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我帮女同学收稻谷，半夜她敲开我房门，小声说：我爸妈都睡了|秋月|稻谷|稻香

我叫周明远，今年五十六岁，在县一中教了大半辈子的语文。三十七年前的那个秋天，我帮一个女同学收了一天稻谷，结果半夜她敲开了我的房门，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事情要从头说起。

一九八七年的秋天，我十九岁，在地区师范学校读二年级。那年国庆节放假三天，我本来打算留在学校看书的，但同班的林秋月找到我，说她家的稻子熟了，家里就她爸妈两个人，忙不过来，想请我去帮忙。

林秋月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长得白白净净的，扎着两根乌黑的麻花辫，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唱歌很好听，学校文艺汇演的时候她站在台上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台下的男生眼睛都看直了。我跟她平时交集不多，除了收发作业的时候说上几句话，基本没什么来往。所以她来找我的时候，我着实愣了一下。

“周明远，你国庆节有事吗？”她站在教室门口，有些局促地攥着书包带子，耳根子微微发红。

“没什么事，怎么了？”

“我家在龙潭乡，离学校四十里路，坐班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你要是没事的话，能不能去帮我家收两天稻子？管吃管住。”

她说这话的时候一直没看我的眼睛，目光落在我的下巴上，像是在跟我的衣领说话。我注意到她的手指把书包带子绞了一圈又一圈，指节都泛白了。

我犹豫了一下。倒不是不想帮忙，而是觉得有些突然。班上那么多男生，她为什么偏偏来找我？但转念一想，也许是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干农活不在话下。我六岁就跟我爹下地，插秧割稻挑担子，样样都拿得出手。再说了，同学之间互相帮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行，什么时候走？”

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像是有人往里面放了两颗星星。“三十号下午！放学就走！来得及的话还能赶在天黑前先干一茬。”

九月三十号那天下午，我跟着林秋月坐上了开往龙潭乡的班车。

那是那种老式的大巴车，车身漆成了军绿色，车顶上绑着一个巨大的行李架。车里的座椅是人造革包着的，有些地方已经裂了口子，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汽油味和汗味混合的气息，车窗只能开一半，风吹进来的时候带着路边稻田里泥土的清香。

林秋月坐在靠窗的位置，我坐在她旁边。她穿了一件白底碎花的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一截白净的手臂。她的辫子今天编得格外整齐，辫梢上扎着两根红头绳，耳朵上夹着一对很小的银耳环，在阳光下偶尔闪一下。车子开动以后，她从书包里掏出两个煮鸡蛋递给我，说是我替她家干活，不能饿着。

“你吃吧，我不饿。”我推辞。

“你拿着。”她不由分说地塞进我手里，指尖碰到我手心的时候微微一顿，然后飞快地缩了回去，转过身去看窗外的风景。

我剥开鸡蛋壳，蛋白上还带着温热的触感，不知道是她手心的温度还是煮好不久的余温。我咬了一口，她偷偷侧过头来看了一眼，见我吃得香，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又飞快地扭了回去。

“你家种了多少稻子？”我找了个话题。

“五亩多。我爸说今年雨水好，收成比往年多了两成，是好事，但也更忙了。往年还能请到帮工，今年家家户户都赶着收，请不到人。”她顿了顿，“还好你肯来。”

“同学之间，应该的。”

“不是谁都肯来。”她轻声说了一句，声音小得几乎被汽车引擎的轰鸣盖过去。

我没有接话。车窗外的景色从县城的楼房渐渐变成了乡村的土路，又变成了连绵的稻田。金黄色的稻穗在午后的阳光下铺成了一片海，风一吹，稻浪起伏，像是有千军万马在里面奔跑。

班车在一个叫龙潭路口的地方把我们放了下来。我跟着林秋月走了一条土路，路两边是密密麻麻的白杨树，叶子开始泛黄，风一吹哗啦啦地响。走了大概二十分钟，远远地看见一个被稻田包围的小村庄，青瓦白墙的房子错落有致地排列着，炊烟从屋顶上袅袅地升起来。

林秋月的家在村子中间，是一栋三间的砖瓦房，院子里铺着青石板，靠墙种着一棵枣树，树上的枣子已经红透了，在夕阳下像一颗颗小小的红灯笼。院墙上爬满了丝瓜藤，开着黄色的花，几只蜜蜂在上面嗡嗡地转。

她爸叫林德厚，五十出头的年纪，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深，皮肤被太阳晒成了古铜色。她妈姓陈，村里人都叫她陈婶，个子不高，瘦瘦的，围着一条褪了色的蓝布围裙，看到我就热情地招呼：“小周是吧？快进来快进来，路上辛苦了！”

晚饭很丰盛。陈婶炒了一盘腊肉炒蒜薹，一盘酸豆角炒肉末，一碗丝瓜蛋汤，还特意杀了一只鸡炖了满满一砂锅。林德厚拿出了一瓶自己泡的杨梅酒，给我倒了满满一杯。

“小周，听秋月说你在学校成绩很好？”林德厚端着酒杯问我。

“还行，中等偏上。”

“别谦虚，秋月说你上学期考了全年级第三。”林秋月的妈妈在旁边插嘴，“秋月在家老念叨你，说你文章写得好，老师经常拿你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念。”

“妈！”林秋月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陈婶笑呵呵地给我夹了一块鸡腿，“小周你多吃点，明天还要干活呢。”

林秋月低着头扒饭，整张脸几乎埋进了碗里，两只耳朵红得像院子里那颗枣树上的枣子。我默默地把鸡腿吃了，心里隐约感觉到了一些什么，但又不确定。

晚上我睡在西厢房，那是一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屋子，窗台上放着一盆吊兰，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世界地图。被褥是新晒过的，有一股阳光的味道，枕头边上放着一把蒲扇，还有一盘蚊香。

躺在床上，透过窗户能看到院子里的枣树和满天的星星。乡下的星星比城里多得多，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片夜空，银河像一条发光的绸带横跨天际。田里的青蛙叫得正欢，蛐蛐在墙角里拉着长声，偶尔传来几声远处的狗叫。

我听着这些声音，忽然觉得心里特别安宁。这种安宁是在学校里感觉不到的，是只有回到了泥土和庄稼之间才能体会到的那种踏实。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被院子里的动静惊醒了。

林德厚已经在院子里磨镰刀了，磨刀石上发出的沙沙声在清晨的寂静里格外清晰。我赶紧爬起来洗了把脸，林秋月已经端着一碗热粥在等我了。

“你多喝点，吃饱了才有力气。”她把粥递给我的时候，手指在我的手背上停了一瞬，然后飞快地缩了回去。

早上的稻田里还有露水，稻叶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太阳刚从东边升起来，把整片稻田染成了金黄色。空气里弥漫着稻谷成熟的香味，那是一种让人安心踏实的气味，是丰收的气味，是土地对辛勤劳作的人最慷慨的回报。

我脱了鞋，卷起裤腿，拿起镰刀就下了田。

林秋月跟在我后面，她今天穿了一件旧衬衫，袖子挽得高高的，辫子盘在头顶上，露出一截被太阳晒成蜜色的后颈。她递给我一副粗线手套，说是不戴手套的话手心会磨起泡。

“你自己戴吧。”

“我习惯了，”她晃了晃自己的手，我注意到她的掌心里已经有一层薄薄的茧子，“从小干到大，不怕。”

那一整天是我记忆里最累也最充实的一天。

我负责割稻子，林秋月跟在我后面把割下来的稻子捆成捆，她妈负责把稻捆挑到地头的板车上，她爸负责拉车把稻子运回家里的打谷场。四个人配合得很默契，像是流水线上的齿轮，一环扣着一环，谁都不闲着。

太阳越升越高，地里的温度像是蒸笼一样，空气都被晒得扭曲了。我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滴在干裂的土地上，瞬间就被蒸干了。衬衫湿透了贴在背上，又被太阳晒干，然后又湿透，反反复复，到最后衣服上结了一层白白的盐霜。

林秋月从地头拿了水壶过来递给我，我仰头灌了一大口。水是早上从井里打上来的，还带着微微的凉意，顺着喉咙流下去，整个人都舒坦了。

“歇会儿吧。”她说。

我直起腰来，感觉腰像是要断了一样。再看林秋月，她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碎发贴在脸颊上，脸上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鼻尖上还沾了一小片稻叶碎片。但她看着我笑，那笑容在午后的阳光里格外好看，酒窝里像是盛满了光。

“累不累？”她问。

“还行。”

“你别逞强，城里来的学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她的语气带着一种让我意外的亲昵。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我笑道，“别小看人。”

“那不一样。你们家种的是玉米和红薯，跟我们这边种水稻不一样。割稻子费腰，你第一次干，肯定不适应。”

我没有再嘴硬，老老实实地承认腰确实有点酸。她走到我身后，犹豫了一下，然后伸出手在我的后腰上轻轻锤了几下。

“你别多想，”她低着头说，声音有些发紧，“我就是帮你松松筋骨。”

她的拳头不轻不重地落在我的后腰上，每一下都恰到好处。我背对着她，看不见她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好了好了，不累了。”我赶紧说。

她收回手，转身走回自己的位置，弯腰继续捆稻子。她的动作很快，像是在用劳作来掩饰什么。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收了最后一片稻子。五亩多的稻田，两天并作一天干完了。我坐在田埂上，浑身散了架一样，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手掌心果然磨出了两个水泡，火辣辣地疼。但看着那一片被我们收割干净的稻田和地头堆成小山的稻捆，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林秋月在我旁边坐了下来，递给我一条毛巾。我接过来擦了擦脸上的汗，毛巾上有淡淡的皂角味，跟她平时身上的味道一样。

“周明远，谢谢你。”她看着眼前这片被收割干净的稻田，声音很轻。

“谢什么，举手之劳。”

“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对我来说不是。”她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你是第一个愿意来我家帮忙的男生。”

我没有接话。夕阳把她的侧脸照得红红的，她的睫毛很长，在晚霞里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其实……”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她爸的喊声从远处传了过来，她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对我说，“走吧，回家吃饭。”

晚饭她妈做了红烧肉，说是给我补补身子。林秋月坐在我对面，一直给我夹菜，自己却没怎么吃。她爸又拿出了那瓶杨梅酒，这次我喝了两杯，整个人晕乎乎的，困意铺天盖地地涌了上来。

吃完饭我简单洗了个澡，回到西厢房倒头就睡。身体疲惫到了极点，脑袋沾上枕头的一瞬间意识就开始模糊了。迷迷糊糊中我听到院子里还有人走动的声音，还有压低了嗓门的说话声，但我实在太累了，眼皮像是灌了铅一样沉，很快就坠入了沉沉的梦里。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忽然被一种轻微的声响惊醒了。

是敲门声。

很轻，很克制，指节叩在木门上的声音在深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我一下子清醒过来，躺在床上没有动，心跳却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笃笃笃。”

又是三声。比刚才稍微重了一点，但还是小心翼翼的，像是敲门的人也在犹豫，也在挣扎。

“周明远，你醒了吗？”

是林秋月的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低到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气声，但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翻身下了床，光着脚走到门边，没有立刻开门。

“怎么了？”我隔着门问。

门外沉默了两三秒钟。那两三秒被寂静拉得很长很长，长得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我爸妈都睡了。”她说。

这句话让我握着门栓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一个女孩子，深更半夜，敲开一个男生的房门，说我爸妈都睡了。这意味着什么？我的心跳得更快了，脑子里乱糟糟的，各种各样的念头像田里的蚂蚱一样乱蹦。

我深吸一口气，把门栓拉开，打开了门。

林秋月站在门外，手里举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映在她脸上，让她的五官显得格外柔和。她的头发披散着，不像白天那样扎成辫子，黑色的长发搭在肩膀上，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光泽。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碎花的短袖衬衫，深蓝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塑料凉鞋。

但让我注意的是她的表情。

她的脸上有一种我很陌生的神色。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羞怯或暧昧，而是一种近乎沉重的认真，甚至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悲伤。她咬着下唇，嘴唇上有一道浅浅的齿痕，显然是已经在门外站了很久，鼓了好几次勇气才敲的门。

“你能跟我出来一下吗？”她小声说。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她举着煤油灯走在前面，我跟在她身后。夜深了，整个村子都睡着了，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和稻田里的蛙鸣。月亮很好，又大又圆，挂在天上，清辉洒在地上，照得青石板路发着银白色的光。院子里的枣树在月光下投下一片斑驳的树影，风一吹，影子就碎了一地，然后又重新拼起来。

她带我走到了屋后的打谷场上。打谷场上堆满了白天收割回来的稻捆，稻穗在月光下泛着一层金黄色的光晕，空气里弥漫着稻谷和干草的气味。她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把煤油灯放在脚边，然后拍了拍旁边的位置，示意我坐下。

我在她旁边坐了下来。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远不近，中间隔了大概一个手掌的空隙。

她没有马上说话。夜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起来，拂过我的手臂，痒痒的。她低着头，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画着圈，嘴唇翕动了几次，却始终没有发出声音。煤油灯的火苗在风里跳动着，把我们的影子投在身后的稻堆上，忽大忽小，像两个正在跳舞的人。

我也没有催她，就那样安静地坐着。夜风吹过稻田，带来一阵一阵的稻香。头顶的星星多得数不清，银河横跨天际，像一条发光的大河。远处有蟋蟀在叫，一声长一声短，给这个安静的夜晚打着节拍。

过了很久，她终于开口了。

“周明远，你将来想做什么？”

这个问题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了想，说：“当老师吧。师范毕业了就是当老师，回我们县里教书。”

“当老师好。”她点了点头，然后又沉默了。

她的手握成了拳头，又松开，又握紧。指甲在手心里掐出了一道道红印子。

“你呢？”我问，“你将来想做什么？”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那光芒很亮，但亮得有些不正常，像是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我想上大学。”她说。

“那不是挺好吗？你成绩那么好，肯定能考上。”

她忽然站了起来，走到稻堆旁边，伸手摸了摸那些金黄的稻穗。她的背影在月光下显得有些单薄，肩膀微微耸起，像是在积蓄什么力量。

“我爸妈不想让我念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你说什么？”

“我爸说了，念完师范就行了，毕业了回来当个小学老师，找个婆家，安安稳稳过日子。可我……”她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睛里终于有了泪光，“可我想考大学。我想去北京，去上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不想像我妈那样，在这个村子里待一辈子。”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仰起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像是在忍住眼泪，又像是在从月亮里寻找什么答案。

“你是第一个听我说这些的人。”

她的声音变得很轻很轻，轻到被风一吹就散了。但她的眼睛一直看着我，那眼神里有一种近乎恳求的东西，像是在茫茫大海里抓住了一块浮木。

“我需要有人知道，”她说，“哪怕只有一个人知道，知道林秋月不甘心。”

我愣住了。原来她半夜敲开我的房门，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我看着她站在稻堆旁的身影，忽然明白了很多事。她请我来帮忙收稻子，不仅仅是为了找个劳动力。她带我走了那么远的路，给我吃了那么多顿饭，在我累的时候递水递毛巾，让我在这个家里住了下来。她让我看到了她的生活，看到了她每天面对的那些人和那些事，看到了压在她心头的那些期待和束缚。她是想让我理解她。理解她为什么不甘心，理解她为什么要挣扎。

在这座被稻田包围的小村庄里，没有人理解她。她爸妈不理解，他们觉得女孩子念个师范就够了，找个安稳的工作，嫁个老实的人，生儿育女，这就是最好的人生。她的邻居不理解，他们觉得林家的丫头太要强了，心比天高，不知道安分。她的同学也许也不理解，他们觉得林秋月成绩好是好事，但一个女孩子，读到师范了还想怎么样？

所以她找到了我。一个从农村考出来的穷学生，一个跟她一样经历过贫穷和局限的人，一个也许能懂她的人。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她把煤油灯重新端起来，坐到石头上。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表情比刚才平静了一些，像是把压在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搬开了一个角。

“我想参加明年的高考。”她说，“师范毕业以后，以社会人员的身份报名。”

“你爸妈那边呢？”

“我还没跟他们说。”她的手指在煤油灯的底座上摩挲着，“我爸那脾气，你是不知道。他认准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要是跟他说我不想当老师，想去上大学，他非得气死不可。”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说？”

“等高考报名的时候再说。报了名，就没有回头路了。”

“你想考哪个学校？”

“北师大。”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声音也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然后又像是怕被人听到一样压低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去年我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一本北师大的招生简章，上面有他们校园的照片——图书馆前面那两排银杏树，秋天的时候一片金黄。我看了以后就忘不掉了，做梦都梦见自己坐在那个图书馆里看书。”

她说这话的时候整个人都变了。白天的疲惫和刚才的沉重一下子从她身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她的眼睛亮得像是有人往里面点了一盏灯，嘴角不自觉地往上翘，那个笑容里全是憧憬。

“周明远，你知道吗？我最喜欢语文，不是因为成绩好，是因为文字里有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可以超越自己的出身，超越自己的环境，超越别人给你设定的所有限制。我觉得只要我能考上北师大，我就能成为那样的人。”

我说：“你一定能考上。”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里的光亮突然黯淡了几分。

“可是我怕。”

“怕什么？”

“怕我爸妈。怕村里人的闲话。怕自己考不上，到时候什么都落空，连师范分配的工作都没了。”她把煤油灯抱在怀里，像是要从那微弱的火光里汲取一点温暖，“你不知道，我爸身体不好，我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家有多辛苦。我要是考不上，又丢了分配，那我就成了全家的罪人了。”

风从稻田里吹过来，带着一股湿润的泥土气息。稻穗在风里轻轻摇晃，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耳边轻声低语。煤油灯的火苗被风吹得晃了几下，她赶紧用手护住，那专注的神情让我想起了白天她在稻田里弯腰捆稻子的样子。

“那你怕不怕后悔？”我问。

她愣了一下。

“如果你现在放弃了，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你会不会后悔？”我看着她的眼睛，“你刚才说，你看过北师大的招生简章，照片上有两排银杏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去试试，那两排银杏树就会永远活在你的梦里，一辈子都摸不到？”

她没有回答。但她的眼眶红了。

“林秋月，其实你不需要我跟你说这些话的。”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你已经下定决心了，你只是需要有人站在你这边。对不对？”

她看着我，眼泪终于从眼眶里滚落下来，一颗接一颗地砸在煤油灯的玻璃罩上，发出轻微的嗤嗤声。

“是。”她说，“我需要有人知道。哪怕全世界都不理解我，至少有一个人的理解，我就有勇气走下去。周明远，你就是那个人。”

她从石头上站起来，擦了擦眼泪，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月光洒在她的脸上，她的笑容在泪光里显得格外好看。

“谢谢你听我说这些，”她说，“这些话我在心里憋了大半年了，从来不敢跟任何人讲。你是第一个。也可能是我离开这个村子之前，唯一的一个。”

“我一定会考上的。”她说，语气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坚定，“等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就把它贴在村里的布告栏上，让所有人都看到。让他们知道，林家的丫头不是心比天高，是心够大，大到能装下这片稻田装不下的东西。”

她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草屑，弯腰端起煤油灯。火苗在她的掌心里跳动着，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

“走吧，回去睡觉吧，你明天还要赶车回学校呢。”

我跟在她身后往回走。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青石板路上，像是两个并肩前行的旅人。走到西厢房门口的时候，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

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她把煤油灯放在窗台上，忽然踮起脚尖，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很轻很轻，轻到像是被风吹过来的一片羽毛，但在那个深秋的夜晚，在满天的星斗和满地的稻香之间，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周明远，等我考上北师大，我有话要跟你说。”

说完这句话，她像是怕被我看清表情一样，猛地转身跑开了。她的脚步声在青石板路上渐渐远去，然后是堂屋门开关的声响，然后一切归于寂静。

我站在西厢房门口，月光照在我身上，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搅动了一下。窗台上的煤油灯还亮着，火苗在夜风里轻轻摇曳，像是在替她说出那些还没说出口的话。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院子里已经飘来了早饭的香味。陈婶又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饭，有小米粥，有馒头，还有一碟咸鸭蛋。林秋月坐在桌子旁边，看到我出来，她的眼神跟我对上的那一瞬间，嘴角微微翘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去继续喝粥。

那笑容跟昨天不一样。昨天的笑是一个普通同学对来帮忙的老乡的客气，今天的笑里多了一些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

吃完饭我要走了。林秋月送我到村口，她爸妈知趣地没有跟出来。早晨的村庄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气里，远处的稻田在雾里若隐若现，像是一幅水墨画。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和布鞋，她的头发上沾了几颗细小的水珠，在晨光里闪闪发光。

我们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班车，她半天没说话。风吹过来，把她的碎花衬衫吹得轻轻飘动。

“昨天我跟你说的事，你别告诉别人。”她终于开口了。

“放心吧。”

“尤其是班上的同学，一个字都不能说。”

“我说了放心吧。”

班车远远地开过来了，扬起一路黄土。我准备上车的时候，她忽然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塞进我手里。

“给你的。”

是一个小小的布包，用手帕缝的，针脚细密整齐。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块芝麻糖，还带着她掌心的温度。

“路上吃。我昨晚偷偷做的，你可别嫌难看。”

我上了车，找到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子发动了，她站在老槐树下朝我挥手，辫子在风里晃来晃去，碎花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像是两只翅膀。

“周明远！”她忽然喊了一声，声音很大，大得整车的人都朝她看了过去。

“别忘了！”她把手拢在嘴边，声音穿透了尘土飞扬的土路和汽车引擎的轰鸣，直直地撞进我的耳朵里。

车子拐了个弯，她的身影被白杨树遮住了。

我靠在座位上，手里攥着那个手帕缝的小布包，拆开一块芝麻糖放进嘴里。糖很甜，芝麻很香，还带着一点点焦味，大概是火候没掌握好。

但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芝麻糖。

回到学校以后，我们之间似乎什么都没变，又似乎什么都变了。表面上，我们还是普通的同班同学，在教室里隔着三排桌子，收发作业的时候说上几句话。但有些细节不一样了。

比如我发现林秋月比以前更用功了。以前她上课偶尔还会走神，在笔记本上画小人，或者在书页的边角上画花。现在她每节课都坐得笔直，把老师讲的每一个重点都记下来，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她开始频繁地往图书馆跑，一坐就是一整个下午。

有一回我在图书馆里遇到她，她正坐在角落里看书，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英语复习资料。她用一支红笔在上面划重点，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在默念单词。我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看书。那个下午，我们坐在图书馆里，各自看各自的书，谁都没有说话。太阳从窗户外面照进来，在她的侧脸上镀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她的睫毛在阳光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但我发现她还是会在语文课上偷偷写东西。有一次我从她桌边路过，看到她在一个本子上奋笔疾书，不是笔记本，而是一个棕色的软皮本。她看到我过来，啪地合上了本子，脸上闪过一丝慌乱，然后若无其事地拿起了课本。

“写什么呢，这么神秘？”我问。

“没、没什么。”她支支吾吾地说，耳根子又红了，“就是随便写写。”

转眼到了年底，学校放寒假。我回了老家过年，帮着家里干了十几天的农活。除夕夜，村子里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的声音炸得整个夜空都在颤抖。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远处的烟花一朵接一朵地绽放，心里忽然想起了龙潭乡那个被稻田包围的小村庄，想起了林秋月举着煤油灯站在稻堆旁的样子，想起了她说的那句“我想去北京”。

她现在在干什么呢？是在帮家里准备年夜饭，还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她有没有跟她爸妈说她想考大学的事？她爸知道以后会不会真的发了火？

这些念头在除夕夜的鞭炮声里反复浮现，但我没有答案。

正月初八，我提前回到了学校，因为宿舍开门早，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没想到我在教学楼门口就碰到了林秋月。

她比我回来得还早。

寒假里的校园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提前返校的学生和留守的保安。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棉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的围巾，正抱着几本书从教学楼里出来。看到我，她的脚步顿了一下，然后加快步子跑了过来。

“周明远！你怎么也来这么早？”

“在家没事干，早点回来看看书。你呢？”

“我……”她的眼神闪躲了一下，“我也是来看书的。马上要高考了，时间不多了。”

我们在空无一人的食堂里吃了晚饭。食堂只开了一个窗口，菜也很简单，白菜炒粉条，土豆炖肉，米饭。她把碗里的肉全夹给了我，说自己不喜欢吃肉。

“你骗谁呢，”我说，“上次咱班聚餐，你一个人吃了半盘子红烧肉。”

她被我戳穿，脸红了一下，然后把肉从我碗里夹了回去。“那我不客气了。”

吃完饭我们在操场上散步。冬天的操场光秃秃的，跑道上的煤渣被北风吹得干干净净，足球场上的草全都枯了，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天边还有最后一抹晚霞，橘红色的，像火烧云。风很大，把她的围巾吹得在身后飘来飘去。

“我跟他们说了。”她忽然开口，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模糊。

“你爸妈？”

“嗯。”

“什么时候？”

“过年的时候。年夜饭上说的。”她把围巾重新围了一下，遮住了半张脸，“我妈当场就哭了。我爸摔了筷子，说他不同意，说我心野了，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的心揪了一下。“然后呢？”

“然后我就跟他吵了一架。”她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苦涩，也有一丝我从没见过的倔强，“我从小到大都没跟我爸吵过架。这是第一次。我告诉他，我已经决定了，谁也拦不住。就算他不给我钱，我自己想办法，勤工俭学，借钱，贷款，我也要去北京。”

“你爸怎么说？”

“他三天没理我。除夕、初一、初二，一个字都没跟我说。”她低下头，用脚踢开跑道上的一颗石子，“初三那天早上，他忽然走到我房间门口，问我报名费要多少钱。”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同意了？”

“他不算同意，”她抬起头来看着远处渐渐暗下去的天际线，“但他妥协了。他说，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就去试试吧。考不上，就回来老老实实当老师，不许再折腾了。考上了——”她顿了顿，声音忽然哽咽了一下，“考上了，爸砸锅卖铁也供你。”

我的鼻子也酸了一下。

“所以，”她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来面对着我，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闪闪发光的表情，“我现在没有退路了。我必须考上。”

那年夏天，高考成绩出来了。

林秋月考了全县第三名。

她的名字被写在了学校门口的红榜上，用大号的毛笔字写的，“林秋月”三个字端端正正，墨迹淋漓。红榜下面围了一大群人，挤得水泄不通。我站在人群外面，踮着脚尖往里面张望，看到她的名字旁边写着她的分数——比北师大的录取线高了将近四十分。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骄傲。不是我的成绩，但我骄傲得像是自己考上了一样。

我转身想去教室找她，却发现她就站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背着书包，手里还抱着两本书。她大概是刚从图书馆回来，看到校门口围了一堆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你考上了。”我走过去对她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推开人群挤了进去。她站在红榜前面，仰着头看着自己的名字，看了很久很久。围观的人发出此起彼伏的惊叹声，有人开始喊她的名字，但她像是完全没听到一样，就那样仰着头，一动不动。

然后她转过身来。

她的脸上全是泪水，但她在笑。

那个笑容是我见过的最灿烂的笑容。比那个秋天在稻田里看到的还要灿烂，比冬夜操场上看到的还要灿烂，比除夕夜的烟花还要灿烂。她的泪水和笑容混在一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是有人把整个夏天的光都揉碎了洒在了她的脸上。

她在人群里看到了我，迈开步子跑了过来。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抓住了我的衣袖，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

“周明远！我考上了！”

“我看到了。”

“我真的考上了！”

“你考上了。”

她拉着我的袖子又哭又笑，完全不顾周围人的目光。同学们在旁边起哄，有人吹起了口哨，有人鼓起了掌。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猛地松开手，退后了一步，脸红得像个苹果。

但她没有跑开。

她站在我面前，红着脸，挂着泪，带着笑，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在打谷场上，我跟你说的话吗？”

“记得。”

“我说，等我考上北师大，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看着她，心跳得厉害。

“现在可以说了，”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周明远，我喜欢你。”

周围的人群还在喧闹，红榜前面的学生们还在惊叹和议论，有人在远处喊她的名字，让她去教务处领录取通知书。但她就那样站在我面前，红着脸，等着我回答。

那个秋天在稻田里弯腰割稻子的姑娘，那个冬夜在操场上说“我没有退路了”的姑娘，那个看了北师大招生简章就敢赌上一切的姑娘，她就站在我面前，问我要一个回答。

“林秋月，”我说，“我也喜欢你。从那个秋天开始，从你半夜敲开我的房门开始，从更早之前，从你在教室里低头写字、阳光落在你侧脸上的时候开始。”

她的眼泪又涌了出来，但她笑得比刚才还要开心。

“那你愿不愿意等我？”

“等多久？”

“四年。等我从北师大毕业，回到这里，跟你一起当老师。”

“我愿意。”

她踮起脚尖，在我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周围响起了雷鸣般的起哄声和掌声。她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但她没有躲，就那么站在我面前，眼睛里有星星，嘴角有阳光。

那年八月底，林秋月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家属和学生，她爸拎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里面塞满了被褥和生活用品。她妈拉着她的手，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一边哭一边叮嘱她要好好吃饭，天冷了要加衣服，缺钱了就给家里写信。她爸站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忽然举起了手，用力地挥了两下。

我也站在站台上，看着她的脸在车窗后面越来越小。她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嘴巴一张一合，在说什么。火车轰隆隆地开远了，她比划了一个写信的手势，然后那个手势也融化在了远方的铁轨尽头。

我们开始通信。

她在信里跟我讲北京的事，讲北师大的图书馆门前果然有两排银杏树，秋天的时候金黄的叶子落了满地，她踩在上面走过去，每一步都像是在做梦。她说她住六人宿舍，舍友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姑娘，有人讲四川话，有人讲广东话，她说她的普通话被她们带偏了，现在说话都带着一股火锅味。她说北京的冬天比老家还冷，但教室里有暖气，图书馆里有暖气，她在北方的寒冬里再也不用抱着暖水袋瑟瑟发抖了。

我每次回信都要跑邮局，买一张八分钱的邮票，把信封好，投进那个绿色的邮筒。我在信里跟她说老家的消息，说学校的事，说我在村小代课的那些孩子有多调皮，有个男孩把蛤蟆放进了女同学的书包里，女同学哭了一整天。

有一回她在信里夹了一片银杏叶，压得平平整整的，叶脉清晰可见。她在信的末尾写道：“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两排银杏树上的叶子。周明远，你帮我保存好，等我们老了以后，我要拿这个当证据，证明我年轻的时候也浪漫过。”

我把那片银杏叶夹在了我最喜欢的那本诗集里。那本诗集是泰戈尔的《飞鸟集》，里面有一句诗我抄了好几遍：“生命因给予而丰富，因爱而美丽。”

四年后，林秋月从北师大毕业了。

她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机会，回到了我们县，跟我一起在县一中教书。她教语文，我教历史，两个穷教书的，工资不高，但日子过得踏实而温暖。

我们结了婚。

婚礼简单到了极点，只请了几个最亲近的亲戚和朋友。林秋月穿了一件大红色的旗袍，头上戴着一朵红花，是我娘在院子里种的月季。酒席就摆在家里的院子里，林德厚亲自下厨炒了十几个菜，陈婶忙前忙后招呼客人，笑得合不拢嘴。

敬酒的时候，我端着酒杯对她说：“十一年了。”

“什么十一年？”

“从你敲我房门那天算起，十一年。”

她笑了，端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才十一年，还有一辈子呢。”

院子里的枣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比那年秋天更粗更壮，枝头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枣子。月亮又圆又亮，清辉洒在青石板地上，像铺了一层碎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