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表姐电话时，我正在上海浦东的一家便利店盘货。

凌晨一点多，冷柜嗡嗡响，玻璃门上全是白雾。

我刚把最后一排饭团摆齐，手机震了起来。

屏幕上跳出“周丽姐”三个字。

我心里一沉。

她很少这个点找我。

“周屿。”她声音压得很低，“你爸进抢救室了，医生说可能熬不过今晚。”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话。

表姐又说：“他醒过一回，叫的是你的名字。他说想见你。”

我看着冷柜里一盒盒便当，忽然觉得腿有点发软。

十六年了。

我从浙江老家逃到上海，从洗车工、快递员、仓库临时工，一路做到现在这家连锁便利店的夜班店长。

我以为自己早就把那个家丢在身后。

可“你爸想见你”这五个字，像一只手，猛地从旧日子里伸出来，掐住了我的喉咙。

我问：“什么病？”

“脑出血，摔倒后送来的。人现在不太清醒。”

表姐停了停，“周屿，我知道你难，可他毕竟是你爸。”

我笑了一下，声音很轻。

“姐，他拿煤夹子打断我五根肋骨的时候，也知道我是他儿子。”

电话那头安静了。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扣在收银台上。

玻璃门外，上海的夜还亮着，出租车一辆接一辆开过。

我却像突然回到了十七岁那年。

那年冬天，继母林玉芬刚进门半年。

她带着一个女儿，叫方婷婷，比我小三岁。

她来之前，我和我爸周国安日子虽然紧，但还能过。

我妈走得早，家里开着一家小五金铺，我放学后帮忙看店。

林玉芬来了以后，店里的账不让我碰了，家里的饭不再给我留了。

她最会哭。

一点小事，她就能捂着胸口说我看不起她，说我故意和她作对，说我盼着这个家散。

我爸脾气急，又爱面子。

她一哭，他就信。

那次，是因为一把钥匙。

店里新进的一批锁芯少了两盒，林玉芬说是我偷拿出去卖钱。

我没偷。

我翻遍书包给他们看。

林玉芬站在柜台后面抹眼泪，说：“周屿，你不喜欢我可以，可你不能偷你爸的东西啊。”

我爸脸色铁青，问我认不认。

我说不认。

他说最后问一遍。

我还是说不认。

他顺手抄起炉边夹煤球的铁夹子，朝我左肋抽了过来。

第一下，我疼得跪在地上。

第二下，第三下，我已经叫不出声。

林玉芬站在门口，抱着方婷婷，嘴里说：“别打了，别打坏了。”

可她没有上前一步。

后来我在小诊所拍片，医生皱着眉说，左侧第五到第九肋骨骨折，五根。

我爸站在旁边，听完只说了一句：“装什么装，谁让他嘴硬。”

三天后，林玉芬在杂物间找到了那两盒锁芯。

是她自己整理货架时放错了。

她没向我道歉。

我爸也没有。

我就是在那天夜里走的。

口袋里一百八十块钱，一件旧棉袄，一张去上海的长途车票。

那年我十七岁。

一走，就是十六年。

表姐第二个电话打来时，我已经换下工服。

“你要不要回来？”她问。

我坐在便利店后门的台阶上，手里攥着一张身份证。

上海凌晨的风又湿又冷。

我说：“我买最早一班车。”

这句话出口，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我以为我会拒绝。

可人就是这样奇怪。

恨到最后，不一定还有力气恨。

我不是想原谅他。

我只是怕以后某个夜里想起来，自己连那一眼都没去看。

早上六点半，我坐上去老家的车。

车窗外，高架桥一层层退到身后。

我闭上眼，左肋那块旧伤又开始疼。

不是很疼，却磨人。

像有人拿钝刀，一下一下蹭着骨头。

到县医院时，已经下午一点。

抢救室外坐着几个人。

表姐先看见我，站起来喊了一声：“周屿。”

她旁边的女人也抬起头。

林玉芬。

十六年没见，她老了很多，头发染得发黑，发根却全白了。

她看见我，嘴唇动了动。

“周屿，你来了。”

我没应。

抢救室门上的红灯亮着。

表姐低声说：“医生刚进去。你爸中间醒过一次，非要叫你。我们说你在路上，他就一直掉眼泪。”

我靠着墙站着。

脚底像踩着棉花。

林玉芬突然走到我面前。

她两只手捏着衣角，声音发颤：“周屿，当年的事，是我亏欠你。我不该那样说你，不该让你爸误会你。”

我看着她。

“不是误会。”我说，“东西找到了，他也知道我没偷。”

她脸一下白了。

我继续说：“你们只是觉得，一个没妈的孩子，打了也就打了。”

表姐轻轻拉了拉我的袖子。

林玉芬低下头，没再说话。

抢救室门开时，医生摘下口罩，说病人暂时稳住了，但情况不乐观，可以进去看几分钟。

我跟着他们进了重症观察室。

病床上的人瘦得我几乎认不出来。

周国安以前肩膀很宽，嗓门大，骂人时整条街都听得见。

现在他躺在那里，半边脸歪着，嘴角插着管，头发稀得盖不住头皮。

他听见动静，眼珠慢慢转过来。

看到我时，他眼睛突然睁大。

手指在床单上抖。

护士弯腰说：“想说话别急，慢慢来。”

他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声音。

我凑近了一点。

他费力地吐出两个字：“小屿……”

那一瞬间，我的胸口像被什么撞了一下。

我曾经等这个称呼等了很多年。

等到后来，我不等了。

他流着泪，嘴唇一张一合。

我听不清。

表姐俯身辨认，回头看我，眼圈红了。

“他说，对不起。”

病房里很安静。

监护仪滴滴响着。

林玉芬站在床尾，低着头哭。

我看着我爸伸出来的手。

那只手以前拎过煤夹子，扇过我的脸，也曾经在我小时候牵着我过马路。

它停在半空，抖得厉害。

我想握住。

真的想。

可我的手抬到一半，左肋忽然一阵抽痛，连呼吸都短了。

十七岁的我好像又跪在五金铺冰冷的地上，听见林玉芬哭，听见我爸骂，听见自己骨头裂开的声音。

我退了一步。

不是故意的。

是身体自己退的。

我爸眼里的光暗下去。

他张着嘴，又急又慌，眼泪顺着眼角流进枕头里。

护士提醒：“病人不能太激动。”

我站在那儿，指尖发麻。

表姐轻声喊我：“周屿……”

我哑着嗓子说：“我有心，可我没这个力气。”

这句话说完，我自己先红了眼。

我不是没来。

我来了。

可有些路，脚能走完，心走不过去。

我爸又想抬手。

这次我没有后退，也没有靠近。

我只站在病床边，对他说：“你想见我，我来了。你说对不起，我也听见了。”

他看着我，眼泪流得更厉害。

我说：“可那五根肋骨，不会因为你一句对不起，就没断过。”

林玉芬捂住嘴，哭出了声。

我爸喉咙里发出急促的气音，像是想解释。

我摇摇头。

“别说了。你现在说不了，我也听不动。”

护士把我们请出去。

走廊里，林玉芬突然拦住我。

“周屿，你别走行吗？他现在最挂念的就是你。你陪陪他，哪怕站在门口也行。”

我看着她，忽然问：“当年我疼得站不起来时，你有没有让他陪陪我？”

她僵住了。

我没有再说重话。

这些年我在上海学会了一件事，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争赢，是反复把旧伤翻给别人看。

表姐递给我一瓶水。

我拧了半天没拧开。

她拿过去帮我开了，又递回来。

“周屿，你别逼自己。”她说。

我喝了一口水，喉咙还是干。

晚上，医院通知可以短时间探视。

林玉芬去买粥，表姐去缴费，走廊里只剩我一个人。

我隔着玻璃看我爸。

他醒着，眼睛盯着门口。

像一个等不到车的老人。

我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暴雨天，他背着我从幼儿园回家。

那时路上积水到脚踝，他把我举高，说：“小屿别怕，爸在呢。”

那句话是真的。

后来那些打骂，也是真的。

一个人身上可以有一点好，也可以有很重的坏。

可他的好救不了后来的我。

探视时间到了，我还是进去了。

这一次，我坐在床边。

我爸看着我，眼神小心翼翼。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旧照片。

照片上，是我妈和我。

我十二岁，她还没走，站在五金铺门口笑。

这张照片我带去上海，搬了七次家，都没丢。

我把照片放在他枕边。

“她应该不会想看见我们这样。”我说。

他眼泪一下涌出来。

我继续说：“我不会改姓，不会不认自己是谁。但我也不会回那个家。”

他盯着我，嘴唇抖着。

“以后你的事，我能来送最后一程。别的，我做不到。”

这话很冷。

可这是我能给出的全部。

我爸闭上眼，眼泪从眼角滑下去。

他轻轻点了一下头。

那一下很慢，几乎看不出来。

凌晨三点，表姐把我叫醒。

“周屿，你爸不行了。”

我冲到观察室门口时，医生正在抢救。

林玉芬跪在墙边，哭得没声。

半小时后，医生出来，说人走了。

我爸最后没有再醒。

我站在走廊里，听见窗外有人推着清洁车经过，轮子碾过地砖，一格一格响。

没有电影里的撕心裂肺。

也没有突然的释怀。

我只是觉得胸口空了一块。

很大，很沉。

办后事那两天，我留在了老家。

我没有住进以前的房子，住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

林玉芬来找过我一次，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里面是我爸留下的几张纸。

不是遗嘱，也不是钱。

是十几张上海寄回来的快递单底联。

寄件人写着周国安，收件人写着我的名字。

地址是我这些年换过的几个住处。

我没收到过。

林玉芬说：“他寄过衣服、胃药、腊肉。你搬家太勤，很多退回来了。有些……有些我怕你看了更生气，就没再寄。”

我捏着那些单子，手指一点点收紧。

“你现在拿给我，是想让我感动吗？”

她摇头，眼泪砸在纸袋上。

“不是。我只是觉得，你该知道。他后悔得早，但他没脸找你。他一直说，自己把儿子打丢了。”

我沉默很久。

最后把纸袋放回她手里。

“这些你留着吧。”

她愣住：“你不要？”

“不要了。”

我说：“他后悔，是他的事。我受过的疼，是我的事。你们谁也替不了谁。”

出殡那天，天阴着。

我站在人群最后面，给周国安鞠了三个躬。

林玉芬哭得站不稳，表姐扶着她。

有人低声议论，说我这个儿子太冷。

我听见了，也没回头。

冷就冷吧。

十六年前，我从那个家跑出来时，肋骨还没长好。

我在上海睡过地下室，送外卖送到发烧，也曾在冬夜里疼得蜷在出租屋地上。

没人看见。

所以今天，我不需要让所有人满意。

葬礼结束后，表姐送我到车站。

她问：“以后还回来吗？”

我看着站牌上的地名，想了想。

“清明可能会来。”

“看你爸？”

“也看我妈。”

表姐点点头，没再劝。

回上海的车开出县城时，我收到林玉芬发来的消息。

只有一句话：周屿，对不起。

我看了很久，没有删，也没有回。

窗外的田地慢慢变成高楼。

夜色落下来，上海的灯一盏盏亮起。

我回到自己的小出租屋，放下包，烧了一壶水。

镜子里的人三十三岁，眼角有细纹，肩膀有点塌。

我脱下外套，手掌按在左肋上。

那里还是会疼。

但这一次，我没有蹲下去。

我只是慢慢呼吸，等那阵疼过去。

父亲病危求见，我去了。

我有心见他最后一面，却无力把十六年的伤一口气抹平。

这不是狠心。

是我终于承认，活下来的人，也需要被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