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随薛岳所部追堵红军长征的见闻》中有这样一段话：“薛岳部自从江西出发到进到贵阳时止，仅一个营在镇远附近与红军后卫部队有过一次小接触，其余全部是送行到贵州的。用当时薛岳官兵自嘲话说就是‘一路送行到贵阳’，‘拾马屎，拾烂草鞋，拾到乌江’，‘追，追，追死自己为止’等等。当时红军在沿途写的标语如‘有劳远送了’，‘活捉王家烈，拖死薛伯陵’等等，确实打动了薛部官兵的心。”
这篇文章，是吴奇伟第四军参谋魏鉴贤根据他和副军长陈芝鑫的亲见亲闻写成的，细看之下我们不能不对这样三个问题产生兴趣：薛岳带着十个师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既然没有经过激烈的大规模战斗，为什么完成“追击（送行）”任务后，就只剩下五万半死不活的残兵败将了？老蒋和薛岳在“追击”的过程中犯了哪些低级错误？这些错误是无心之过还是有意为之？
薛岳的部队一开始有十万大军，最后只剩下五万人，此事在《随薛岳所部追堵红军长征的见闻》（本文黑体字均出于此文）中说得很清楚：“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蒋介石指定薛岳担任‘追剿’总指挥，拨归他指挥的部队有：第四军吴奇伟部，第五军（薛兼军长），第三十六军周浑元部，以及刘建绪的三个师，总数不下十万人。在跟追途中，薛岳部队虽未与红军作过战，八个师的番号虽然依旧，兵力却剩下不足五万了。”
据魏鉴贤回忆，薛岳其实是不想当什么“追剿总指挥”的，所以受命之初很不愉快，他认为老蒋派给的三个师，并没有几个能听自己指挥，还不如让陈诚直接指挥，但老蒋表示陈诚另有重任，还是由薛岳当指挥官，把红军追进广东，然后陈诚再带领更多兵力，跟进——追红军事小，能让“中央军”有理由进入广东才是最终目的。
接到命令的薛岳心领神会，于十月下旬先后由江西沙溪、龙冈等地出发，向万安、遂川地区集结，却没想到老蒋为了迫使红军进入广东布下的三道防线全部被突破，红军根本就没想进入广东：“薛岳得悉红军主力已通过余汉谋部防线，先头部队于二十六日到达大庾，正向湘粤边境西进中。薛岳寄希望于第二及第三防线，希望湘军刘建绪部能守住第二道防线。但是，刘部纷纷从汝城前线败退下来，逐步转移阵地，所谓第二第三道防线作战计划，又成一纸空文。薛岳眼见红军突破一、二、三道防线，不能实现他入粤汁则，在衡阳曾打电报给陈诚表示不干。”
老蒋和陈诚好说歹说，薛岳才表示勉为其难，但老蒋又同时任命何健为总指挥，改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刘建绪为副总指挥——何薛二人原本就不对付，薛岳根本就不想受何键指挥。
老蒋构筑的三道防线一捅就破，广东军阀重新构筑防线，桂系也派出十多个团主力集结在湘桂边境，阻拦红军是假，不让老蒋的嫡系部队进入两广才知真——周浑元先头部队两个连刚进入湘桂边境的文市，就被桂军缴了枪，而红军则从蓝山、宁远分兵西进直出清水关，通过湘桂公路，继向贵州前进。
老蒋这时候对红军的动向又出现了误判，他以为红军是要与湘西红军会合，在湘鄂川黔边区重建根据地。
在错误的判断下，老蒋命令薛岳把所属部队分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以第四军为基干，以吴奇伟为指挥官，第二纵队以三十六军为基干，以周浑元为指挥官，“作战任务”就是跟随红军进入贵州：“两个纵队均在红军的右侧后，相距红军甚远，直至贵州边境，没有与红军接触过。 ”
薛岳一路不远不近地跟着红军，虽然进入广西截断了广西与贵州运输鸦片烟的通道，控制了贵州的鸦片税收，也掐住了王家烈的脖子，但自己的部队也逃散了很多，吴奇伟的第四军损失尤为惨重，从江西出发时每个连有一百二十人，但进入贵阳的时候，一个连最多只有七八十人，少的只有四五十人，为此薛岳在沿途设立了很多仓库来存放武器和被服：“这不是说他们枪弹增多了，而是士兵逃散了，留下枪弹没有人背。”
薛岳等于“兵不血刃”进入贵阳，并没有继续前进，而是以劳师远征，亟需休整为由报请请老蒋，令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红军警戒，同时请求老蒋补发已经积欠了好几个月的军饷——连属于老蒋嫡系的薛岳部尚且连欠好几个月军饷，其他部队那就更不用说了。
地方军阀部队可以“就地取材”或“做生意”维持，属于“客军”的薛岳部没有老蒋拨钱，下级军官和士兵食不果腹，自然要四散奔逃，薛岳没办法也只能从王家烈等地头蛇身上想办法了。
薛岳能收拾王家烈，却对红军的动向判断频频失误：“蒋介石和薛岳等莫名其妙，摸不清头脑。他们对红军的意图各有各的看法。四川方面认为红军占领桐梓后可能北攻重庆，因此要求薛岳将主力控置在乌江沿岸及赤水河一带，配合重庆方面布置围攻。薛岳则认为红军不会攻重庆，而可能绕道黔东空隙地带南下迁回攻击贵阳。他主张把主力配备在贵阳及乌江南岸地区，确保贵阳安全，相机进击。”
薛岳命令吴奇伟部抢渡乌江，结果吴奇伟刚渡过乌江就被打得焦头烂额，想撤退薛岳还不让，吴奇伟率卫士数十人退到刀靶水（离乌江渡约十五里）的时候，红军已经追了上来，吴奇伟仰天长叹：“好！我就死在这里吧！”
薛岳的意思是让吴奇伟跟红军打一仗再撤，这样他们逃往的士兵和丢弃的弹药就可以报“战损”，但吴奇伟根本就不想真打，他听见枪声就开跑，而且是腿软得需要卫士架着跑：“枪声越来越近，情势紧迫、就招呼他的卫士挟着他向乌江渡走，他过桥之后，聚集在渡口北岸附近的辎重队伍，看见军长渡江了，一拥而过，桥头的秩序顿时大乱，使守桥部队无法维持，败兵拥挤抢渡，桥上官兵大叫起来。大家回头一望，知道浮桥已经压断了，有很多人跌入江中急流，不知其生死如何。（王家烈说是吴奇伟下令砍断桥索的）”
吴奇伟的部队没有跟红军交火就折损这么多，他伤心得“以双手掩眼，不敢观看”，因为桥断而隔在北岸的一千多人，只能沿河西逃，居然从另一个渡口逃回乌江南岸，由此可见当时并没有红军主力对吴奇伟部发动总攻，吴部是自己吓唬自己，最后成了惊弓之鸟，就像汉中之战的曹操主力一样，被一身是胆的赵子龙追得“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
吴奇伟好不容易逃回乌江南岸，一面收容残部一面派人过江侦察，侦查结果令他哭笑不得无地自容：由刀靶水至懒板凳沿途未见红军，问从遵义出来的老百姓，都说红军已向东开去。
吴奇伟还算老实，他如实将情况上报薛岳，薛岳在电话里告诉他怎么说：这是假情报，根据空军侦察，自遵义战后，红军即移向鸭溪陆续西行，就是要与吴奇伟纵队和周浑元纵队决战，你们遇到的就是红军主力！
薛岳和吴奇伟夸大战情，老蒋也被忽悠懵了，他急忙调遣川军滇军配合薛岳行动，并亲自到贵阳指挥，结果红军忽东忽西，老蒋在贵阳一日数惊匆匆逃离，魏鉴贤和陈芝鑫只能苦笑：“自从红军进入贵州之后，直至红军到四川会理，漫长的战略行动中，蒋、薛对情况的判断从来就没有一次是对的。”
当年老蒋和薛岳至少五次判断失误：第一次，红军初入黔东时，他们判断红军要向北进攻，与湘西红军会合，红军却西进占据镇远、黄平；第二次，红军到镇远、黄平后，判断红军将西取贵阳，红军却又北渡乌江进取遵义；第三次，红军占领遵义、桐梓后，他们判断红军要攻击重庆，策应川北红军或乘隙攻击贵阳，而红军却又西渡赤水河，向四川泸州前进；第四次，红军在赤水河地区活动一个多月，往复四渡赤水，判断红军一定要渡长江攻四川，而红军却又东进黔北，再占桐梓、遵义；第五次，红军到达贵阳附近，他们判断红军必攻贵阳，而红军却又绕过贵阳折向西南前进。
一连五次判断失误，老蒋和薛岳被刷得团团转，薛岳只能躺平：“这一系列错误的判断，使薛部军官早已失去信心，以后薛总部干脆不作什么判断了，红军到了哪里，就报道到哪里。这些情况，也只能靠飞机侦察取得。要是气候不好，飞机不利于出动，连取得这些情报也不可能，有时好几天不知道红军到哪里去了。”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薛岳盲人骑瞎马，就连吴奇伟也称（装）病留在贵阳，而把部队交给陈芝鑫指挥——连主力军长、纵队指挥官都消极避战，各部官兵抱病、落伍、逃亡的就更多了。
薛岳部将无战心兵无斗志，红军在前面吃掉地方保安团后补充粮食弹药，龙云则把滇军集中在昆明等大城市，严禁“中央军”进入：“薛部一直跟在红军的右侧后前进，由于士气低落，行动缓慢，到达昆明附近时，已落后于红军数天路程了。薛岳进入云南前，曾派出代表去昆明与龙云打通关节。薛岳在昆明住了两天，备受龙云的丰盛招待，彼此投机，结成了拜把兄弟，龙云为大哥，从此两人就称兄道弟起来。尽管称兄道弟，龙云仍然不许一个‘中央军’进入昆明。第四军广东官兵，莫不大骂龙云。”
陈芝鑫说红军在云南“如入无人之境”，龙云把云南部队集中昆明及附近各大城市，一防红军吃掉，二防“中央军”进城，甚至薛岳部想过金沙江继续“追击”红军，也得不到任何支持，吴奇伟部（实际指挥官为陈芝鑫，薛岳亲自坐镇）渡金沙江的时候，只能依靠两条小船，日夜不停往返运输，一天也运不过去一个师，等他们全部渡江，已经跟红军相距七天以上路程了。
薛岳连共军的后卫部队都看不到，关键时刻又做出了一个要命的错误决定：五月份的云贵高原应该是比较凉爽的，可是金沙江至会理一带却非常炎热，薛岳在会理下令官兵解下冬服轻装前进。
薛岳的总部和第四军走大相岭的一路，部队经过大相岭时，山上还有积雪，于是包括薛岳在内，大家只能挨冻了：“薛部官兵，衣装单薄，士兵冻死，沿途都有。薛岳自己也只好披上马背用的垫毡，爬过大相岭。过后清点人马，每连冻伤冻死的多则二十余人，少则十余人，加上沿途逃亡、病、伤以及厌战自杀、枪伤、借故离队等等，每连剩下人数，最多不过六、七十人。”
薛岳的部队，就是被红军生生拖垮的，虽然大规模战斗极少，但十万大军却折损了一半以上，薛岳的“追击”也成了“送行”，这才有了后来“薛伯陵免送”之说，读者诸君看了相关人员的回忆，对薛岳薛伯陵在“追击”红军过程中的表现，又会作何评价？十万蒋军有这么多“非战斗减员”，真正该打板子的，是老蒋还是薛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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