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去上海相亲竟撞见十年前同桌，媒人刚走，她桌下踹他：叫你装

一九九六年七月，我揣着三百块钱和一张硬座票，坐了七个小时火车到上海相亲。

介绍人是我二姨的同事，姓沈，在上海一家食品厂做会计。她在电话里把女方夸得天上有地下无，说姑娘是上海户口，在新华书店上班，人清爽，性格好，家里也不挑，只想找个踏实过日子的。

我妈听完，当场把我那件压箱底的白衬衫熨了三遍。

“到了上海别露怯。”她一边给我塞茶叶蛋，一边叮嘱，“人家问啥，你别傻乎乎全说实话。该撑场面就撑。”

我嘴上说知道，心里却发虚。

我在县印刷厂当排版工，工资不高，家里也不宽裕。唯一拿得出手的，是我个子还行，字写得还算端正。

相亲地点定在南京路旁边一家老咖啡馆。

我提前半小时到，坐在靠窗的位置，手心一直出汗。窗外全是人，自行车铃声、公交车刹车声、卖报纸的吆喝声挤在一起，热闹得让我头晕。

沈阿姨带着姑娘进来的时候，我赶紧站起来。

姑娘穿一条浅绿色裙子，头发挽在耳后，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她一抬头，我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

陶晓棠。

我初中三年的同桌。

十年前，她坐我右边，天天拿铅笔头敲我桌子，监督我背课文。我上课打瞌睡，她就在草稿纸上画一只闭眼的猪，推到我面前。

我那时候最烦她。

也最怕她。

因为我装不下去。

她看见我，也愣了一下。杯子还没放下，眼睛先眯了起来。

那眼神我太熟了。

初二那年我跟老师撒谎说作业丢了，她就是用这种眼神看我，然后从书包里掏出我藏起来的作业本。

沈阿姨没察觉，还笑眯眯地介绍：“小秦，这是晓棠。晓棠，这是秦砚，在老家印刷系统工作，听说很有前途。”

我赶紧点头：“你好。”

陶晓棠嘴角慢慢弯起来：“你好，秦砚同志。”

这四个字从她嘴里出来，差点把我魂叫散。

沈阿姨坐了一会儿，问了几句家里情况，又说自己下午还要去单位结账，起身把空间留给我们。

她刚走出咖啡馆，陶晓棠的脚就在桌下踹了过来。

不重，但准。

正踹在我小腿骨上。

我疼得一哆嗦，还没出声，她已经压低嗓子说：“叫你装。”

我端着咖啡的手僵在半空。

“我装什么了？”我硬撑。

她把帆布包往旁边一放，身体往前倾了倾：“刚才沈阿姨说你在印刷系统工作，你怎么不解释你就是县印刷厂排版的？还‘有前途’？你是不是准备过会儿说自己负责全县文化宣传？”

我脸一热。

她继续数：“还有，刚才你点咖啡的时候，跟服务员说‘随便来一杯最正宗的’。秦砚，你初中喝藿香正气水都嫌苦，现在装什么懂咖啡？”

我咬牙：“十年没见，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面子？”她笑了一下，笑得不响，却让我更难受，“你要面子可以，但别拿假话垫。”

我低头看着杯子里的咖啡，黑乎乎的，一点也不像我想象中的高级东西。

半天，我才说：“我妈让我别露怯。”

陶晓棠没接话。

咖啡馆里突然安静下来。头顶的吊扇转得慢，窗外阳光亮得刺眼。

过了一会儿，她把糖罐推到我面前：“苦就加糖，别硬喝。”

我抬头看她。

她避开我的视线，低声说：“你以前就这样。明明不会，非说会。明明害怕，非装不怕。”

我心口像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十年前中考前，我爸出事，家里欠了钱。我在学校照样笑嘻嘻，装得跟没事人一样。只有陶晓棠发现我午饭不吃，偷偷把自己的饭票夹在我语文书里。

我当时还嘴硬，说她多管闲事。

后来毕业，我们一个去了中专，一个跟家里搬走，再没联系。

我没想到，十年后在上海相亲桌上，她第一脚还是踹在我最疼的地方。

“你怎么来上海了？”我问。

“我妈改嫁到上海，我跟着过来的。”她说，“中专毕业后进了新华书店。你呢？真就一直在印刷厂？”

我点点头：“排版。铅字排版。”

“挺好。”她说。

我以为她又要损我，没想到她很认真。

“手艺活，没什么丢人的。”

我胸口堵得更厉害了。

那天的相亲没有像我想的那样散场。我们从咖啡馆出来，沿着南京路走了一段。她带我去看书店，说她每天站柜台，最烦有人把书翻乱又不买。

我说：“那你脾气肯定更差了。”

她看我一眼：“对，所以你少惹我。”

我忍不住笑。

她也笑了。

笑完以后，我突然觉得上海没那么吓人了。高楼、霓虹、电车、密密麻麻的人群，都没有她那一脚来得真实。

傍晚，沈阿姨又回来接我们吃饭。

饭桌上，她问我对晓棠印象怎么样。

我刚要按相亲场面说几句漂亮话，陶晓棠在桌下轻轻碰了碰我的鞋尖。

我把到嘴边的“温柔大方”咽了回去。

“她不温柔。”我说。

沈阿姨筷子停住。

陶晓棠也愣了一下。

我硬着头皮继续：“她说话直，脾气急，十年前就爱管我。今天刚见面还踹了我一脚。”

沈阿姨瞪圆了眼。

陶晓棠耳朵红了，咬着牙看我。

我深吸一口气：“但她人好。她记得我怕苦，记得我爱装，也敢拆穿我。我觉得跟她说话，不用费劲撑着。”

桌上安静了几秒。

沈阿姨忽然笑了：“小秦，你这话比刚才那些客套话靠谱。”

陶晓棠低头夹菜，嘴角却没压住。

那一晚，我送她回石库门弄堂。

巷子窄，晾衣绳从二楼横到对面，风一吹，床单像白帆一样晃。她走在前面，帆布包一下一下撞着腿。

到门口时，她停住。

“秦砚。”

“嗯？”

“你要是再跟别人相亲，也别装。”她说，“装来的体面，早晚会露馅。”

我看着她：“那我要是不跟别人相呢？”

她抬眼看我，眼睛很亮：“什么意思？”

“我这次来上海，本来就是相亲。”我说，“撞见十年前同桌，是意外。但我觉得，这意外挺好。”

她没说话。

我又说：“我工资不高，没上海户口，也不懂咖啡。家里还有点旧债没还清。我要是追你，只能拿这些实话追。”

陶晓棠站在门口，手指攥着包带，半天没动。

这回轮到她愣住了。

她像是没听清，先眨了眨眼，又看了看我，嘴唇动了一下，却没发出声音。过了一会儿，她忽然低头笑了，笑着笑着，眼圈有点红。

“秦砚，你可真会挑时候。”她说，“我刚踹完你，你就说这个？”

我也笑：“那你要再踹一脚吗？”

她抬脚，作势要踹，最后却只轻轻碰了碰我的鞋面。

“先写信。”她说，“一个月两封。少一封，我就当你又装。”

我答应了。

回去的火车上，我把那杯没喝完的咖啡味道想了一路。苦是真的苦，可加了糖以后，好像也能入口。

后来我每个月往上海寄两封信。

我写印刷厂换机器，写铅字硌手，写我妈催我问结果，写我第一次在上海咖啡馆装懂咖啡，被她当场踹了一脚。

她回信比我短。

有时只有半页，写书店来了什么新书，弄堂口的桂花开了，沈阿姨又问我们什么时候定下来。

第三个月，我又去了上海。

还是那家咖啡馆。

这次我没点咖啡，老老实实要了一杯汽水。陶晓棠坐在我对面，挑眉看我。

“怎么不装了？”

我说：“怕疼。”

她笑得趴在桌上。

笑完，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推给我。

是十年前的同学录。

翻到最后一页，有一行她写的字：“秦砚这个人爱装，但心不坏。以后要是有人能治他，最好是我。”

我看了很久，嗓子发紧。

“你早就惦记我？”

她脸一红，桌下又踹过来：“少得意。”

这一次，我没躲。

一九九六年，我去上海相亲，撞见十年前同桌。媒人刚走，她在桌下踹我，说：“叫你装。”

那一脚，把我从虚头巴脑的体面里踹醒了。

也把我踹回了她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