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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花县，自古以来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出了不少英雄豪杰、清官名臣，比如洪秀全，比如骆秉章。
话说清末，就在洪秀全呱呱坠地的官禄布村向西二十里，有一个叫华岭村的小村庄。
乾隆五十八年，也就是1793年，一个男婴在这里出生，取名骆俊，也就是骆秉章。
谁也不会想到，这两个相距不过二十里的同乡，一个日后成为动摇大清的“天王”，另一个却成为“天王”最致命的对手。
更令人唏嘘的是，当洪秀全在南京城里坐拥后宫三千、金碧辉煌时，与他同饮一江水长大的骆秉章，正在成都的官署里点着一盏油灯批阅公文，身上穿的仍是补了又补的旧袍。
他一生清廉如水，却在战场上杀伐决断、不择手段；他诱杀降将，背负千古骂名，却被百姓奉若神明——“晚清第一清官”这六个字，成为他一生最沉重的桂冠，也是最复杂的注脚。
一、四十年寒窗不改其志，大器终于晚成。
骆秉章原名骆俊，家中世代务农，到了他这一辈，父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身上。
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七岁过乡试，少年得志的他本以为从此青云直上，却不料命运给他开了个漫长的玩笑，此后连续两次会试，皆名落孙山。
那些年，华岭村的老槐树下，总能看到一个清瘦的身影捧书苦读。
邻居们日出而作，他已在晨光中诵读；邻居们日落而息，他仍在油灯下批注。
家贫买不起足够灯油，他便借着月光读书，有时甚至跑到村口的破庙里，借着佛前长明灯的光亮熬到深夜。
村里人笑他痴，他却说：“读书不为功名，只为明理。”
这份苦读的韧劲，足足持续了十二年。
直到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832年，三十九岁的骆秉章终于考中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这一年，他两鬓已见微霜，而比他小二十一岁的洪秀全，才刚刚开始他的科举梦。
因年近不惑，他改名“秉章”，取“秉承章法”之意，他要在官场上秉承的，是天地良心，是律法纲常。
入仕之后，骆秉章历任编修、侍讲学士等职。
最值得一提的，是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那一年，他奉命稽查户部银库的经历。当时的户部银库，是天下贪墨最烈之地。
他上任当天，库官便堆着笑脸告知“惯例”：银库每收捐项银一百两，多收四两，二两归库丁，二两归库官和查库御史。这笔灰色收入加起来，查库御史每年能净得二万余两白银。
二万两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个七品知县的年俸不过四十五两，这笔钱足以让一个家族三代衣食无忧。
面对这送到嘴边的肥肉，骆秉章只回了一句话：“朝廷俸禄足以养家，何须贪这不义之财？”
他立下规矩：严格称量入库银两，不足者必须补满。
某日，一位军机大臣潘世恩的家人前来交税，称银时缺了二十五两。
库官见是恩师家人，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骆秉章却坚持让潘家补足。
旁人劝他：“潘大人是您会试时的恩师，何必如此较真？”
骆秉章正色道：“正因是恩师家人，更不可坏了规矩——坏了规矩，便是辱没了恩师清名。”
消息传开，贪官们咬牙切齿，四处搜罗他的把柄，却发现此人“分毫不沾”，连库丁们私下送的“茶钱”都原封退回。
户部尚书潘世恩得知此事，非但没有怪罪，反而赞叹：“秉章真乃清官！”
这份清廉，在贪腐成风的晚清官场简直如同异类，却为他赢得了“晚清第一清官”的民间口碑。
要知道，在他死后不过三十年，大清便轰然倒塌，而他的清名，却穿透了那个污浊的时代，一直流传至今。
二、知遇之恩、君子之交，他成就晚清中兴四杰。
骆秉章一生最令人称道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清廉，更是他“爱才如命”的胸襟，尤其是与晚清几位名臣的交游，堪称一段佳话。
①第一个要说的，是陶澍。
陶澍是晚清经世派领袖，官至两江总督，慧眼识人、提携后进，天下闻名。
道光年间，骆秉章在京城任职时，陶澍已是封疆大吏，两人本无交集。
但陶澍偶然读到骆秉章的奏疏，惊其文风朴实、条理清晰、字字落在实处，当即对人说：“此子日后必成大器。”
后来骆秉章外放湖北按察使，陶澍特意写信勉励，信中只写了八个字：“清慎勤忍，勉之勉之。”这八个字，骆秉章奉行了一辈子。
②更值得一说的，曾国藩。
咸丰初年，太平军势如破竹，清廷正规军溃不成军。
在此危局下，朝廷命在籍侍郎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
但曾国藩当时属于“三无人员”——没职位、没资金、没权力。
湖南提督鲍起豹甚至派兵到曾国藩的住所闹事，准备将他就地解决。
消息传出，满城哗然，曾国藩命悬一线。
关键时刻，骆秉章挺身而出。作为湖南巡抚，他不仅亲自前往调解，更在事后力保曾国藩，并上书朝廷为曾国藩请饷、请权。
若没有骆秉章的这番力挺，曾国藩的湘军恐怕早已胎死腹中，晚清的历史也要重写。
此后，曾国藩在信中多次称骆秉章为“恩师”，在《曾国藩家书》中，他写道：“骆公待我，实有知己之感。”
③对胡林翼，骆秉章同样倾力相助。
胡林翼，字润芝，任湖北巡抚时，武昌三次陷落，他飞书向骆秉章告急。
骆秉章每次都不遗余力派兵驰援，还从湖南粮库中调拨军粮送往湖北。
胡林翼感慨：“骆公于我，如旱地之甘霖。”
④最重要的是对左宗棠的赏识。
但骆秉章最传奇的“爱才”之举，莫过于对左宗棠的举荐与信任。
左宗棠号称“湖南第一才子”，却三次会试不第，心灰意冷之下回到老家教书种地，自比卧龙，却无人赏识。
骆秉章到任湖南后，多方打听，认定左宗棠是“旷世奇才”。
为了请左宗棠出山，他学刘备三顾茅庐，多次派人持重金和亲笔信去请。
据传第一次拜访时，左宗棠避而不见；第二次，左宗棠称病推辞；直到第三次，骆秉章亲自登门，两人促膝长谈一夜，从天下大势到经世之学，越谈越投机。
左宗棠终于被他的诚意打动，答应入幕。
入幕后，骆秉章对左宗棠给予了一个上司对下属最高级别的信任——“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
所有军政文书，骆秉章概不检校，全部交由左宗棠处置。
当时湖南官场流传一句话：“巡抚是骆秉章，但办巡抚事的，是左宗棠。”
左宗棠一度担心自己身份低微、权限不足，骆秉章却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你只管放手去做，出了问题有我顶着。”
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让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大为感动。
他后来回忆说：“骆公待我，虽父子不过如此。”
左宗棠本不愿久居人下，但为了这份知遇之恩，他在骆秉章幕府一待就是六年。
骆秉章还极力向朝廷举荐左宗棠，使他获任兵部郎中、加四品卿衔，为左宗棠日后独当一面铺平了道路。
可以说，没有骆秉章的胸襟和眼光，就没有后来收复新疆的左宗棠；没有骆秉章的力挺，就没有成就湘军的曾国藩。
晚清“中兴名臣”的半壁江山，都与这位花县穷书生的“爱才”二字密不可分。
三、血战长沙城，炮轰了西王萧朝贵。
咸丰元年，也就是1851年，金田起义爆发，太平军如滚雪球般壮大。
而此时的骆秉章，刚刚被任命为湖南巡抚，还没来得及施展抱负，就因得罪了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赛尚阿而遭弹劾，被革职留任。
按常理，一个即将离任的巡抚，大可以敷衍了事、坐等交接。但骆秉章不是这样的人。
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八月，太平军西王萧朝贵率两千精锐直扑长沙。
此前探子回报“长沙烂城，一攻即破”，萧朝贵信心满满。他哪里知道，长沙城早已不是他想象中的“烂城”。
骆秉章在得知太平军动向的第一时间，便带头捐出自己三个月俸禄三百两白银，又号召官绅捐款，抢修城墙、加固城防。
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亲自登上城墙督工，和士兵们一起吃住在城头，一连几十天没有回过家。
八月十七日，萧朝贵亲临长沙城南妙高峰前线督战。
他身披红袍，策马来回奔驰，鼓舞士气。城上的守军看到了这个显眼的目标，炮手们调整角度、装填火药。
一声巨响之后，一颗炮弹呼啸而至，正中萧朝贵的战马，这位太平天国最骁勇的“八千岁”被掀翻在地，当场毙命。
消息传开，太平军士气骤降。
萧朝贵是谁？
他是洪秀全的妹夫，是太平军中动辄“天兄下凡”的狠角色，是攻克武昌、岳州的先锋大将。
他的死，让洪秀全痛心疾首，也让太平军的西征计划大打折扣。长沙城被围攻八十余日，最终未能攻克。
骆秉章因守长沙城有功，被朝廷革职留任后复职，从此为清廷所倚重。
而在此之前，南王冯云山已在全州蓑衣渡被骆秉章派出的江忠源部炮击身亡。
太平天国早期的“三驾马车”——冯云山、萧朝贵、石达开，在骆秉章手中折了两员，也为后来的“天京事变”埋下了伏笔。
有人戏称，骆秉章简直是“太平天国的克星”。
四、大渡河畔背信弃义，诱杀了翼王石达开。
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六十七岁高龄的骆秉章调任四川总督。
这时候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清瘦的穷书生，而是一位身经百战、智谋深沉的封疆大吏。
而此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正率军西进。
石达开是太平军中最具人格魅力的将领，文武双全、爱兵如子，在民间素有“仁义之师”的美誉。
他想效仿诸葛亮入川割据，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骆秉章早已看透他的意图，在石达开到达大渡河边之前，便调集重兵布防，同时密令土司封锁渡口、断其后路。
石达开率四万大军抵达大渡河畔时，正值雨季。他原本打算趁夜色渡河，不承想当夜天降暴雨，河水暴涨——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彻底封死了生路。
身后的追兵步步紧逼，前方的河水浊浪滔天。石达开连日冲杀，损失惨重，四万将士只剩下不到八千。更致命的是，他的妻妾在混乱中投河自尽，幼子被清军俘获。
陷入绝境的石达开，为了保全部下数千将士的性命，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放下武器，向骆秉章求和。
他派人送去了亲笔信，信中言辞恳切：“愿以一人之命，换三军之生。”
骆秉章收到信后，故作姿态，派人竖起“投诚免死”的大旗，又派人回信说“只要放下兵器，定不伤害一人”。
石达开信以为真。
他带着几名亲信来到清军营中，放下了佩刀。然而，他等来的不是生路，而是镣铐。
但骆秉章背弃了承诺，他将石达开押赴成都凌迟处死，其部下两千余精壮全部屠杀。
大渡河畔，鲜血染红了河滩，哀嚎声被滔滔水声吞没。
一代“翼王”，就此陨落。
这是骆秉章一生最大的污点。
后世史家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出尔反尔，有失大节”；也有人说“兵不厌诈，对敌慈悲便是对己残忍”。
但无论如何，大渡河畔的血债，永远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骆秉章事后写奏折向朝廷报功，语气平淡，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种近乎冷酷的冷静，让人不寒而栗。
五、“若要川民乐，除非马生角”，深受川民爱戴。
然而，就是这个对敌人毫不手软的“刽子手”，在他治理的地方，却赢得了万民拥戴。
骆秉章督川七年，大力整顿吏治、核减钱漕。当时的四川，经过多年战乱，百姓苦不堪言。
他设立专门稽查机构，选派廉洁士绅监督税收，严禁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从中牟利。
四川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百姓们见这位总督用兵如神、治政有方，都以为“诸葛复生”。
有人编了句顺口溜：“骆公不来，川民不活；骆公一到，川民安乐。”
更可贵的是他的私德。
他一生不置私产、不建豪宅。在成都为官七年，他住的仍是前任留下的旧官署，屋内陈设简陋，一张旧桌、一把竹椅、一柜书卷，便是全部家当。
他常年穿布衣，吃粗茶淡饭，家中妻儿从无锦衣玉食。有人劝他为自己留些家产，他摇头说：“我一生所求，唯‘清白’二字。留下清白给后人，胜过万贯家财。”
病逝时，他的遗物中除了一些书籍和旧衣，别无长物。
同治六年，也就是1867年，骆秉章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成都官署，享年七十五岁。清廷追赠太子太傅，赐谥“文忠”。
消息传出的那一天，成都全城罢市。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前挂起了白布，人们自发写出挽联贴在门上。有人当街设案祭奠，哭得昏厥过去；有人焚香烧纸，长跪不起。
更有百姓在灵堂贴出“如丧考妣”四个字——这是儿女失去父母时才用的词，用在一位总督身上，前所未有。
丧车离川之时，沿途百姓自发聚集送行，“哀音相属，绵延数十里”。
代理四川总督的崇实见此情景，认为规模超过了朝廷规制，下令禁止民间悼念，却依然无法阻挡百姓的哀思。
在四川，百姓将他与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韦皋相提并论。
《清史稿》专门记载：“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
在湖南，百姓同样心怀悲痛，自发建起宗祠纪念这位老巡抚。
一个诱杀降将的“刽子手”，为何能被百姓如此爱戴？答案或许很简单：因为他让百姓能吃饱饭，让官吏不敢公然贪腐。
在晚清那个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年代，这已是天大的恩德。百姓不在乎他用了什么手段对付敌人，只在乎自己能不能活下去——而骆秉章，给了他们活路。
骆秉章与洪秀全，两个花县同乡，一个成了“天王”，一个成了“天王”的终结者。
太平军“首义五王”之中，冯云山、萧朝贵、石达开三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骆秉章之手。
一个掀起了滔天巨浪，一个用铁腕和清廉为即将倾覆的大清王朝打上了最后的补丁。
他是清官，也是“屠夫”；他爱才如命，也背信弃义；他让万民拥戴，也背负千古骂名。
历史的是非功过，或许永远无法用简单的“好人”或“坏人”来概括。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在那个黑暗腐朽、贪官横行、百姓如草芥的时代，能守住“清廉”二字四十余年不改其志，能在万人皆浊时独守一身清白，这本身，就是人性中最耀眼的光芒。
“官清安宅道如舍，宦游佳是右军山。”这是骆秉章一生奉行的信条。
无论后人如何评说，他始终是那个从花县华岭村走出的穷书生——四十年寒窗苦读不改其志，十七年封疆大吏不损其清。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个名字或许充满矛盾与争议，但那份穿透黑暗的清廉，却如暗夜中的一盏孤灯，倔强地照亮了一个时代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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