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厦门罐头厂倒闭了。

那天下午机器停转的时候，声音比开工还刺耳。三百多号人站在车间门口，谁也没说话。车间主任老刘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手在抖。他喊了一声：“大家……散了吧。”

没人动。

老刘又喊了一遍，嗓子哑了：“散了吧，厂子没了。”

然后他就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当着三百多号人的面蹲在地上哭。他在这厂里干了二十二年，从学徒工干到车间主任，走的时候连个正式的告别都没有。他老婆也在厂里，就在人群里站着，眼睛红了一圈，没过去扶他。

散的时候大家排队去财务室领安置费，一人八百七十块。我排在中间，前面是车间的老张，他在厂里干了十八年，领完钱出来的时候把那八百多块钱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路过垃圾堆的时候顺手捡了个空烟盒，把钱塞进去，揣进了裤裆里的内裤兜。他怕路上被人偷了。

我领了钱出了大门，在厂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太阳快下山了，厂门口的凤凰木开了一树红花，跟往常一样。我在这棵树下抽了十年烟，以后不用再来了。

回到家，老婆已经把饭做好了，西红柿炒蛋，还有一碗紫菜汤。女儿三岁，坐在小凳子上玩一个塑料瓶。我坐下来吃饭，老婆没问我厂子的事，她看了我一眼就知道不用问。

吃完饭她洗碗，我坐在沙发上抽烟。电视开着，放的是《渴望》，我没看进去。老婆洗完碗出来，在我旁边坐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明天带闺女回娘家住一阵子。”

我说：“嗯。”

她说：“你什么时候混出个人样了，再来接我们。”

我没说话。她也没再说什么。第二天一早她收拾了一个包，抱着女儿就走了。女儿趴在她肩膀上冲我摆手：“爸爸拜拜！”我也冲她摆了摆手。门关上之后屋里安静得厉害，锅是冷的，碗是空的，墙上挂钟的秒针走一下响一声，走一下响一声。

我蹲了半年。

半年里我去码头扛过包，去建筑工地搬过砖，去饭馆洗过碗。都不长久，要么是嫌我没力气，要么是嫌我手脚慢。后来我在中山路租了一个十平米的铁皮棚子，门口支了个牌子：“高价回收旧书旧报旧家具旧电器。”说白了，就是收破烂的。

我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每天早上六点出门，走街串巷地喊“收破烂喽”，喊到天黑。一天能赚个十块八块的，运气好了能赚二十。一个月下来刨掉房租和吃饭，剩不了几个钱。

七月那几天热得邪乎。柏油路晒得发软，踩上去黏鞋底，我蹬着三轮车沿着骑楼阴影慢慢往前挪。车斗里堆着上午收来的废报纸、空酒瓶和一捆发霉的旧书，估摸着能卖个八块钱。

那天我走的是大同路。大同路在拆迁，半条街已经推平了，剩下一排骑楼歪歪斜斜地立着，窗户都卸了，黑洞洞的像一排眼眶。我在一栋快要拆完的老房子门口停下来，二楼的东西已经搬空了，楼下堆着几麻袋主人家不要的杂物。

我把三轮车停好，跳下来掀麻袋。第一个麻袋是旧衣服，一股樟脑丸混着霉味的臭气扑面而来。第二个麻袋是碎玻璃，不值钱。第三个麻袋最大，也最沉，打开一看全是书和报纸，还有一摞用麻绳捆着的旧账本。纸页潮得能捏出水，有些粘在一起分不开了。

我蹲在那儿一本本翻。收废品有收废品的门道——书比报纸值钱，账本比书值钱，要是能翻出几张老邮票或者旧票证，那就赚了。翻了半袋，没什么特别的，都是些五六十年代的课本和《毛泽东选集》。

正准备把袋子扎上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扒开几本烂书，底下露出一张对折的纸。纸比别的厚，泛黄但没怎么受潮。我展开一看，是一张“粮户执照”——光绪十七年，同安县，粮户蔡南卿，缴纳漕米“伍斗整”。上面有朱红官印，虽然褪了色但印文还能辨认。

我心跳了一下。

收废品这半年，偶尔能碰到这种老东西。卖到旧货市场去，一张能换个十块二十块的。这张品相还算完整，至少能卖三十。

我把执照叠好揣进裤兜，继续翻。翻到最底下的时候掉出来一张报纸，民国三十七年的《江声报》，已经碎成几片了。我小心地拼起来看了一眼，头版是“金门战事吃紧”之类的内容，没什么特别的。

但报纸背面有一行铅笔字。

字很小，像是用削尖了的铅笔头写的，歪歪扭扭，有些地方模糊得认不清。我凑到太阳底下看了半天，勉强认出来几个字：“南洋……三号库……四十二箱……”

什么意思？

我又翻了一遍麻袋，再没别的东西了。那摞旧账本倒是有点年头，翻开一看是1950年代厦门一家杂货铺的流水账，不值什么钱。我把书和报纸装上车，蹬着车往回走。

一路上脑子里全是那行铅笔字。“南洋”“三号库”“四十二箱”，听起来像是什么货物。南洋就是华侨，厦门这地方跟南洋关系深得很，我爷爷那辈人就有人下南洋。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回到铁皮棚子天已经擦黑了。我把门一关，就着十五瓦的灯泡重新看那张执照。灯下比太阳底下清楚些，纸面泛着那种老纸特有的暖黄色。翻过来看背面，铅笔字还在，但除了那几个字好像还有什么东西。

我翻来覆去地看，发现执照对折的地方有一道细微的凸起——纸页中间夹着东西。我用指甲沿着折痕慢慢划开，从夹层里抽出一片薄纸，比蝉翼厚不了多少。上面没有字。

我愣了。

正准备扔掉的时候忽然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电影——密写要用碘酒才能显出来。我翻箱倒柜找到一小瓶碘酒，用棉签蘸了涂在薄纸上。

几秒钟后，褐色的字迹从纸上浮出来。

字很小，但写得极工整。我凑到灯泡底下一个字一个字地认：

“此批物资系南洋华侨抗日募捐，民国三十七年十月藏于鼓浪屿黄家渡仓库，盼后人启封交还国家。陈嘉庚侨批公会·林世铭绝笔。”

我端着那张纸的手开始抖。

南洋华侨抗日募捐。民国三十七年，就是1948年。藏在鼓浪屿黄家渡仓库。盼后人启封交还国家。落款是“林世铭绝笔”。

绝笔。写这东西的人知道自己活不成了。

我坐在那儿半天没动。灯泡嗡嗡响，蚊子围着光转，铁皮棚子外面的巷子里有人骑自行车经过，车铃铛叮铃叮铃地响。一切都跟往常一样，但我觉得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一张光绪十七年的粮户执照，夹层里藏着一封1948年的绝笔信。中间隔了四十五年。这封信被塞在一麻袋废纸里，被我这个收破烂的翻了出来。

我把执照和薄纸收好压在枕头底下。那晚上我一宿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老郑头。老郑头叫郑伯年，在开元路有个小铺面，专卖旧书旧纸旧票证。我在旧货圈混了半年，认识的人不多，老郑头是唯一一个愿意教我认货的。我收来的老东西一般都卖给他，他给价公道。

我到的时候他正戴着老花镜修一本民国版的《厦门市志》。看见我进来他摘了眼镜笑了笑：“小沈，今天又淘着什么好东西了？”

我把执照递过去。老郑头接过来看了一眼眉头就皱了：“光绪十七年的？品相不错啊。”他翻过来看背面，看见了那行铅笔字，“这谁写的？”

“不知道。夹层里还有东西。”

老郑头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变了。他没说话，拿着执照走进里屋。我跟过去，看见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瓶药水和一把镊子，小心翼翼地操作。

过了大概五分钟他放下镊子，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铺子门口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光线暗下来，他的脸在阴影里看不太清楚。

“小沈，”他的声音哑了，“这东西你从哪儿收的？”

“大同路，一栋拆迁的老房子。”

“哪一栋？”

“靠近思明路口那栋，二楼门口堆了好几麻袋。”

老郑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后背都发凉的话：

“林世铭这个名字我听说过。1949年厦门解放前，他是侨批公会的一个管事。后来人没了。官方说法是潜逃台湾。但圈子里有人说——”

他停了一下，看着我。

“他是被人害死的。因为他手里有一样东西，有人不想让那东西见光。”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执照还给我：“这东西你收好。谁也别告诉。等我查查再说。”

我点了点头。从老郑头铺子里出来的时候太阳正毒，街上人来人往，卖花生汤的、修鞋的、理发的，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但我回头看了一眼老郑头铺子的方向，卷帘门还半拉着，里面黑洞洞的。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我在铁皮棚子里准备睡觉，电话响了。是旧货圈一个朋友打来的，声音慌慌张张的：

“小沈，老郑头出事了。”

“什么事？”

“淹死了。筼筜湖。警察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我握着电话的手僵在半空。

筼筜湖。离老郑头的铺子走路要四十分钟。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大晚上跑去那儿干什么？

“警察怎么说？”

“说是……意外落水。但老郑头会游泳啊。”

电话挂了之后我在铁皮棚子里坐了一个小时。头顶的灯泡还在嗡嗡响，蚊子还在围着光转。我掀开枕头看着那张执照和那片薄纸。

老郑头说“等我查查再说”。他查到了什么？

还是说——有人不想让他查？

我把执照和薄纸重新压回枕头底下。

那一刻我做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