦敦的士绅们也不愿意出钱，
最后比明朝闹得还大，直接爆发了内战。
明朝皇帝与江南士绅的斗争最后谁都没赢，
英国士绅对英国国王的战争却是士绅赢了。
为什么？
英国士绅们有两项权利会让江南士绅羡慕不已。
英国的传统，是地方士绅们拥有征税权与地方养兵权。
征税权先不谈，养兵权是怎么来的？
在英国的历史上，
地方士绅们一直都拥有召集当地自由民组成民兵保卫家乡的权力。
这项传统甚至比英国当时都铎王朝历史更早。
从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的民兵传统一路长出来，
到亨利八世正式设立"郡长"职位，
郡民兵的指挥官一直是本地士绅。
所以到查理一世跟议会翻脸的时候，
议会手里不但拥有"不让你征税"这张牌，
他们手里还有地方民兵的指挥权。
于是内战一开打，议会自己征税，自己拨款，
把各郡现成的民兵拢起来，发饷整编，
变成新模范军。
几年后，议会靠这套机制打赢内战，
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
而明朝皇帝从士绅那里收不到税收，
又不许士绅碰养兵权，
结果打不赢战争，越拖越烂，
最后李自成和清兵先后占据北京。
江南士绅除了凑钱迎奉，毫无抵抗之力。
朝廷穷死，士绅等死。
可话说回来——
就算朝廷和士绅手拉手和好了，
士绅就真能站起来吗？
别忘了，士绅们脚下还站着另一群人。
第三章 士绅脚下踩着火药
侯峒曾投池时，城外正在发生另一场战争——不是抗清，是抗他。
侯峒曾这人虽然后世被称为忠臣义士，
但他们这批江南士绅——
那个时代脑袋最灵活、最富裕的人——
在军事上是极度无能的。
因为他们的对手名义上虽然也属于清兵，
但并不是那支入关的八旗劲旅，
而是明军降将李成栋部。
李成栋这个人有意思。
他原本属于河南的明军，本部只有两三千人。
在明末大乱中，这个小军头到处见风使舵当墙头草，
不断转换门庭：
先后加入李自成军、南明弘光政权、清朝，
最后又加入南明永历政权。
如果最后不是行军时淹死了，
说不定还会继续转换门庭。
他的核心兵力也就是那两三千河南兵，
到了江南才临时招募增加到五千人。
但也就是这几千老兵油子，
在两个多月里攻占了吴淞、上海、嘉定、松江府城、金山卫，
击溃南明水师与各路乡兵义师，
消灭淞沪地区上十万的抗清作战力量，
制造了嘉定三屠。
与江南名士相比，堪称绝世名将。
原因是什么呢？
江南社会各个阶层虽然都想抗清，
但真的是一盘散沙。
李成栋攻击嘉定时，
城内有侯峒曾等士绅组织的数千守军；
城外实际上还有号称十余万由乡民组成的乡兵，
这些乡兵在野外打游击，
消灭了好几股小批清军，
李成栋一度非常头疼。
但当乡兵们提出来和侯峒曾等人合作抗清时，
却被拒绝了！
侯峒曾视乡兵领袖为"微贱"之辈，
连正眼都懒得瞧，
更谈不上信任与合作。
等到李成栋击溃了乡兵，
转过来攻击嘉定县城时，
士绅们才发现嘉定城没有任何人懂得守城。
虽然聚集了几千民团，
但居然连粮食和薪材都不够。
士绅们自己都找不出一个最高指挥官，
最后只得四个城门每个委任一个士绅来守门。
这样打仗不败才怪。
为什么士绅们不相信乡兵？
并不奇怪。
同时期在南翔县城，
乡兵们诬陷士绅是叛徒，
还没打清兵就先抄了士绅的家。
清兵都发现了士绅与百姓的矛盾，
有清兵在交战时大喊着要乡兵交出秀才，
乡兵们就自己把士绅秀才们绑起来交给清兵。
士绅和乡兵，不是盟友，是仇人。
现在把镜头转开，看另一个国家，同一年代。
英国议会军的士兵是什么人？
自耕农、工匠、学徒——
自由人，社会的底层。
他们跟士绅和大商人之间确实也有矛盾，
但矛盾是"蛋糕怎么分"。
英国的穷人和商人，可以结成同盟，
争权利，争利益。
士绅和商人们出钱，
而底层百姓组成了军队，
一起打垮了英国国王。
中国的奴仆呢？
卖身契一签，子子孙孙是财产。
士绅跟他们之间，
没有"联手"这个选项，
只有"服从"或"造反"。
17世纪的明朝中国，
虽然是世界经济大国、文化大国，
科技方面也谈不上落后西方很多，
但在社会的脆弱性上却是不堪一击的房子。
小冰河期造成了明朝灭亡？
小冰河期只影响东亚一个地方么？
八旗是很强，
但强得过蒙古、辽金、匈奴？
万历年间，日本都能出动十几万大军跨海进攻朝鲜，
明朝虽然最终打赢了，
但为什么不能出动大军反攻日本？
原因就是因为社会和国家有巨大的裂痕，
太脆弱了。
也有人说，
如果明朝皇权当时开明一点，
和江南士绅合作一下，
可以演变成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问题不仅出在皇权和士绅之间，
也存在于士绅和百姓之间。
士绅们太不把普通民众当人了。
在明末士绅反清的同时，奴仆们也在到处发动奴变，反对士绅。
直到最后两股人被清朝用武力一起荡平。
所以满清也不仅仅是"灭了"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
是把正在挣脱束缚的人，
重新按回了旧秩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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