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简评
“平台就是中间商，而且是100%的中间商。”
8月8日晚，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在央视财经《对话》栏目中的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本就涟漪不断的水面。
这并非他首次向电商平台开炮。从2024年底至今，这位饮料帝国的掌门人几乎以“季度”为单位，持续更新着他对直播电商乃至“四大平台”的批评清单。但这一次，他的火力明显升级——从情绪宣泄转向了系统性质疑，甚至直接喊出了“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
在长达一小时的访谈中，钟睒睒罕见地收敛了锋芒，更像一个经济学家在拆解一个市场失灵案例。他的核心论点只有一个：平台通过“去中间化”消灭了传统经销商，自己却成了一个掌控流量分配权和定价权的、更强势的、且规则不透明的超级中间商。
“每一单都调价格，就是100%的中间商”
在传统商业逻辑中，中间商赚的是信息差和渠道服务的差价，其费率通常是公开且恒定的。但钟睒睒认为，平台经济的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异。
“交易平台是有规则的，交易收取的费率是恒定的，不是每一单都调的。”他在节目中直言，“但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那就是100%的中间商。”
这段话直指电商行业最隐秘的痛点——算法驱动的动态抽成与流量黑箱。
在钟睒睒看来，传统中间商哪怕赚取50%的毛利，其成本结构是可见的，商家可以计算投入产出。但在当前的平台机制下，流量价格、技术服务费、推广费随着竞价和算法实时波动。商家完成一单交易，往往算不清自己到底被扣除了多少成本，也摸不透下一次曝光需要投入多少。
“算不清账”是当下中小商家的普遍困境，而钟睒睒将其归结为平台权力的滥用。他认为，这种不透明的收费机制，让平台不再是一个连接供需的基础设施，而变成了一个可以针对每一笔交易单独定价的“超级做市商”。
“这个中间商无处不在，它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杀’光了。” 钟睒睒进一步将视角拉向线下生态。
他提出了一个颇为感性的观点：逛街带来的即兴消费和感性接触，是激发社会创造力的源泉。当年轻人的注意力全被吸进手机屏幕，被算法推送到眼前的标准品所束缚，社会将失去一部分感性的土壤。在他看来，平台对线下零售的冲击，不仅是商业效率的替代，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格式化”。
如果说不透明是平台的第一宗罪，那么“无底线卷价格”则是钟睒睒绝不放过的第二条。
“中国现在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卷价格，不卷质量，不卷高品质，不卷溢价水平，这个是对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大的一种。”
这番话的背景，是节目从农夫山泉在广西横州投产的首座茉莉花茶厂谈起。钟睒睒的逻辑链条很清晰：平台通过全网比价机制，倒逼制造业不断压低出厂价。为了在低价战中存活，工厂只能压缩原材料成本、降低工艺标准。利润薄如纸片的结果，是企业失去了投入研发、升级品质的资金。
最终，这个链条的负反馈会传导到最脆弱的环节——农民。
“全国的农民兄弟及整个传统产业都在为互联网平台打工。”这是钟睒睒在2025年4月发文时的原话，此次访谈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一判断。当终端价格被无限压低，作为原料供应源头的农业，其利润空间被最先挤干。他认为，真正的助农应该是通过产业化、精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而不是靠流量制造的“畅销”假象来饮鸩止渴。
两年五连击：从“绞肉机”到“权力限制”
目前，钟睒睒对电商的炮轰已形成一条清晰的时间线，且措辞一次比一次沉重。
2024年11月，点名批评某电商价格体系“对中国品牌和产业是巨大伤害”，并表态“永远不会做直播带货”。
2024年12月，提出助农应靠产业化，而非流量泡沫。
2025年初，将“四大电商平台”称为 “中国经济的绞肉机” 和 “中小经营户的周扒皮”。2025年4月，发文称传统产业在为平台打工。
2026年8月（此次访谈）：将批评升级为制度呼吁，明确提出 “限制平台权力” 。
从“绞肉机”到“限制权力”，钟睒睒的用词变化折射出企业家群体对平台经济认知的深化。过去，业界讨论更多集中于流量成本过高；如今，以钟睒睒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开始质疑平台经济的底层分配逻辑。平台经济的“包青天”困境节目中，钟睒睒的矛头虽然锋利，但并未提出具体的监管细则。他只是反复强调规则公平的重要性——“交易费率应该是恒定的，而不是每一单都调”。
这恰好点中了当下平台经济治理的核心难题：平台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商业利益的深度参与者。 当算法成为商业机密，流量分配成为调节营收的杠杆，中小商户在“黑箱”面前几乎丧失了议价权。
钟睒睒所呼吁的“限制权力”，本质上是希望将平台的“暗箱”变为“明规则”——如果抽成比例像传统租金一样清晰透明，如果流量分配像自然搜索结果一样有据可查，那么即便平台依然是强大的中间商，商业博弈至少有了公平的起点。
不过，这场从广西茉莉花田延伸至北京演播室的讨论，或许并不会改变什么具体的算法。钟睒睒自己也承认，他并不是反对平台经济本身，而是反对那种“既当裁判又当选手，且不让运动员看清记分牌”的权力结构。
对于正处在“下半场”的平台经济而言，钟睒睒的炮轰是一面镜子。当产业界领袖公开将平台定义为“破坏生产力”的推手时，平台们或许需要意识到：单纯依靠规模效应和流量分配的时代红利正在消退，如何重新定义与制造业、农业的分配关系，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必答题。
毕竟，如果连娃哈哈和农夫山泉的掌门人都开始连续两年高呼“限制权力”，这已经不只是一家企业的战略牢骚，而是整个产业链底层情绪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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