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视同仁，先看负面清单
刘世锦提出，在竞争性领域中，国企与民企一视同仁。
这话听着没错。但一视同仁不是纸面文件上的一视同仁，要看负面清单。
理论上，负面清单适用于所有企业。但现实是，很多项目的准入需要特许审批、牌照发放。一纸清单，立马从一般抽象原则退回人治社会——行政权说了算。
结果是什么？国企准入，民企不准入。
法治层面要让渡行政的强指令，但你去看这个法、那个法，不如去看宏观文件。正确的结论是：在目前的市场关系中，难以走出所有制的锚定。
二、前提是效率为先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国企，有一个前提：效率为先。
效率来自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国企不可能在软预算约束的襁褓中，实现马克思说的资本"惊险的一跃"。
2012年到2023年的国企：总资产从89.49万亿增加到402万亿，膨胀4.49倍；总债务从57.36万亿增加到261.7万亿，紧跟4.56倍。
账面总利润从2.42万亿增加到4.04万亿，只增了1.67倍。上缴税金从3.45万亿增加到5.88万亿，1.70倍。
就业从6839万人减少到5400万人，而且还在继续减少。
资产涨4.5倍，利润涨1.7倍，就业反而缩水。这就不是效率为先，是杠杆了。
再看2025年最新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20561亿元，下降3.9%；私营企业利润22810亿元，持平；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利润17447亿元，增长4.2%。
三类企业，国企是唯一负增长的。
资产利润率更直白：国企3.2%，外资5.5%，私营3.6%。国企坐拥最大资产体量，产出效率却垫底。
强大不能用债务做背书。效率递减是有边际的，没有理由一直这样下去。
三、股份制解决了什么，没解决什么
专家反过来给国企找补。改革开放以来，历经数十年国企改革探索之路。
姚洋回顾了这段历程。他的焦点在产权。一开始没意识到存在产权问题，在解决产权虚位与市场的冲突时，不是承包出去，就是卖给私人，失去了所有制锚定。最后走上了股份制的道路。
姚洋认为这是一条成功之路。
其实是一条融资之路。
股份制解决了表层的股权交易、信息披露、外部监督。但没有解决产权意义上的终极责任人缺位。身体入了资本市场，管理的本质还是软预算约束下的行政权穿透。
从上面的数据就能看出——国企低效的问题，没有解决。
四、淡马锡：不在产权上做文章
新加坡淡马锡的经验，刚好相反。
不在产权上做文章。既然所有制本质上是虚位所有制，那就干脆将名义产权与管理权做切割。
政府只是资本的拥有者，是股东。但不介入任何市场层面的管理，与私企一样，交给市场化的经理集团，与行政不做交叉。
这就是著名的"一臂之距"原则。《淡马锡宪章》明确规定：不论总统或股东新加坡政府，均不参与淡马锡的投资、脱售或其他商业决策。
数据说明问题。淡马锡自1974年成立以来，复合年化股东总回报率14%。46年间，这个数字在整个投资界都极为罕见。
不能说淡马锡很成功，国企效率依然远不如私企。但可以说是目前能看到的最不坏的选择。
五、能自洽，前提是政府当守夜人
那么，国企到底能不能与市场经济自洽？
能。
前提是：虚位所有权的实际拥有者——政府，只是资本的守夜人，而不是市场管理的主宰者。
这就回到了一般抽象性规则：在竞争性领域中，任何形式的产权所有制，一视同仁，充分竞争。
淡马锡做了五件事：政企分开、董事会独立性、管资本不管运营、市场化激励机制、竞争中性原则。五条缺一不可，核心就一句话——让国企除了股权结构之外，其他方面和私企没有两样。
六、没有破产，就没有效率
那破产了怎么办？
反脆弱的原则告诉我们：没有破产，也没有效率。不在生存压力中挣扎，也不会有狼性。
淡马锡敢于对亏损项目止损退出，不搞面子工程。经营不善的企业会被减持、剥离。这就是市场纪律。
如果国企的扩张是以债务为代价，那等于是对全社会的盘剥。你认为它是在为人民承担亏损，其实是花了你的钱，再让你为亏损买单。
2025年，央企资产总额突破95万亿。"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6.9%，利润总额12.7万亿，比"十三五"增长56.2%。
数字很漂亮。但利润增速56.2%，资产增速呢？跨了三个十万亿台阶。当资产膨胀跑赢利润增长，每一元产出背后的资本消耗都在加大。
国企与市场经济能不能自洽，答案不在文件里，在机制里。
改革显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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