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的蚊子特别多，多得像是从村东头的老槐树洞里涌出来的。我坐在晒谷场边上的条凳上，腿肚子被叮了三个包，痒得钻心，可又不敢使劲挠，怕动静太大惊着旁边的人。

放映机架在晒谷场正中央，是台老掉牙的8.75毫米放映机，皮带轮转起来吱呀吱呀响，比蝉鸣还聒噪。银幕是两块白布拼的，中间有一道缝，风一吹就鼓起来，上面的人脸跟着扭曲变形。王心刚的脸被风吹成歪的，又弹回去，再吹又歪。

“这片子我看过了。”坐在我左手边的二栓子压低声音说，“上个月公社放映队去隔壁柳庄放的就是这个，《侦察兵》，王心刚演的。最后那一枪，打得真叫一个漂亮。”

我没理他。银幕上的王心刚正骑着马在芦苇荡里穿行，月光照在他脸上，棱角分明得不像真人。我盯着他的眼睛看，想看出点别的什么来。

二栓子还在絮叨：“你说这王心刚，咋长的呢？咱村刘会计家那小子，也姓王，也瘦高个儿，咋就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你他妈能不能消停会儿？”我压低嗓子骂了一句。

二栓子嘿嘿笑了两声，往嘴里塞了颗炒黄豆，嘎嘣嘎嘣嚼起来。他的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像只仓鼠。我闻到他嘴里喷出来的炒豆香，混着汗味和烟草味。

放映机那边的光柱里，灰尘像金色的小虫子一样翻飞。我抬头看天，星星密密麻麻的，比银幕上的画面好看多了。银河斜斜地挂着，像谁洒了一把碎米。

忽然，银幕上的画面跳了一下，然后整个暗下去。人群里发出“哎呀”一声。接着灯光又亮起来，王心刚的脸重新出现，嘴角还挂着那抹似笑非笑。

“换片子了。”二栓子又凑过来，“下一本是《渡江侦察记》，我看过三遍了。”

“你看过八遍也给我闭嘴。”

二栓子不说话了，但我的耳朵根子却突然烧起来。

因为就在刚才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右手边有个人靠了过来。是那个穿碎花褂子的姑娘。她和我之间原本隔着一个空位，空位上放着一只搪瓷缸子，缸子里泡着茶。现在那只搪瓷缸子被挪到了地上，她的胳膊肘搭在了我们中间那条长凳的缝上。

她的胳膊很白，被月光照得像一段藕。

我不敢转头看她。银幕上的王心刚正在和敌人周旋，但我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我能感觉到她呼吸的节奏，轻轻的，像猫。她身上有股味道，说不清是肥皂还是什么，淡淡的，混在汗味和烟味里，格外分明。

二栓子又嚼了一颗黄豆。嘎嘣。

我咽了口唾沫。天气并不热，但我手心全是汗。

银幕上的枪声响了。人群里有人叫了声好。就在这时，我的右手背忽然碰到一个凉凉的、软软的东西。

是她的手指。

我整个人僵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术。那根手指没有缩回去，就那样搭在我的手背上，像是无意间碰到的，又像是有意的。我不敢动，也不敢想。脑子里嗡嗡的，比放映机的皮带轮转得还快。

“别说话。”

她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我甚至不确定她是不是真的说了话，还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但那根手指确实动了动，在我手背上轻轻划了一下。

我猛地转头看她。

月光下，她的侧脸被银幕上反射的光映得忽明忽暗。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银幕，嘴唇微微抿着，像是在看片子，又像是在想什么心事。她的睫毛很长，在脸颊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我张了张嘴，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二栓子又嚼了一颗黄豆。嘎嘣。

银幕上的王心刚骑上马，朝着火光冲天的方向奔去。音乐响起来，慷慨激昂的。人群里有人跟着哼起来。

她的手还搭在我的手背上。她的手指很凉，像刚从井水里捞出来似的。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秋收的时候，隔壁赵庄的放映队来村里放《英雄儿女》，也是在这块晒谷场上。那晚我坐在最后一排，看见一个穿碎花褂子的姑娘坐在前排，她扎着两条辫子，辫梢上系着红头绳。散场的时候她站起来，我看见她右边辫子上的红头绳松了，垂下来，在肩膀上一晃一晃的。

那会我以为是赵庄的人，没在意。可现在我想起来，那条红头绳，好像和今天她头发上系着的是同一条。

银幕上的王心刚终于冲过了火线。人群里爆发出欢呼声。她的手忽然从我手背上缩回去了，快得像被烫着了一样。

我扭头看她。她已经站起来，低着头，正弯腰去拿地上的搪瓷缸子。她的脸背着光，看不清楚表情，但耳朵根子红红的，像被夕阳染过似的。

“散场了。”她说。

我这才发现银幕上已经出现了“剧终”两个字。人群开始骚动，凳子腿在地上拖着发出刺耳的声响。二栓子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走吧走吧，回去睡觉了。”二栓子推了我一把，“发什么愣呢？”

我站起来，腿有点麻。再转头看时，她已经不见了。晒谷场上人潮涌动，手电筒的光柱乱晃，有人扯着嗓子喊孩子的名字。我找了半天，也没看见那条碎花褂子。

二栓子打着哈欠往回走，我忽然叫住他：“哎，刚才坐我右边那个姑娘，你认识不？”

“哪个姑娘？”二栓子愣了愣，“你右边不是空位吗？就放了只搪瓷缸子。”

“就是那个……”我比画了一下，“穿碎花褂子的。”

二栓子挠了挠头：“没注意。咋了？”

“没事。”我说。

月亮已经偏西了，晒谷场上的人渐渐散去。放映员正在收银幕，白布哗啦啦地卷起来，上面还残留着王心刚模糊的影子。我站在场边，看着那块白布被卷成筒状，塞进木箱子里。

风从田野那边吹过来，带着稻花的香气。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背，那上面好像还留着她手指的凉意。

二栓子已经走出老远了，回头喊我：“走不走啊？”

“来了。”我说。

我迈开步子跟上去，走了两步，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晒谷场上空荡荡的，只有几只鸡在啄食地上散落的瓜子壳。月光照在地上，白花花的，像一层薄霜。

那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亮透过纸糊的窗户，在墙上投下一块亮斑。我翻了个身，对着墙上的亮斑发愣。

她到底是谁呢？

赵庄的？还是隔壁李庄的？或者就是本村的？

我想起去年秋收那晚看见的红头绳，想起今晚她搭在我手背上的手指。那根手指凉凉的，像一枚刚从井里捞出来的青杏。

第二天一早，我去井台边打水。刘会计家的儿媳妇也在那儿，正蹲在井沿上搓衣裳。她看见我，咧嘴笑了笑：“哎，昨晚看电影你去了吧？”

“去了。”我弯下腰，把铁桶放进井里。

“看见没？”她压低声音，神神秘秘的，“放映机旁边的那个姑娘？”

我的手顿了一下。铁桶在水面上晃了晃，没沉下去。

“哪个姑娘？”

“就是穿碎花褂子的那个。”她把声音压得更低了，“听说是公社王书记的侄女，从县里下来过暑假的。昨晚上她也去看电影了，就坐你旁边。”

铁桶终于沉下去了，咕咚一声，灌满了水。我攥着井绳，一点一点往上拽。

“她叫王秀芹。”刘会计儿媳妇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听说下学期就在咱们村小学教书了。”

水桶露出井沿，我拎起来，水洒了一地。我转过身，看见刘会计儿媳妇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咋了？”她问，“脸咋这么红？”

“太阳晒的。”我说。

她笑得更厉害了，露出一口白牙：“太阳？太阳才刚出来呢。”

我没再理她，拎着水桶往家走。井水在桶里晃荡着，洒出来，打湿了我的裤腿。

走到半路，我忽然停下来。太阳确实刚出来，金红色的光洒在村道上，把土路染成暖色调。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掌心还残留着井绳勒出的红印子。

王秀芹。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又念了一遍。然后我抬起头，看见一只麻雀从头顶飞过，落在路边的电线杆上，歪着脑袋看着我。

我朝它吹了声口哨。它扑棱一下飞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去井台打水都特别勤快。刘会计儿媳妇见了我就笑，笑里带着点别的意思，我也懒得理她。我把水桶放进井里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往村小学那边看一眼。

村小学在村东头，两排瓦房，外面围着一圈土墙。墙头爬满了丝瓜藤，这会子正开着黄花。有时候我能看见有人从墙头那边走过，露出半个脑袋，但看不清脸。

二栓子说我魔怔了。

“你天天往东边看什么呢？”他蹲在晒谷场边上，嘴里嚼着草根，“那边又没银子捡。”

“看丝瓜花。”我说。

“丝瓜花有啥好看的？”

我没理他。太阳照在土墙上，把丝瓜藤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有风的时候，影子就晃来晃去，像是有人在墙那边招手。

一个礼拜之后，我又看见她了。

那天傍晚，我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走到村口老槐树底下，听见有人在井台那边说话。我停下来，看见一个穿碎花褂子的背影，正弯腰在井沿上洗什么东西。

是她。

我站在树荫底下，不敢往前走了。她洗完了，直起身来，把手上的水甩了甩。夕阳照在她脸上，把她的脸染成淡金色。她像是感觉到有人在看她，转过头来。

四目相对。

她先是一愣，然后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是你啊。”

我张了张嘴，喉咙干得厉害。锄头在我肩上滑了一下，差点掉下来。

“我……我路过。”我说。

她没说话，又笑了笑。然后她把洗好的东西叠起来，我这才看清是一块蓝布手帕，上面绣着一朵白色的花。她把叠好的手帕揣进口袋里，转身往村小学的方向走了。

走了两步，她又停下来，回过头：“对了，那天晚上……谢谢你。”

“谢我什么？”

她没回答，只是又笑了笑，然后加快脚步走了。我站在老槐树底下，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土墙后面。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拖到我脚底下。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影子，又看了看她的影子消失的方向。锄头还扛在肩上，沉甸甸的。

那天晚上我又没睡好。窗外的月亮比上回更圆了，照得屋里亮堂堂的。我翻了个身，盯着房梁上垂下来的蜘蛛网发呆。

她说“谢谢你”，是什么意思呢？

谢我什么？谢我没说话？还是谢我没把手抽开？

我又想起那晚她手指搭在我手背上的触感，凉凉的，像一枚青杏。我翻了个身，把右手压在枕头底下，像是要留住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去井台打水，刘会计儿媳妇又在那儿洗衣裳。她看见我，咧嘴一笑：“哎，你听说了没？王秀芹明天就要来学校报到了，正式教书了。”

“哦。”我说。

“听说她教三年级语文。”刘会计儿媳妇把一件衣裳在搓板上使劲搓了搓，“你弟是不是三年级？”

“我弟上四年级了。”

“那可惜了。”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里带着笑，“不然还能沾沾光。”

我没接话，拎着水桶往家走。走到半路，我忽然停下来，把水桶放在地上，蹲在那儿发了一会儿愣。

她明天就要来教书了。

以后天天都能看见她。

我站起来，拎起水桶继续走。太阳照在背上，暖洋洋的。我忽然觉得，这个夏天好像变得有点儿不一样了。

第二天早上，我特意绕了个远路，从村小学门口走了一趟。土墙那边的丝瓜花开了好几朵，黄灿灿的，在风里轻轻晃。我放慢脚步，假装在看路边的狗尾巴草。

没看见她。

第三天也没看见。

第四天下午，我去村东头的地里锄草，回来的时候又绕到小学门口。这回我听见墙那边有读书声，是童声，朗朗的，念的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我站在墙外头听了一会儿。那声音领着孩子们读了两遍，然后开始讲。她的声音不响，但很清楚，带着一点县里人的口音，和村里人说话不太一样。

我蹲在墙根底下，假装在系鞋带。墙那边的声音忽然停了，然后我听见她说：“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大家把课本收好，明天继续。”

孩子们一阵骚动，桌椅板凳响成一片。我赶紧站起来，装作路过的样子，加快脚步往前走。

走到拐角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土墙那边探出半个脑袋，是她的。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缩回去了。

我站在原地，心口砰砰跳得厉害。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迈开步子，继续往前走。

回到家里，我娘正在灶台上烙饼。她看见我进来，头也没抬：“又去村东头了？”

“去地里锄草了。”我说。

“锄草锄到小学门口去了？”

我没接话。我娘翻了个面，烙饼滋滋地响着，冒出一股麦香。她没再追问，但我总觉得她在笑。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了个身，对着窗户。月亮又升起来了，比前几天瘦了一圈，像一把镰刀。

我忽然想起那晚看电影的时候，她手指搭在我手背上，说了句“别说话”。然后我就真的没说话，一直看到散场。

那场电影到底演的什么，我其实没看进去多少。我只记得王心刚的脸在银幕上忽明忽暗，还有她搭在我手背上的那根手指，凉凉的，像井水。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会从村小学门口路过。有时候能看见她，有时候看不见。看见她的时候，我就放慢脚步，假装在看路边的庄稼。看不见她的时候，我就走得快一点，心里空落落的。

二栓子发现了我的秘密。

“你天天往村东头跑，是不是看上那个女老师了？”他蹲在晒谷场上，嘴里嚼着草根，一脸坏笑。

“别胡说。”我说。

“我胡说什么了？”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我又没说你看上的是谁。”

我没理他，转身往家走。他在后面喊：“哎，你等等我！我跟你说个正经事！”

我停下来。他追上来，压低声音：“我听人说，公社王书记要把他侄女介绍给刘会计家的大小子。就是那个在县里农机站开拖拉机的刘建国。”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没露出来：“关我什么事？”

“不关你事？”二栓子挑了挑眉，“那你天天往小学门口跑干什么？”

我没说话，转身走了。那天下午，我在地里锄草的时候，一直心不在焉的。锄头差点砍到自己的脚背，我娘骂了我一顿。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爹说：“公社要办扫盲班，让各村出个年轻人去帮忙。咱村派你去。”

“我不去。”我说。

“不去也得去。”我爹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这是政治任务。”

我没再说话，低头扒饭。饭粒嚼在嘴里，味同嚼蜡。

第二天一早，我去公社报到。扫盲班设在公社大院里，一间空屋子里，摆了几排长条凳。来的人不多，稀稀拉拉坐了十几个，都是各村派来的年轻人。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屋子里的土腥味混着汗味，不好闻。

忽然，门被推开了。一阵凉风灌进来，我抬起头。

是她。

她站在门口，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褂子，手里夹着一沓本子。她看见我，也愣了一下。

“你也来了？”她问。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干：“公社派我来的。”

“我也被派来了。”她笑了笑，走进来，在讲台后面站定，“我教大家认字。”

她低下头，把本子摆在讲台上，又抬起头来，扫了一圈屋子。她的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下，又移开了。

“咱们开始吧。”她说。

那天的扫盲课，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她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根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人”字，又写了一个“大”字。她的字写得很好看，横平竖直的，像是印上去的。

她教大家念：“人——大——天——”

我跟着念，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她像是感觉到了什么，往我这边看了一眼。四目相对，她又低下头去，继续教。

扫盲班每三天上一次课。从那以后，我每次去都坐在角落里，她站在讲台上，隔着一屋子人，中间隔着十几排长条凳。

有时候她讲完课，会走到我这边来，看看我本子上的字。她的头发垂下来，扫过我的肩膀，痒痒的。她身上还是那股淡淡的肥皂味。

“你写得不错。”她说。

“我上过几年学。”我说。

“那你还来上扫盲班？”

我沉默了一会儿：“公社派我来的。”

她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她转身走回讲台，我低头看着自己本子上那个“人”字，笔画歪歪扭扭的，像喝醉了酒。

一个月之后，扫盲班结业了。最后一堂课，她站在讲台上，说了一些话，我没怎么听清。我只记得她说：“希望大家以后都能认得字，写得了自己的名字。”

散场的时候，人都走了，我还坐在角落里没动。她收拾好东西，走过我身边，停了一下。

“你还不走？”

“这就走。”

我站起来，她站在门口，夕阳从她背后照进来，把她的轮廓镀成金色。她看了我一眼，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那我先走了。”她说。

“嗯。”

她转身走了。我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块亮斑。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本子。最后一页上，她不知什么时候写了一个字：等。

我翻过来又翻过去，那页纸都快被我翻烂了。那个“等”字是铅笔写的，笔画细细的，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

她让我等她。

等什么？

我走出公社大院，太阳已经偏西了。田野里有人在吆喝牲口，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我站在路口，看着那条通往村小学的土路，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个“等”字。

回到家，我娘正坐在门槛上择菜。她看见我回来，问：“扫盲班结业了？”

“嗯。”

“那个女老师教得好不好？”

我没说话，径直走进屋里。我娘在背后喊：“哎，锅里还有饭，你自己盛！”

我盛了碗饭，坐在灶台边上吃。饭粒嚼在嘴里，没什么味道。我脑子里全是那个“等”字，铅笔写的，细细的。

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亮又升起来了，比前几天圆了一点。我盯着窗户上那块亮斑，心里翻来覆去地想。

等什么呢？

等刘建国娶她？等她回县里？还是等别的什么？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有股麦麸的味道，闷闷的。

第二天一早，我去井台打水。刘会计儿媳妇又在那儿洗衣裳。她看见我，咧嘴一笑：“哎，你听说了没？王秀芹要走了。”

我的手顿了一下，铁桶在井沿上磕了一下，发出当的一声。

“走？走哪儿去？”

“回县里呗。”她把一件衣裳在搓板上使劲搓了搓，“听说她爹在县里给她找了个对象，是县一中的老师，让她回去见面呢。”

我没说话，把铁桶放进井里。水桶沉下去，咕咚一声，灌满了水。我攥着井绳，一点一点往上拽。

“你咋了？”刘会计儿媳妇问，“脸色咋这么难看？”

“没事。”我说，“太阳晒的。”

我拎着水桶往家走，水洒了一路。走到半路，我停下来，把水桶放在地上，蹲在那儿发愣。

她要走了。

她让我等她，可她自己要走了。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土路上，明晃晃的。我蹲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影子缩成一团，像一只被踩扁的蛤蟆。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村小学门口。土墙那边的丝瓜花开了不少，黄灿灿的，在风里轻轻晃。我站在墙根底下，听着墙那边的动静。

没有读书声。没有她的声音。

我绕着土墙走了一圈，走到校门口。门虚掩着，我推开门，院子里空荡荡的。晾衣绳上还挂着一件蓝布衣裳，在风里晃来晃去。

我站在院子里，不知道该干什么。风把晾衣绳上的衣裳吹起来，又落下去。我忽然看见衣裳口袋里露出一角白纸。

我走过去，把那角纸抽出来。是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我打开，上面写着：

“我回县里了。你要是想找我，就来县一中。”

纸条是铅笔写的，字迹和那个“等”字一模一样。

我把纸条叠好，揣进口袋里。风又吹过来，晾衣绳上的衣裳晃了晃，像是有人在挥手。

我转身走出校门，太阳照在背上，暖洋洋的。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张纸条，心里忽然踏实了。

县一中。

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县城东边，离汽车站不远。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爬起来，跟我娘说：“我去趟县里。”

我娘正在灶台上熬粥，头也没抬：“去县里干啥？”

“有事。”

我没多解释，揣上那张纸条，出了门。

从村里到县城，得先走十里土路到镇上，再从镇上坐汽车。我走到镇上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了。汽车站门口蹲着几个人，正在抽烟。我买了张票，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车发动了，窗外的田野往后倒退。麦子已经收了，地里光秃秃的，只剩下茬子。几只麻雀在茬子地里跳来跳去，啄食落下的麦粒。

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张纸条，纸已经有点皱了。

到了县城，已经是下午了。我下了车，站在汽车站门口，一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县城比镇上大得多，街上人来人往的，自行车铃铛响成一片。

我拉住一个路人，问：“同志，县一中怎么走？”

那人指了指东边：“顺着这条路走，过两个红绿灯，看到一座红楼就是了。”

我道了谢，顺着那条路往前走。县城的路是柏油路，踩上去硬邦邦的，和村里的土路不一样。路两边的房子也高，都是三四层的楼房，窗户亮晶晶的。

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我看见了那座红楼。红砖砌的墙，三层高，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县第一中学。

我站在门口，心跳得厉害。大门敞着，里面有人在操场上打球，喊声此起彼伏。我攥了攥口袋里的纸条，迈步走进去。

操场上的人我不认识，教学楼里进进出出的学生我也不认识。我站在楼前，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这时，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从楼里走出来，看见我，问：“你找谁？”

“我找王秀芹。”我说。

“王秀芹？”他想了想，“是那个新来的语文老师吧？她的办公室在三楼，楼梯口右手边第二间。”

我道了谢，走进楼里。楼梯是水磨石的，踩上去滑溜溜的。我一步一步往上走，心跳越来越快。

到了三楼，我站在楼梯口，往右看。右手边第二间办公室，门虚掩着，透出一道灯光。

我走过去，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然后我抬手，敲了敲门。

“请进。”是她的声音。

我推开门。

她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支红笔，正在批改作业。她抬起头，看见我，愣住了。

“你怎么来了？”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递给她。

“你让我等。”我说，“我等着了。”

她低头看了看纸条，又抬起头来看着我。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闪。

她笑了一下：“你等到了。”

我站在门口，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把她的脸照得亮堂堂的。她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我面前。

“你来了。”她说。

“嗯。”

“那就不走了吧？”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她也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窗外的操场上，有人在喊口号，声音远远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过了很久，我说：“不走了。”

她又笑了。这一次，她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露出两颗小虎牙。她伸手，拉住我的手腕，把我拉进办公室，顺手关上了门。

“坐吧。”她说，“我给你倒杯水。”

我坐在她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看着她从暖水瓶里倒出一杯水。水汽升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脸。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右手背上，好像还残留着那晚她手指的凉意。

只是这一次，那凉意变成了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