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由，我这一生，写过无数诗文，谈过天下大事，可每次提笔要写我们苏家自己的事，反倒有些不知从何说起。你我最亲近，可若论我们兄弟何以成为今日之我，那必得从父亲说起。我时常在想，若父亲不是那个父亲，这世上，或许就没有你我这两个人了。

少年浪荡，觉醒之年

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竟是他游历四方归来时风尘仆仆的模样。他和别人家的父亲都不一样。别人家的父亲，早早便逼着儿子诵读经史、求取功名；他倒好，自己先是个浪子。祖父苏序还在世时，曾叹着气说，你父亲“游荡不学”，二十七岁了，还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但正是在我八岁那年，嘉祐元年（1056年）前许久，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记得极清。那一夜，父亲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把从前写的数百篇旧稿一把火烧了。火光照着他的脸，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眼中那种决绝的光。他对母亲说：“吾今之学，犹未晚也。”从那一刻起，苏老泉变成了苏洵。

从此，你我再看到的父亲，便是那个终日坐在窗前、手不释卷的身影。他读书读到“焚膏油以继晷”，那盏油灯常常亮到天明。你我都知道，他是在用后半生追赶前半生荒废的时光。他的这份狠劲，后来也传给了你我——每当我在黄州、在惠州、在儋州身陷困顿时，我便想起父亲灯下那张专注的脸，心便定了下来。

携子出川，名动京师

嘉祐元年，父亲终于决定带着你我兄弟走出眉山。那时他已年近五十，鬓角有了白发。一路上，他比你我还要兴奋。在剑门关，他指着险峻的山势对我们说：“天下大矣，丈夫当由此出。”

到了汴京，父亲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意外的事。他拒绝走寻常的科举荐举之路，而是把自己精心撰写的《权书》《衡论》《几策》等二十二篇文章，直接呈给了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公读罢，惊呼：“此乃贾谊、刘向之文章！”那一夜，父亲回到客栈，我看见他悄悄拭了拭眼角。他等这一句认可，等了整整二十年。

嘉祐二年（1057年），你我兄弟同科进士及第的那一天，父亲比谁都高兴。可谁曾想，喜讯未凉，母亲程氏病故的噩耗便从眉山传来。父亲一夜之间白了更多的头发。他带着你我兄弟披星戴月赶回蜀中，在母亲的灵前，我头一次看见父亲哭得像个孩子。他握着母亲的手稿，喃喃道：“夫人，你终究没能看到这一天。”

身负骂名，静待花开

守丧期满后，我们再回汴京。朝廷授予父亲“试秘书省校书郎”这样一个小官。以他的才学，这职位实在委屈。朋友们都劝他再活动活动，他却只是摇头。他对你说：“辙儿，官不在高，在能做实事。”

后来他被派去修《太常因革礼》，一修就是几年。那几年里，他每天早出晚归，伏案整理典籍。他常对我们说：“我这一生，做不成经世济民的大官，便为后世留下些有用的文字。”他的《谥法》三卷、《易传》十卷，便是那时一字一句熬出来的。

外人看他，不过是个老来中第、仕途平平的旧儒。可只有你我兄弟知道，那书房里一盏孤灯、一管秃笔下的清瘦身影，藏着怎样不屈的灵魂。他这一生最大的官，不过是霸州文安县主簿，可他留下的文章，却让整个大宋的文坛为之侧目。欧阳修说他“博辩宏伟”，连天子都亲自看了他的文章。父亲晚年时，常对我们说：“功名富贵，如浮云过眼。唯有文章与气节，可以传世。”

病殁京师，遗言在耳

治平三年（1066年），父亲病倒了。他躺在京师寓所的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守在他榻前，他握着我的手，声音已经很弱了。

他说：“轼儿，我这一生，知足了。我苏老泉，二十七岁才发愤，却能教出你们两个儿子，值了。”他又转向你：“辙儿，你比哥哥沉稳，日后要多照应着他。”他的目光在我和你之间来回游移，浑浊的眼里带着笑：“我死后，把我送回眉山，葬在你们母亲旁边。我欠她大半生的陪伴，总要去还的。”

那一年四月，父亲走了。享年五十八岁。

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寺丞，可我知道，他不在乎这些。他留给这世界的，是那个大器晚成的传奇，是那一卷卷掷地有声的文字，更是你我兄弟二人一生的立身之本。

子由，父亲这辈子，前半生是浪子，后半生是书生。他用一生的跌宕告诉我们：人这一生，什么时候觉醒都不晚；人这一生，只要立得住自己的文章与气节，便不算白活。

每当我夜里独坐，想起眉山老宅里那盏灯，便仿佛看见他还坐在那里，头也不抬地对我们说：“轼儿、辙儿，把《汉书》再读一遍。”而我们，便乖乖坐回他身边，灯下三个人影，一如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