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堂屋的墙上，至今还挂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爷爷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站在公社大门口，身后是那间土坯房办公室。老爷子在世时，总爱坐在院里那把藤椅上眯着眼睛回忆往事。

“那会儿，咱们公社满打满算就十八个人。”他掰着手指头给我数，“书记、副书记、妇女主任、公安特派员、会计……拢共就这些。早上在田埂上开个会，下午就得去找老乡家丢的牛，晚上还要劝打架的夫妻。有一回老王家媳妇闹脾气跑了，全公社的人打着手电筒满山找。”

爷爷说那时候妇女主任一边奶孩子一边劝和打架的夫妻，公安特派员整天忙着抓偷鸡贼，书记不仅要管公章，还得带头下地挣工分。全公社唯一一辆自行车，谁有急事谁骑。十八个人管着上万人的吃喝拉撒，忙归忙，但谁家有个什么事，推开门就能找到人。

如今，那个公社早改成了镇。我表哥是副镇长，他的办公室在镇政府三楼，手下管着七个科室，全镇公职人员——行政编、事业编加上各类聘用人员——拢共快两百号人了。办公楼气派明亮，每人一台电脑，前两年还招了几个985毕业的年轻人。

可去年我去找他，他正对着电脑批文件，手边堆着半米高的材料。“人多了，事反而更忙了。”他苦笑着给我看日程表，“今天三个会，明天迎检，后天还要搞乡村振兴调研。”

同样是人多了，为什么反而更忙了？

表哥给我算了一笔账：过去十八个人能运转，因为任务简单——抓生产、收公粮、调解纠纷。现在一个镇要管的事复杂多了：招商引资、环境保护、信访维稳、安全生产、乡村振兴、文旅开发……仅乡村振兴一项，就要做产业规划、项目审批、资金监管、电商助农，“这些活放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更麻烦的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江西省德安县曾对全县13个乡镇全面起底，发现每个乡镇所需承担的各类事项竟达1100项。表哥说，很多事本来不该乡镇管，但上面开个会、下个文件就把责任推下来了，美其名曰“压实属地责任”，基层根本无力拒绝。

我们村的老张去年办养殖补贴，跑了四趟镇政府。“第一次说缺个表，第二次说负责人下乡了，第三次说系统故障，第四次又说要等领导签字。”他蹲在政府门口抽烟，“过去你爷爷在的时候，直接扛着锄头来我家现场就办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浙江苍南县望里镇，一个常住人口2.8万的小镇，编外人员比行政在编人数还多——80个合同工、临时工，远超28名行政人员的规模，连同34名事业编，全镇在岗人员142人。更离谱的是，这80个编外人员连工资都发不全，镇政府办公经费穷到连打印纸都要数着用。

据当地调查，不少网格员“进村不入户，只找村干部”，日常走访变成在村里主干道转一圈拍几张照片就算完成任务。共富委的工作人员长期陷在“办公室造材料”的怪圈里，真正下村对接农户的时间不足三成。更有人上班时间脱岗办私事、刷短视频，群众到镇里办事经常遇到“工位空着、电话没人接”。一个岗位塞两三个人，每天到办公室泡杯茶刷手机，活全推给剩下几个老实人干。

表哥说得实在：“关键不在人多少，而在心在哪。有心，一百个人能干出两百人的活；没心，十二个人也能互相推诿。 ”

也有让人欣慰的变化。

镇里新来的小姑娘小陈，人民大学毕业，我问她为什么回来，她说“就想为老家做点事”。她真做到了——去年帮村民直播卖山货，一场卖出二十万。天天往村里跑，晒得黝黑。老乡们开始不信她，现在都叫她“山货闺女”。

江西新干县的网格员朱琴琴也是一样。她负责的网格有近1000户、3000多名居民，刚去那阵子经常迷路，后来花了几天在社区来来回回走了二十多遍。后来县里改革，厘清了网格员职责边界，把不该她管的事剥离出去，她终于能把心思用在服务居民上。有一天居民打电话说五楼窗户外的铝合金窗架松动快掉了，她二话不说联系住建局工作人员，当场就解决了。

说到底，人多人少不是关键，关键是怎么用人、怎么管事。爷爷那辈人少，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现在人多了，可职责不清、权责不对等、考核层层加码，好多人忙了一整天，回头一想——忙的都是些啥？表格、材料、会议、迎检，真正帮老百姓解决了几件事？

爷爷晚年常说一句话：“现在多好，机械种地，手机办事，我们那会儿想都不敢想。”他说的没错，时代确实进步了。但进步不该只是楼高了、人多、电脑多了，更该是老百姓办事顺了、心里踏实了。

这恐怕才是“人多了”本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