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本就是客观规律。事物总在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中国人认为这是“道”。
哲学思考的伟大在于实践。巴枯宁之问，丝毫不影响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因为这种思考和实践，是站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巴枯宁的诘问，有历史的哲学的辩证，但路毕竟在脚下，先验论不如实践论。革命者伟大，是因为躬身入局。
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大会，巴枯宁问：“无产阶级不可能全体直接执掌政权，权力必然委托少数代表。一旦代表掌握国家机器与公共资源，就有脱离群众、蜕变为新特权集团的风险。”所谓“人民国家”只是换了外壳的压迫机器，他宁可相信无政府主义。
巴枯宁睿智，但也极端。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担忧是对的，但他相信无政府主义真的可以落地。只要存在阶级社会，斗争就一定存在，鄙视权力的巴枯宁，总是少数。
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开花结果，也验证了巴枯宁的论断。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将巴枯宁的理论猜想变为现实。无产阶级政党能不能守住人民立场？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怎样看待阶级斗争？制度建设能否阻止代理人僭越？苏联之后，一系列问题留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们去思考和解决。
巴枯宁是悲观的，悲观的人一定存在认知的局限。参不透“道并行不悖”的道理，所以悲观，所以会走向无政府主义极端，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正确。
中国人有个成语：因噎废食。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权力可能被腐蚀，只是一种从属矛盾，是次要矛盾。而主要矛盾，是捍卫权力的阶级属性，是天下为公。公与私的斗争，在任何一种国家制度下都是客观存在的，区别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无产阶级不掌握权力，权力就一定会被资产阶级掌握。巴枯宁认知有局限性，这使得他的理论无法落地。空想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实践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已经被历史证明且至今正在延续。
巴黎公社的教训，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不足以镇压反革命力量。打碎旧国家机器，依靠无产阶级政权改造生产关系，是劳动者解放的必经之路。同时，马克思也是清醒的，巴黎公社限定公职人员薪资、干部随时可被罢免，正是针对代理人变质设计的制度防线。
后来的重头戏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但成功之后呢？私奔，是为了奔向如革命理想一般的爱情。私奔之后的男女，面对惨淡的生活，能否延续革命造反时期的初心呢？时间，把苏联一切推向其反面，推向其原先警惕的、鄙视的、抗拒的局面。
第一，党内形成官僚垄断集团，少数人利益固化。干部终身制，特供商店、专属疗养院、等级化福利体系，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支配公有资源，名义公有，实际私有，名义上代表劳动者，实际上自绝于人民，苏联党和苏联人民开始分道扬镳。
第二，党内监督与舆论监督弱化，权力走向没有制约的绝对化。苏联党内民主制度名存实亡，没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苏共的媒体只做歌颂宣传的工具，不再为人民发声。权力失去内部和外部的制衡，特权没有约束，错误难以纠正，病入膏肓非一日之寒。
第三，集体价值观的崩塌，一切向钱看。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之后，十月革命崇高的革命理想开始崩塌。漠视共产主义理想，苏共高层没有了信仰，他们口中的社会主义就失去了法理基础。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产业化，功利主义、物质至上风气蔓延，意识形态防线失守，资本逻辑渗透进社会方方面面，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发生了扭曲。
这时的苏联人民，眼中已经没有了十月革命的光芒。再次陷入迷惘的彷徨的他们，对红旗落地漠然旁观。
《左传》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敬畏先人，铭记初心，才能实现复兴。否定了来路，这个政党、国家就失去了共情，就没有了共奋斗、共患难的精神基础。
苏联印证了巴枯宁的担忧。只不过，巴枯宁多了些宿命论，少了人定胜天的勇气。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大规模对抗性阶级斗争不复存在，但阶级斗争并未熄灭，更多地表达为人民内部矛盾，表达为人民抵制特权、反对修正主义、防止权力异化的长期斗争。苏共的错误，就在于淡化这种矛盾，把社会主义制度当成了安枕无忧的屏障。
讲到这里，我们比以往更加深切的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带领人民“反修防修”。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不是看客，是主人。人民参政议政的主人意识，人民的义利观，人民的社会集体审美，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未来。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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