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我在北平燕京大学读书时，早闻孟森先生大名，孟先生每有著作问世，我必设法买得，细细阅读，佩服他的考证精深填密，目光敏锐，行文老练深邃，但一直无缘请教。直到孟先生逝世前一年，即1936年秋的一个晚上，燕大历史系史学会邀请孟先生来讲学，我才有机会见到这位鼎鼎有名的清史大师。虽说孟先生是来讲学，其实不过是一次孟先生与邓文如（之诚）、洪偎莲（业）二师座谈，地点是在燕南园54号洪师私宅。
到会的约二十余人，满满的围坐在洪家大客厅中，除孟、邓、洪三位先生外，年轻教师中记得有齐思和、谭其骥、聂崇岐、邓嗣禹、赵丰田等人，历史系本科高年级生有刘选民、侯仁之、张玮瑛、赵宗复、张诚孙等，我是以本科低年级生身份恭陪末座。孟先生年近古稀，中等身材，身穿长衫马褂，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两个多小时的座谈，差不多都是孟先生和邓、洪二师讨论有关清史史料的评价问题，孟先生强调清代档案的重要性，大有舍档案之外无从解决清史问题的可能之势；邓、洪二师除承认档案的重要性外，还提出了档案亦有真伪、可信不可信的问题。像这样一种评价清史史料的对话，自然得不出双方都能认同的结论来。孟先生讲话似是一口江浙口音，声音又小，我几乎完全听不明白，其感受远不如我读他的著作那样强烈深刻。
民初以来，清史研究是历史学科中新出现的一个分支。这与其说是受历代王朝都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之影响，毋宁说是辛亥革命以后排满思潮在学术上的反映，以及清朝统治的“僵尸”依然存在并有外国侵略势力企图借尸还魂这一严重现实对学术界产生的一种强烈刺激。故当代学者几乎人人喜谈清朝故事。邓文如师也精熟清史，他开的选修课之一就是明清史。洪偎莲师谈起清朝的掌故佚闻，亦历历如数家珍，他开的选修课之一远东史，不舍是一门中国近代史。邓、洪二师虽未将清史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专攻方向，但对清史是有很深造诣的。今浅学似翰，不揣冒昧，将三位先生分别简要介绍如后，兼以就教于当代之方家。
一 孟森先生传略
孟先生谱名森，字药孙，号心史，世称孟心史先生。江苏武进县人。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卒于1937年，享年六十有九。幼年从里中名师周载帆先生读，制艺外略窥学术、事功、文章、经济之学。嗣获糜生衔后，因受洋务运动思潮之影响，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法政大学专攻法律。越三年，毕业回国。光绪三十年，入广西边防大臣郑孝青幕，利用幕府中所藏大量文献资料，撰成《广西边防旁记》一书，主要为颂扬郑孝青政绩而作，以“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许郑，所期非人矣。
郑辞广西边防大臣职，调赴上海，孟亦随之同往，参预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孟接任《东方杂志》主编职，志在宣传君主立宪，以其所学，经常发表文章议论君主立不无独到之处。越年（宣统元年，1909）五月，孟当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员，主张“以议院为国家之立法机关，以政府为国家之行政机关，以法院为国家之司法机关，三权分立，而君主独揽之”（见其所著《各省咨议局章程笺释》中语）。同年秋，孟被派往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直隶（今河北省）、山东各省考察宪政，希望能联合各省咨议局，共同发起请愿运动，上奏朝廷，请求速开国会，早日成立立宪政府。而时不我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武昌起义，不旋踵而清社云屋。孟仍为程德全指挥的江浙联军进攻南京起草誓言，为立宪派唱临终赞歌。有云：“其日夜所希望，惟求改专制为立宪，使我中华大国得一位置于列强之间”;“欲求政体之廓清，端赖国体之变革”;“非仇故君，非敌百姓”;“无汉无满，一视同仁，为国为民，务求在我，将泯贵贱亲疏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属为一大共和”云云（王戎笙：《孟森小传》，刊于《清史论丛》第8期第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全文约一千字，不为时人所赞同。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孟仍被推为共和党干事。民国元年(1912）秋，孟与民族实业家张謇（江苏南通人，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恩科状元）因建议组织中美银行和改革盐政以减轻政府财政困难，颇受袁世凯的注目，翌年一月，孟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七月，又被选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再越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众、参两院议员职务，妄图实行帝制。从此，孟先生的政治生涯为之告一结束。
（一）孟先生早年著述
入民国后，孟先生撰述了不少政治论着，译书有《平民政治》（原为英国J.B.Bryce布鲁士所著，此从日译逻译中文而成）、《日本民法要义》（日本梅谦次郎所著）与《统计通论》（日本横山雅男所著）三部；自撰有《法学通论》与《财政学》两书。上述各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即在此时，孟亦相继发表了多篇有关清史专题的文章，如《满洲名称考》、《清国号原称后金考》、《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以及《奏销案》、（科场案》、《朱方旦案》、《金圣叹考》等（后来被收入《心史丛刊》一、二、三集中）。孟先生的文章无论巨细长短，考证俱有功力，推断令人信服。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和高度评价。
从1929年起，孟先生就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为副教授。越年，出版《清朝前纪》；再越年（1931)，北上应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满洲开国史，并印发《明元清系通纪》十六册作为讲义，迄至1937年，先后又印《明史讲义》与《清史讲义》，合称为《明清史讲议》（见商鸿遗遗着《述孟森先生》，刊于《明清史论着集刊续编》第530一5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二）孟先生的专攻方向
孟先生对清史研究有五个专攻方向，兹为缕述如次：
l、清之先世考定
清之先世源流俱见《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以及明、鲜人私着中，均事实俱在，斑斑可考。而清室世代相承，涂抹窜改，讳莫如深，旨在否认清先世与明的隶属关系，以证清肇造之正。乃孟老独具慧眼，稽考爬梳，使淹没四五百年来清先世之本来面目为之大白于世。诚如盂老自云：“清之祖先见之明代与朝鲜纪传者，恰与明开国相次。明代一代二百七十余年，清代亦为附见未尝间断。前代无论何朝，其开国以前祖先之事实，未有如清之先世彰彰可考，既详且久者也”（见《明清史讲义》下册，总第373页）。且引以自豪，有云清先世事，“纵不敢言无遗漏，抑于清室之神秘业尽发之，可以供来者渔猎之资，而与举世识此一朝之真相矣。”（《明元清系通纪》前五卷孟森自记）“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此今日始大发现，而以余为发现为多”（见《明清史讲义》下册，总第372页）。孟老能发前人未发之覆，深知个中艰苦，询非自夸之词。
清自认之始祖为肇祖原皇帝，名孟特穆，而明、鲜人俱作猛哥帖木儿，实为一人。民初人亦云“谓猛哥帖木儿名近肇祖”（《清史稿·阿哈出王呆传论》），亦同此说。孟老指出清之子孙“宁使满洲崛起之国，不使历史上得寻其为外夷名称”,“世竭力为之掩盖曲说，以泯灭其事明之迹”（见上《明清史论着集刊续编》第5犯页）。清修《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有注云：“满洲之称，南朝［指明朝］误名建州”，而孟老则为“此非数典忘祖，实乃别有用心。”“此语盖自居于明之化外，亦其与明为不相属之敌国。”“故清世历代自称非明属国。”（同上引《续编》，第5犯一534页）今之论者认为孟老的“这一研究揭破了三百年来对历史的讳释、捏造，意义重大。客观事实有力地说明，与辛亥革命时期的观念（虽然那种观念在当时起过积极作用）相反，清朝君临全国是中华民族内部统治民族地位的递擅变换，不是异民族的人侵。清一代的武功、文治、幅员、人才，皆有可观，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从而摆正了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何龄修着《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试论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刊于《清史论丛》第8期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询为不刊之论。
2、满洲名称问题
早在18世纪80年代乾隆（清高宗弘历）在其《满洲源流考》中提出：“满洲本部族名，以国书（指满文）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满珠师利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实则部落而非地名。”（标点本，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卷，第1页）孟老认为乾隆误“以满洲为即文珠，是佛号而非地名，即何得以为有满洲国乎？但既言佛号言非地名矣，而又云部族之名，则仍欲附会其国名之滥筋。其实既属佛号，又何由复为部族？"（《满洲名义考》，见前引《续编》第1页）。孟老据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之役后，朝鲜都元帅姜弘立降后金，云当人城见满住，从而提出此满住非前此之李满住之名，应为满洲部族名。故结语为：“以当时之满洲部族，即自称为满洲国，亦非骤命一新名，而强其属人邃以自命也”（见同上）。孟老指出满洲“非骤命一新名”之说极是，但满洲名称究竟为何，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3、八旗制度研究
八旗制度作为满族社会组织形式，一个世纪以来海内外学术界发表了大量具有高水平的论着，不计其数，而孟老所撰《八旗制度考实》一文发表较早，为开风气之先的力作。孟老指出《清史稿》以八旗人《兵志》，是以八旗为清代一种兵制矣；但《清史稿》中之《食货志》，又有八旗户口附于《户口》之内，与一般平民何殊？是八旗制度蜕化之迹已为清历代帝王所隐蔽，不溯其源，无从测其委，孟老提出：“八旗者太祖（努尔哈齐）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酋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见《明清史论着集刊》上册，第2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按八旗制度作为清入关前满族共同体政治、军事、生产三者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显然属于社会经济的范畴；但在八旗制度同时又具有部分国家职能，成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从而与国家有着直接的同一性（参考姚念慈所著《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叙言》，北京燕山出版社，19％年）。根据满族社会发展的实事求是得出的事实，八旗制度是满族奴隶制或前封建社会的分封制，已成为今天学术界的共识，固不可苛求于前人也。
4、清初三大疑案
20年代，孟老发表了三篇专题文章：《太后下嫁考实》、《世祖出家事实考》与《清世宗人承大统考》，后合编成《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单行本。孟老以孝庄文皇后无下嫁摄政王多尔衰之事，多尔哀之称皇父摄政王，不过为古代之称“尚父”、“仲父”为尊称耳。顺治（清世祖福临）出家，世间传说为顺治弃天下如敝展，避人太原五台山为僧。孟老据木陈、玉林二禅师《语录》，认为顺治好佛是事实，而清初公私文献所记载，不但顺治未身受灌顶，只因出痘崩于宫中，为大臣们所目睹，又何尝因悼亡厌世，行遁五台，身成活佛哉？孟老考定雍正（清世宗）之即位为康熙之天然为雍正人承大统布置，非由篡夺而来。此则因孟老认为雍正之嗣位，与后来之戮诸弟，张皇年羹尧及隆科多罪案无关。按孟老之意，谓嫡之为嫡，乃是指曾立为太子的三阿哥撒扔。康熙晚年，撤扔既废，则无所嫡。而撤扔之所以废，出自康熙之意，非由诸皇子的影响。雍正继位与夺嫡无关，要说有夺嫡者，乃八阿哥撤祺者也。雍正继位后屠戮诸弟，又是因皇位受到威协，而诸弟不甘心于雍正继位，亦只是个人心存凯觑，并非为嫡之被废的故太子复仇云云。是康熙以预定人承大统之人予雍正，而祺、搪夺嫡之争与夫隆、年贬诛之祸，分别夹杂其间，不相统属。所谓谋父、逼母、狱兄、屠弟为雍正伦纪中四大罪款，得雍正自为辩诉（《大义觉迷录》）而款目始定。后来于就兄、屠弟二款尚有人言之。至谋父、逼母二款，知者较罕，不有《大义觉迷录》乌能成此狱词？其中事实合（雍正）七年十月戊申一谕，如今律师撰状，分理由、事实等项云尔。不窗老吏断狱，几成定漱。然将此案中隆、年、祺、搪、扔与祯等人分别处理，似无牵连，究不若合而论之为合乎当时历史事实之为得也。
5、清初人物史事
孟老以清顺治间“兴科场大案，草营人命，甚至兄弟叔侄，连坐而同科，罪有甚于大逆。无非重加其周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见《明清史论着集刊》下册，第391页），作《科场案》；又作《奏销案》者，以“二百余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无人能详举其事者”（见同上，第434页），故为辑而出之。至乾隆年间，文网加严，罗织甚众，又作《字贯案》。其实《字贯》一字典耳，只因未遵避讳，而人康熙之名“烨”一字，竟遭杀身殃及亲友之祸。是封建专制淫威殃及士人，有如此者。
他如《王紫稼考》、《朱方旦案》、《金圣叹考》等，皆有关明末清初间社会风尚、文人习气之历史研究，人皆言其事而不知其所以然。孟老一一为之钩稽博引，考明其人事之彰明较著者，各为考或案以明之。而孟老自云：“网罗轶事，非史家必取之资，要于裳祯野史，不为一麟半爪之谈，譬如博奕犹贤乎已”（见前引《续编》第257页），自是谦词。
（三）余论
目前我国史学界均一致肯定孟森先生是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奠基人，其清史研究成果、专着十数种，专题论文近百篇（前引商鸿遗文，第535页），达到当时的第一流水平。
孟老幼而好学，功底深厚，平生致力于清史研究领域最博最深亦最多，因考证清先世与明之关系，每日步行至北京图书馆手抄《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有关清先世列祖列宗的记录，无间寒暑近十载，成《明元清系通纪》十六册，终于弄清了清先世与明朝的隶属关系，为之大白于天下，其功乌可泯哉？其它遍考明清两代之东北将帅及其有关行事言论，贯通二代而为大家，宜也。
孟老初人北京大学历史系之第一年，开清史一课，即印发过《满洲开国史》讲义，直至1992年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孟老之于清史，尝谓：“保存清史料之职责，今由故宫文献馆（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前身）专任之，而他学术机关亦有分任，……断无收合史料，责史家靡聚于一书之理”（前引商鸿速文第531页）。又谓：“其尤难者，乃在清人关以后，……随处留心，乃得贯穿数事，故其难就，倍褪于人关以前；且未发现之公案不知凡几；即已发现者之中，其证据亦必不尽于是”（见《清朝前纪·叙言》）。其中所谓“公案”即档案，孟老十分重视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不可谓不为好古敏求、述而有作者也。
不难看出，孟老以知命之年出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主编《东方杂志》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即于喜谈清故者有所辨证（见《清朝前纪·叙言》），迄至1937年底捐馆辍笔为止，合而计之，孟老专治清史不过三十年耳。而孟老撰述之富，成就之大，自非后辈末学所能望其肩背，可断言也。
二 邓之诚先生传略
邓先生谱名之诚，字文如，号明斋，又号五石斋，金陵（今南京市）人。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日（1887年11月20日）出生于成都，1960年1月6日捐馆于北京，享年七十有三。道光年间闽浙总督邓廷祯是其曾祖；祖名文基，字竹萝；父名拭，字小竹，为清末举人出身。历官四川、云南。邓师幼年随父之任，略习六代书史，得自庭训为多。夫人庄氏（字宛如）即邓师在成都所聘。在昆明，邓师毕业于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受新式学堂教育，接受新思想，办《滇报》宣传革命，奔走四方，反对封建帝制。
（一）奔走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邓师亦挺身而出，与同班友李印泉、邵次明、李西原等多人曾在云南各地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迫后民国肇造，袁世凯称帝，云南首倡讨袁，邓师于1916年自滇人蜀，四处奔波，曾先后渴见孙中山（文）、黄克强（兴）、蔡松坡（愕）诸公，号召全国反袁。同时会见唐莫赓（继尧）、陆干卿（荣廷）、陈二厂（“宦”）、汤住心（萝铭）等人，其中与二厂为忘年交。后北洋政府军阀当国，国民党无所作为。邓师目睹时艰，决心放弃政治活动，转人学术。嗣后邓师乃师王阎运《湘军志》所谓“不在表战功而在叙治乱得失之由”的宗旨，着《护国军纪实）)（原名《西南纪事》），凡二万余言。邓师以当时当地人参预其事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记当时当地之人之事，故能详其发难原委与得失及其彼此因果关系，并认为护国军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是关系到民初北洋政府治乱升降之枢纽。邓师此作足与《湘军志》相领顽，堪称信史。
（二）一生治史教学
1917年邓师自蜀出鄂，沿江东下，始抵沪上。同年秋，蛰见姑丈缪筱珊（荃荪，亦婚于庄氏），倍受激赏。旋北上旧都，缪丈力荐邓师于蔡孑民（元培，北京大学校长，兼国史编纂处处长），聘邓师与张蔚西（相文）同为民国史纂辑。其时屠敬山（寄）、刘申叔（师培）、叶浩如（瀚）、童亦韩（学琦）、蒯耕崖（寿田）、孙季茂（治械）诸先生为国史纂辑，极一时之选。邓师尝欲编纂民国以来诸大事成一专书，积稿盈匣，终未成编。但以喜讽六朝史，乃成《南朝风俗志》，卒未刊行。从1917年至1928年十余年间，邓师亦尝往来南北，得交章太炎（炳麟）、杨沧白（庶堪）、李仲公（以字行）、龚镇洲（振鹏）、叶誉虎（恭绰）、陈公穆（庆新）、张孟动（尔田）、费润生（行简）、尹石公（炎武）诸先生，诗文往还，传为文坛佳话。
邓师于1921年前后专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以迄1930年十年间，最为邓师之得意高足，为劳干（子贞）、谢兴尧辈。其间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学教授。从1930年秋由洪垠莲（业）师之大力敦请，礼聘邓师为专职教授，敛愕藏锋，专志讲授，潜心书史，前后二十有三年，其门人弟子造就成为知名学人、驰名海内外者，不下一二十人。邓师在燕大除讲中国通史之外，还开设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明清史，每年只开一门课，讲得比较详细深人，一般同学都是从二年级才开始选修断代史，若只念本科，很难听全邓师的课。我因大学毕业后继续在燕大读研究生两年，不但有幸听全了邓师的四门断代史课，还反复听了明清史课两次。就我个人体会，在中国古代史中，邓师于南北朝史和明清史更有偏爱。早年编写过但未出版的《南朝风俗志》外，晚年在燕大用三四十年之力，访求明末清初六七百种诗文集，多属初刻本，撰成《清诗纪事初编》八卷，分甲、乙、丙、丁四编，共收六百人，录诗共两千余首，小传六百人。所收各书皆由手披目验，辨订审慎，字字珠贯，疏密有致，邓师亦颇自矜许。其中顾炎武、孙奇逢、王夫之、黄宗羲四传是邓师精心结构的得意之作，而着墨不多，每传不过二三千字，乃史家之笔，叙事既备，则赞否由人矣。
邓师原在北大自编的《中国通史讲义》，即后来修订作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的《中华二千年史》，略仿纪事本末之例，先以世系，着明年代，稍及统系，以存通之本义；次以一代大事、制度、学术文学艺术，尤重地理职官，终之以生计，以为读史根本在此（详见《中华二千年史·叙录》）。此书在叙述上则纲目分明，引注典籍，多为正史，皆一一标明出处，以客观材料说话，寓论断于叙事之中。洪偎莲师以小司马（光）许邓师，则《二千年史》不窗《资治通鉴》之续矣。而邓师自谓“我解放前也没有什么主义，我讲的只是人民的通史而已”。
记得我听邓师讲义的情景，师年未四十，身材中等，终年长衫，冬日则红顶瓜帽马褂，授课时神态端重自然，娓娓道来，上下几千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经他条分缕析，顿时疑团尽解。邓师精熟史籍，从不带书本大纲之类笔记本等上课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直似藏于胸中，随时引用，顺手以八分体书于黑板。板书遒劲有力，同学莫不佩服之极。我听课半年多，尚未亲自拜见邓师，由于同乡同学向邓师的介绍，第二学期的一天，邓师电话找我去他家谈话，从那以后，我不断前往请教，成了他家的不速之客。屈指一算，从1934年到1960年，中间离京五年不计外，朝夕相侍足足有二十多年，当年音容言教，历历如在目前，高山仰止，弥增孺慕！
（三）邓师著述简介
邓师一生治学，教授著述，辑佚印书，兹举其荤荤大者数端，分述如次。
北京旧为人文渊数，老学宿儒治史学者尤众。邓师之初来，周旋于名宿新进之间，并有诗词酬和，然邓师性颇捐介，不轻许人，既不随声附和于主张一切复占的国粹派；对于主张全盘西化的革新派，亦不愿随波逐流。但有时感于忧患，喜抨击时事，多所触犯他人，更不为新文学运动改革论者所容，终受其排挤。当时学术风气，喜谈考据，蔚然成风，而邓师游燕之暇，多诵乙部书，兼及前人别集、笔记，凡二百余种，随手摘录，于1925年夏间排比纂辑，成《骨董琐记》八卷。所辑举凡金石、书画、陶瓷、雕绣，尤详于明清两代的朝章国故、遗闻佚事，莫不兼综条贯，都七百余条，附有旁证，别加案语。印于1926年。以后又成《骨董续记》二卷，摘录三百余条，再印于1933年。而《骨董三记》六卷，不下四五百条，已在1941年脱稿，迄未付印，直至1955年连同正续两记合为《骨董琐记全编》，交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问世。遗稿《松堪小记》（刊于《文史》第14、巧两期，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亦与三记略同，遂由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出版社重新合编为《骨董琐记》付排单行。当时人每言邓师不善考据之学，其实《骨董琐记》所记明清间事，多不为人注目。如其中颇多新史料与新见解：《彭士望山居感逝诗》所述南明史事，不营一部“南明简史”；又《守陵密记》记述清末陵事甚详；又所录《津门见闻录》述英侵略军退出京城以及咸丰帝之死于热河（即承德避暑山庄）等等，何尝非清中叶以后史事之苹牵大者。尤以两次鸦片战争，竟有人说英军没有进人北京城，岂非庸人说吃语吗？值得一提的是，《琐记》每为学人引用而未注出引自何书者多矣，邓师从不计较，然史学大师陈寅洛师在《柳如是别传》仅引《琐记》卷七中“钱孟雯（谦益）墓”一条，即注明出自《琐记》，益见两师治学严谨之同一态度。
邓师在执教燕大二十余年中，为燕大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审核鉴定的善本、孤本、稿本或传抄本不下数十种，先后选出付梓的有《佳梦轩丛书》手稿本，凡十一种，经考定，知为道光年间宗室奕赓所著。我们知道，有清一代文网摹密，清人讳言当代事，于满洲习俗尤讳莫如深，并一代朝章国故亦语焉不详，如宗室昭链所著《啸亭杂录》和震钧（后更名唐宴）所著《天咫偶闻》两书，最为谏清故者所称道，然比起奕赓亲身经历、闻见真切所记，又不止稍逊一筹而已。又如《万历三大征考》，传抄本，不分卷，一册，明末茅瑞微着。邓师据《明史·艺文志》只着录《三大征考》而不及《东夷考略》，推断二书实为一书。时人或有疑之者不以邓师所推断为然者；后得上海南洋中学所藏明天启刻本《万历三大征考》附有《东夷考略》共二册，正是为一书所证实。又如《汪悔翁乙丙日记》，手稿本，系江宁人汪士铎于太平军既破南京后，仍留居城中，身亲目击，所记咸丰五、六两年的日录，并为之付印刊布。其中所记多为官书所不详，询为太平天国添一新史料。
他如《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四十一卷，明传抄本，董其昌撰。邓师认为此书关于万历一朝四十余年之事集然大备，尤以所录兵事最详，吏、户次之。显然董所注目者东事之外，当为三大征之役，每事首尾肿列，议论亦较持平。然则此《汇要》与《三大征考》关系明后期政治得失兴衰，为同一重要之文献史料。又如明末人张营所著《西园闻见录》一0七卷，福州陈氏居敬堂本，已不多见。邓师又据顺德李氏所藏光绪年间传抄本加以一一对校，于1940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出货付排。此书不但与沈德符所著的《万历野获编》相媲美，其于明末间事的参考价值似犹过之无不及。又邓师自编自印一小丛书，命名为《旧闻零拾》凡四种四册，均交我负责校对。已印行《长安宫词》、《棋祥故事》、《护国军纪实》三种，只《天聪诏奏》亦已交引得校印所付排，竟以燕大被日军占领而未及印出。迫至1948年我重返燕大，校印所交回《天聪诏奏》原稿于我，我后稍加“校注”，刊于《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或以补《旧闻零拾》之缺耶？
50年代，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明末清初人的笔记史料，其中明末人谈迁着的《北游录》以及康乾人萧爽龄（一作萧爽）着的《永宪录》，就是邓师提供自己所藏的五石斋抄本。此外，邓师又将其所藏《锡良奏议遗稿》手稿本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58年排印出版；而将其老友崇彝（椭垂）所著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手稿本）交由北京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问世。邓师以抄书、印书为缘，先后印书十数种之多，不稍惜吝，又屡为人校做，且代人作序作跋，亦有不署己名者，不特表彰往哲，阐发幽微，更为祖国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了贡献，于后学来哲受益尤多。
邓师治史，认为史学以记载为先，记载以近世为急，及今不述，后将奚征？邓师已着《护国军纪实》外，又别有专纪滇事之书，是为《滇语》。《滇语》撰写于抗战前燕居之暇，述其幼年遍历滇中各地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其人其事，尤详于滇边诸少数民族的派支、分布及其生产、生活和习俗、信仰。邓师于1942年出狱后又重新删订，亲手细楷写定，颇自矜此作有独到精辟之处，人物中亦颇有抑扬，唯文字摹六朝，去今太远，藏之于家，迄未付梓。另有《至性集》一编，选自古迄清末至性至情之诗，亲笔写定四本，录数百家，都数千首，选择甚严，皆可诵之什。此选发韧于1931年至1935年间，邓师以为事功出自性情，易俗在敦至性，欲事提倡真性情，藉匡时俗之喻。此为未刊稿，系邓师行楷亲自写定，缺第二本，辗转假人，后佚于闽中，甚为可惜！
《桑园读书记》作于出狱后的1942年至19科年间，记中仅择录两年中所读之四五十种书，集为一册，都六七万言。体例殆合提要、札记为一，每一书必贯穿首尾，有可供参稽的，间附己见。十余年后又重勘一过，复增省删改，于1955年交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为文史研究者细心读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书中评论清代学术，每有独到之处，如论包（世臣）、龚（自珍）、魏（源），推重世臣，谓“魏、龚非其匹也。三人学术，各有门径，亦以世臣较为质直，盖由多见通人，无惊世骇俗之见。至若宅心和厚，龚不如魏，魏不如包，文亦如此。”此所言学术质直，无惊世骇俗之词，又言宅心和厚，文亦如此，实即邓师平日立身治学之准绳，不啻夫子自道。
《东京梦华录》写定于1958年，于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上海编辑部出版发行。新注凡六七百条，引书一百五十余种，校出误字一百数十个，视前增三分之二。取材以宋人杂记为断：一证闻，二补遗，三纠误。即以校勘误字而论，除本证外，亦采用旁证。本注既以原刻为主，后此秘册、《津逮》、唐宋、《学津》各本不以后证前，况多臆改，故皆不取。此书注成后，邓师自云：“能释者未及十之三四”,“虽力求不误，而误者必多”。又云：“不必求备，实亦无从尽备，然取舍颇具微意，不以志美，亦以志恶。其一事两传则取其较详确者，展转负贩则取其纪录较早者，世人或不免低为支曼，而不知摈而不取者多矣。”足见邓师对着书实事求是和认真态度，是谦抑为怀，非常矜慎的。
邓师一生治学由博返约，中岁以后，专心致志于清史，堪称为代表作者，厥为《清诗纪事初编》。邓师于诗最为当行，六百篇小传中虽有不少人无事可记，但记姓名、籍贯；然绝大多数小传，言之有物，字字贯珠，疏密有致，置之古人著作中亦无多让。今之论者，以陈寅格先生所著《柳如是别传》与邓师之《清诗纪事初编》相提并论，为近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作，而尤以邓师之行文笔调，置之明末清初人中殊难区分高下也。
三 洪煨莲先生传略
洪先生（1893一1980）谱名正继，字鹿岑；名业，号恨莲（一作畏怜，william)，福建侯官县（今福州市）人。髻龄诵书，聪颖过人。长即博闻强记，专攻文史，治学谨严，尤长考据之学，既绍干嘉之余绪，又得西方科学之传承，著述富赡，是我国近代国际著名的国学大师之一。洪师尤注意治史方法和整理国故的工具书编纂方法，作为引得（Index的音译，通称“索引”的改译）和“中国字皮撷”法的发明人，1930年至1953年前后二十三年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SinologicalIndexseries）主任，共出版经、史、子、集各种引得与综合引得（Concordance，汉译堪靠灯）多达六十四种八十一册（正刊四十一种与特刊二十三种，特刊附原文），对中国文、史、哲与语言诸方面研究的卓越贡献，是海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
洪师童年寄读福州城南外祖林氏家塾。十一龄（19()4）随父绰珊公（名曦）之官山东曲阜县衙任所，听夕侍父读杜工部（甫）诗集，又杜文数十百篇，均能谙诵不忘，受庭训为多。与邓文如师之受家教略同。洪师旋考人济南山东师范附属中学，成绩卓异，试辄冠群，为师友赞誉。寻返福州，人鹤龄英华书院（后改为英华中学）,五年学习期间，中、英、数、理、化各课，每试为济曹之冠。二十二龄(19巧年）卒业于英华，以品学兼优，获书院美国董事克劳弗德(HanfordCrawfo司）的全部资助赴美留学，入俄亥俄州韦师良大学，先人化学系，二年级始转入历史系。越两载，即卒业，获文学士；再越两载，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文硕士。1920年，卒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士。
既卒业，洪师受北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聘，为筹建一所新校舍募集一笔巨款而奔波于美国各地。洪师素擅讲演，每到一处，登台开讲，口若悬河，滔滔不可收止，英文之流利典雅，尤为美国听者叹为观止；又得美国著名《生活》、《时代》两杂志总编辑鲁思义（Ha叮Luce）之助，每次讲后，听者踊跃解囊相助，一年四处奔走，卒如愿以偿地募集了一笔巨款。职此之故，司徒雷登校长敦聘洪师为专任教授，于1922年返抵北平燕京大学，先在崇文门内苏州胡同盔甲厂一带，后购海淀勺园旧址，坐落在西直门西北部（今北京大学西校门与未名湖与临湖轩一带），环境幽雅，景色宜人，校舍外表皆是中国古代宫殿式建筑风格，而内部却是西式装饰，冬有暖气设备。主楼二层青堂瓦舍，歇山殿顶，庄重典雅。楼前不远小溪流经处，花木扶疏，掩映成荫。溪流蜿蜒流往主楼后面的未名湖，湖东岸绿柳丛中，博塔秀丽的身影，与湖光相映成趣。燕大在建筑环境方面在旧都大学中首屈一指，这与洪师苦心参预经营设计是分不开的（参洪师所著《勺园图录考》）。
洪师既抵燕大，专任历史系教授，一度兼任文理所所长（相当于今天大学的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引得编纂处主任以及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和研究生导师等职。二三十年间，洪师与燕大同人创办《燕京学报》，先后刊登过不少第一流学术论着，使燕京大学（有《燕京学报》）一跃而成为与当时清华大学（有《清华学报》）、北京大学（《有国学季刊》）齐名的国际性最高学府，鼎足而三，洪师与有力焉。1929年在燕大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胡适先生致词，对燕大的成就和洪师的努力予以高度评价。
（二）十年硕果累累
1930一1940年十年期间，为洪师专心致志从事学术钻研，发表论着取得成果大丰收的十年。洪师所撰《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一文，长达七八万言，根据古今中外零星残缺的史料与朝鲜公私记载，以及利氏明万历年间的八幅地图撰写而成。因需要参考意大利文，而洪师因精通希腊、拉丁文，只用暑假中两个月的时间从燕大吴义德教授（意大利人）学意大利文，即能通阅意大利文文献资料，终于考证出《世界地图》刻板者为李保罗即李应试，刻板时间应在万历三十年与三十二年（1602一1604）之间。逾年，日本学者站泽信太郎据日本所藏利氏原图，发表《利玛窦0两仪玄览图忆就卜万》（刊于日本《日本教育》第11卷），从而得知《世界地图》刻板者果为李应试，刻版时间适在万历三十一年，而地图名称为《两仪玄览图））。是目前遗存于日本原利氏《世界地图》的实物佐证。又如洪师所著的《礼记引得序》一文，凡八九万言，是一篇精心结构的两汉礼学源流考，从而阐明了两千年来有关礼在中国历代经典的与非经典的文献记载中长期争论不休而迄未得出共识的疑难问题，洪师考证了《礼记》及其他几种礼经（士礼》、哎礼古经》、《周礼》、《周官》传授编订的史料问题。发表以后，引起国际汉学家的极大重视，加上洪师出版过多种引得，于1937年荣获了法国巴黎铭文学院最高汉学荣誉奖即茹理安（一作儒莲，StanislaSJulien）奖。稍后，洪师又撰《春秋经传引得序》一文，近十万言，收集了两千年来中外学者讨论有关《春秋》经以及《公羊》、《谷梁》、《左氏》三传的论述，充分吸收了前人与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近代天文学的科学数据来加以论证，肯定了《春秋》一书的真实性，多发前人未发之覆，获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又如所撰的《杜诗引得序》一文，亦不下十万言，洪师熟读杜诗，一部杜诗几能成诵，脱口而出。此序论述了《杜工部诗集》版本的源流演变及其异同因革和得失。故而新编《杜诗引得》的工作本，采用了南宋淳熙八年(1181）郭知远刻本，而不是采用早于郭本将近五十年的南宋绍兴三年（1133）吴若刊本。此则对版本的选择不以时间先后为取舍标准，重在哪一版本更接近原著的真实性。
洪师考察每一问题，务求将有关史料搜罗无遗，而后下笔为文，故能缜密精审，文字洗练，不作凿空之言。自从20年代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一种不良风气，浅学者喜鹜趋名利，或谋图大学讲席，随意拼凑、粗制滥造者甚众。洪师对此种风气大不以为然，从不轻易为文，亦从不为人或及门弟子出书作序作跋，故凡洪师所作，不论长篇短什，皆内容充实，文字精练，是当代国学大师中写作态度最为严肃认真的少数人之一。
（三）引得编纂处
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猛烈冲击。进人20一30年代，人们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学林往事行反思，或以复古相号召，或以疑古相标榜，或致力于传统本位文化之复兴，或倡导以西方新文化对中国旧文化之改造，各树一帜，重镇并立。洪师超然于诸家之外，认为要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有系统的整理，首先要实事求是，用科学的方法，使后来的学人既能接受新思想，又能在浩瀚大海的经典古籍中游刃有余，不进行手段上的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欲对中国传统典籍进行科学、全面的总结，但凭现有衰衰诸公，显然也是无力完成的，必须寄希望于将来无数的后起之秀。
为此，洪师在燕京大学积极筹办引得编纂处，亲自任主任，副手为田继综（后离开燕大，改名田农，从事世界中古史教学）、聂崇岐、李书春三人。越二年，聂升副主任，李任引得校印所所长，又添马锡用一名管理编纂处出纳账目。洪师发明的“中国字皮撷法”,摈弃中国传统的部首检字法和西方Giles拼音法，对中国字的对角部位进行五大类分别编号，较之同时流行的王云五四角号码更为先进，学者应该更易于接受掌握，可惜后来未能推广，而四角号码因上海商务印书馆因势风行，使用到今。
洪师的一些鸿篇巨制，多是以某种引得序言形式完成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中国古代学者中，历来有以作序来阐发自己学术思想的传统，远者不必说，近人如梁启超先生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序言，竟写成一部《清代学术概论》；又如陈寅格先生审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之报告，又为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所作之序言，皆蕴涵着精深的中国文化思想。洪师之序又不然，试观其《仪礼引得序》、《礼记引得序》、《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诸篇，长者十余万言，短者五六万言，或二三万言。如果说是“礼学思想史”、“春秋学术源流史”和“杜诗版本源流考”三部书，亦未尝不可。
（四）晚年旅美生涯
因为在1941年至1942年燕大被日军占领，洪师与邓师以及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哀诸先生被囚居一百二十余日，大吃苦头，均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加之1945年日本投降后，洪师在主持复校诸事中操劳过度，故于1946年4月由美国哈佛燕京学社邀请洪师全家赴美休假一年。翌年春又被邀去夏威夷大学讲学半年。当年正值国内国共和谈破裂，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国外新闻报道极端丑化共产党军队，说是有如毒蛇猛兽，因此，洪师采取观望态度，一再拖延，直至捐馆之前一年（1979）贻书于翰，书中有云：“劝我回国。呜呼！腐儒衰老，已八十有七，有惭筋力，无补乡邦！恐再见无期，不禁唱然触目！”眷念祖国之情，跃然纸上，乃是洪师内，合的真实感情。
洪师在美国哈佛大学东方语文系从1948年秋直到1963年夏退休为止，一直任客座研究员。卜居康桥，授课之暇，辄独步往返哈佛燕京图书馆与私寓之间，约半小时耳。即使在退休以后，不但东亚语文系同学经常向洪师请教，有问必答；即系内老师每有疑难问题，亦常求教于洪师为之释疑解惑；甚至有博士研究生请求洪师担任指导导师的。而洪师对亲来求教者，有教无类，来者不拒，以满足求教者之希望为职志，他何求哉？
除解答系内师生的质疑问难外，洪师每日上下午必须步行前往哈佛燕京图书馆，涉猎中外文献，埋首著述，老而弥笃。1952年撰成《中国最伟大之诗人杜甫》一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全录本文，题为“请神”，凡选杜诗三百七十四首，以描述杜甫一生经历；下册注解，题为“打鬼”，批驳古今中外之邪说怪论以及误释曲解，兼附己见，以正是非。士林推为权威之作。
此外，专着之外，洪师不时发表专题论文多篇，如《蒙古秘史源学林往事流考》一文（英文，后由杭州大学黄时鉴教授译成中文），认为最早的蒙古文底稿原题为《成吉思汗源流》，刊印于明初（1368一1418),后改题为《元朝秘史》。此文遂成为世界各大学（包括中国在内）讲授元史之重要参考教材之一。又如（（破斧》一文（中文），旁征博引，稽考精审，博大湛深，论证严谨，不仅推断出其当时诗篇写作之当然，而且探求出其当时写作之所以然。此作至今仍堪称为考证中国经典史籍中精心结构的上乘之代表作。
洪师于1980年12月24日捐馆于康桥医院，享年八十有八。捐馆前之同年2月作书与翰，嘱将其北京城内私寓所藏中外图书近三万册，无偿捐献给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以表示对全国各民族师生的关怀和厚爱。洪师早年喜收藏大小砚台不下数十种之多，亦嘱翰将其分别赠与师友及其及门弟子各一台，作为纪念。同年春，翰与翁独健学长，事先征得洪师同意，搜集洪师一生所作专题论文（包括各种引得序言，未包括英文论文）凡三十七篇，都五十余万言，并翁兄与翰所作小序，均经洪师过目首肯，并题为（洪业论学集》。此集交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问世。洪师曾谓：“没想到到了晚年，又添出了一本书，良足稍慰远怀了！”泰列门墙，能做之事，也只此而已。洪师既捐馆，其美籍弟子艾朗诺之夫人陈毓贤根据录音，于1987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ALatterdayConfucian:ReminiscancesofwinllianHung,1593一1980，英文传记一书。1992年由台北市联经出版社出版一本中译本，正题为《洪业传》，副题为《季世儒者洪偎莲》。1995年，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审删补，改定再版，题为《洪业传》，稗以满足著者陈毓贤女史之盼美国既出英文原版，海峡两岸亦应均有中译本之良好愿望也。
1999年3月撰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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