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子26年不出门,在家炒股票赚点生活费,睡到自然醒
我住在上海杨浦一栋老公房里,今年四十四岁。
从十八岁那年开始,我几乎没怎么出过门。
不是夸张,也不是故意博眼球。二十六年里,我的生活半径基本就是这套六十多平的房子。卧室、客厅、厨房、阳台,来来回回走几步,就是我一天的大部分路程。
外面的人说上海节奏快,地铁挤,房租贵,工作卷,人情也不轻松。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像隔着玻璃的声音。
我不用上班,不用早高峰,不用打卡,也不用跟谁寒暄。每天睡到自然醒,醒了就烧水、洗脸、开电脑,看盘,炒几笔股票,赚点生活费。
赚多了就多买点菜,赚少了就吃清淡点。行情不好,我就关掉软件,看书、修花、听评弹。
很多人以为我过的是神仙日子。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一扇门关了二十六年,挡住的不只是麻烦,也挡住了人生里很多热气腾腾的东西。
我原本不是这样的人。
十八岁以前,我也爱往外跑。读中专那会儿,我最喜欢骑车从杨浦大桥下面穿过去,去黄浦江边看船。那时候我以为自己以后会进厂、上班、谈恋爱,像身边大多数上海小囡一样,慢慢成家。
后来,我爸出了事。
他在一次下班路上摔倒,腿伤得厉害,后面虽然能走,但再也干不了重活。我妈那几年身体也不好,家里一下子变得紧巴巴。
我刚满十八,原本打算出去找工作。可我第一次去面试,就被人当面嫌弃,说我学历低、说话闷、看着不像能吃苦的人。
那天回家,天正下雨。我站在公交站,浑身湿透,口袋里只有两块硬币,心里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怕。
我不是怕苦,是怕自己出去以后,依然什么都抓不住。
回到家,我妈给我煮了一碗葱油拌面。她没问面试怎么样,只说:“先吃饭,天塌不下来。”
可我从那天以后,就越来越不愿意出门了。
一开始,我只是少出去。后来是楼下也懒得下。再后来,买菜让邻居顺手带,水电费让我妈去交,快递放门口,我等楼道没人了再开门拿。
外面越热闹,我越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
我爸妈没有逼我。
我爸有时候会坐在阳台边抽烟,问我:“阿远,你这样下去,总归不是办法。”
我低着头不说话。
我妈就把话接过去:“他没出去害人,也没惹事,慢慢来。”
慢慢来,一慢就是二十六年。
我接触股票,是二十一岁那年。
那时候我爸攒了一点工伤补贴,放银行利息少。他喜欢看财经频道,天天看大盘涨跌,看不懂也要看。后来他眼睛花了,就让我帮他记几个股票价格。
刚开始我只是照着电视念数字。
后来我发现,红红绿绿的K线,比外面的世界简单一点。涨就是涨,跌就是跌,错了就是错了,不用看谁脸色,也不用猜谁话里有话。
我开始学。
最早我亏过钱。
五千块进去,半个月亏了一千多。我爸急得拍桌子,我妈也叹气。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两天没出来,后来把买入理由、卖出理由、亏在哪里,一条条写在本子上。
那本子我现在还留着,封面掉了一半,第一页写着一句很笨的话:别想着赢,先别死在市场里。
这些年,我就靠这句话活着。
我不碰杠杆,不借钱炒股,不听小道消息,也不追每天涨停的热闹股。我只做自己看得懂的东西。
有时候一上午只赚七八十块,我也收手。
有人会笑,炒股票赚这点钱有什么意思?
可对我来说,意思很大。
这七八十块,是当天的菜钱、电费,是我没有伸手问爸妈要钱的底气,是我躲在家里这么多年还不至于彻底废掉的证据。
我爸走得早,六十四岁那年心梗,倒在客厅门口。
那是我二十六年里少数几次真正出门。
我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医院走廊亮得刺眼,消毒水味冲得我喘不过气。医生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手一直抖,连名字都签歪了。
那晚我站在急诊室外,看见来来往往的人,突然觉得自己像一块被放久了的旧木头,已经不知道怎么跟外界挨在一起。
我爸没救回来。
办完后事,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把阳台上他那把旧藤椅擦干净。后来很多年,我都没坐过那把椅子。
我妈老了以后,开始担心我。
她以前从不逼我出门,可过了七十岁,她话变多了。
“阿远,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我说:“我能养活自己。”
她摇头:“养活自己不难,难的是人总要跟人打交道。”
我不爱听这话。
我觉得她不懂,我不是不会活,我只是选择少跟人来往。
直到去年冬天,她摔了一跤。
就在厨房门口,地上有一点水,她脚底一滑,整个人坐了下去。那天我刚醒,正准备开盘,听见声音冲过去,看到她脸色发白,手抓着门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想打电话叫车,可我连附近哪家医院最近都想了半天。
那一刻,我慌得不像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送她去医院的人,是隔壁的陈阿姨。她拿着手机,熟门熟路挂号、缴费、找轮椅。我跟在后面,像个刚进城的孩子。
我妈没大事,只是骨裂,要养一段时间。
可回家那晚,她躺在床上,忽然对我说:“你不能一直这样了。”
我说:“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她看着我,眼睛红了:“你是活着,可你把自己关没了。”
这句话,比那天股市跌停还让我难受。
我开始试着改变。
不是一下子走出家门,去人群里拥抱生活。没那么容易。
我先从每天开门拿快递不等楼道没人开始。快递员把东西递给我,我努力说一句“谢谢”。第一次说出口,声音小得像蚊子。
后来,我下楼倒垃圾。
老公房没有电梯,楼道窄,墙皮有些脱落。我扶着栏杆一层层往下走,才发现三楼那家门口换了鞋柜,二楼小孩已经长得比我肩膀还高,楼下梧桐树粗了一圈又一圈。
原来我没出门的这些年,外面一点都没等我。
春天的时候,我妈让我去菜场买青菜。
我站在门口磨蹭了十分钟,最后还是拿着布袋下去了。
菜场离家只有八百米,我走得像去很远的地方。卖鱼摊的水溅到地上,阿姨们讨价还价,葱姜味、油条味、生煎味混在一起,吵得我脑袋发胀。
我想逃。
可我想到我妈在家等着吃饭,就硬着头皮往前走。
买青菜的时候,摊主问:“要几斤?”
我愣了一下,说:“半斤。”
她笑了:“上海男人还蛮会过日子的嘛。”
很普通一句话,我却差点鼻子发酸。
回去路上,我拎着那把青菜,忽然觉得自己像重新学会了一件很小的事。
后来,我每周出门两次。
一次买菜,一次陪我妈去社区医院换药。
我的股票还照样炒。
只是我不再把电脑屏幕当成唯一的世界。行情好的时候,我赚两三百,关掉软件,给我妈买一盒她爱吃的条头糕。行情差的时候,我也不再一整天盯着绿盘发呆,而是去阳台给几盆花浇水。
有一次,陈阿姨在楼下碰到我,问:“阿远,你现在经常出来啦?”
我点点头。
她说:“蛮好,太阳总归要晒晒的。”
我没接话,只觉得脸有点烫。
我知道自己还不是正常人眼里的正常。
四十四岁,没结婚,没朋友,没有工作履历,二十六年不怎么出门,靠在家炒股票赚点生活费,睡到自然醒。这样的生活,说好听是自由,说难听就是与社会脱节。
但我也不想再骗自己。
我确实享受一个人的安静,也确实害怕太复杂的人际关系。可害怕不等于我可以一辈子把门关死。
我妈生日那天,我做了一桌菜。
红烧小排、清炒河虾、番茄炒蛋,还有一碗腌笃鲜。她坐在桌边,头发白了很多,吃饭也慢了。
我给她夹了一块小排,说:“妈,以后每周三,我陪你下楼走走。”
她抬头看我:“股票不看了?”
我说:“少看半小时,亏不了人生。”
她笑了一下,眼泪却掉进碗里。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坐在我爸留下的藤椅上。
窗外是上海的夜色,高架上的车灯一串串往前流,远处有人遛狗,有人吵架,有人骑电瓶车按喇叭。那些声音我以前觉得烦,现在听着,反倒有点踏实。
我不是突然醒悟,也不是一下子变成开朗的人。
二十六年养成的习惯,不会因为买了几次菜、下了几次楼就彻底改变。
我还是喜欢睡到自然醒,还是喜欢在家看盘,还是喜欢用小收益换一天安稳生活。只是我现在明白了,安稳不该只靠躲起来获得。
门外有风,也有麻烦。
可门外也有热汤面,有菜场的吆喝,有母亲慢慢变老的背影,有我迟到了二十六年才重新看见的日子。
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大富大贵,也不会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
我只是一个上海男人,曾经二十六年不出门,在家炒股票赚点生活费,睡到自然醒。
以前我觉得,只要不打扰别人,躲在家里也算过得不错。
现在我觉得,人可以选择安静,但不能把自己活成一间没人敲门的屋子。
往后的日子,我还是会慢慢过。
早上醒来,看一眼行情。赚了就收,亏了就停。下午陪我妈下楼走一圈,顺路买点菜。遇见邻居,能点头就点头,能说一句就说一句。
不急。
我已经关了二十六年的门,打开也不差这一点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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