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第一位大学女教授，以笔开新风，在家庭与理想之间寻出路|文学|西洋史|陈衡哲

民国的才女群星璀璨，很多人熟知冰心、凌叔华、苏雪林，却常常忽略陈衡哲。她身上承载近代女性诸多“第一”：新文化运动最早的白话小说女作家，中国近代第一位大学女教授，清华最早一批公费留美女生。她生于传统书香门第，却敢于撕碎裹脚布、反抗包办婚姻；她投身文学，又深耕西洋史学；她曾立下不婚誓言，却收获一段互相成全的婚姻。她的一生，始终在时代夹缝之中，探索知识女性如何兼顾事业、家庭与自我。

1890年，陈衡哲出生于江苏武进书香世家，祖籍湖南衡山。父亲陈韬是晚清举人，母亲庄曜孚是书画名家，与吴昌硕多有往来，家中藏书字画充盈，自幼便给她打下良好文史根基。七岁那年，按照旧时习俗，家人要为她缠足，小小的陈衡哲深夜拿起剪刀，直接剪碎层层裹脚布，坚决拒绝三寸金莲的命运。幼年这一次抗争，已经显露出她不肯顺从旧礼教的倔强性格。

少年时代，受见识广博的舅舅影响，她接触西方文明，萌生求知救国的念头。十七岁，父亲为她安排包办婚事，她坚决拒绝，毅然离家出走，寄居姑母家中，靠教书谋生，誓言绝不做依附男人的旧式闺阁女子。她辗转上海，进入爱国女校读书，一边谋生一边苦读，等待改变命运的机会。1914年，清华学校招考留美女生，她瞒着家人奔赴上海报考，从数十名考生之中脱颖而出，拿到公费留学名额，成为清华首批留美女学生，远赴美国求学。

在美国，她先后就读瓦沙女子大学、芝加哥大学，主修西洋史，辅修西洋文学，拿下学士、硕士学位。异国求学岁月，恰逢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远在大洋彼岸的陈衡哲，已经成为新文学的先行者。1917年，她发表白话短篇小说《一日》，比鲁迅《狂人日记》问世还要早一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之一，笔名“莎菲”，震动留美华人圈子。她写小说、散文、新诗，文字冷静通透，不沉溺风花雪月，关注社会与女性命运，胡适盛赞她是新文化运动“最早的一位同志”，二人成为精神知己，书信往来频繁。

精神高度契合，却终究抵不过现实。胡适遵从母命回国迎娶江冬秀，这段惺惺相惜的情谊，只能止于知己。陈衡哲体面抽身，不纠缠、不怨怼，守住彼此的友谊。这时，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向她求婚，说出一句流传后世的话：“你是不容易与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够做一扇屏风，站在你和社会中间，替你抵挡外界的风雨。”这句话打动了曾经发誓不婚的陈衡哲，她看到婚姻不一定代表女性自我的消亡，也可以是互相扶持的同盟。

1920年，三十岁的陈衡哲学成归国。蔡元培打破北大历来没有女教授的惯例，破格聘请她担任北大教授，主讲西洋近代史与英文课程。就这样，她站上北大讲台，成为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教授，在男权主导的高等学府，撕开一道女性的光亮口子。同年秋天，蔡元培证婚，胡适做赞礼，陈衡哲与任鸿隽在北京成婚，开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教授夫妻生活。

婚后，她没有放弃学术理想，可生育接连到来。在那个年代，已婚女性兼顾教书育儿阻力重重。几番权衡，她暂时辞去北大教职，可并没有就此退回家庭后院。居家育儿的日子，她笔耕不辍，完成白话小说集《小雨点》，史学著作《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写下大量探讨女子教育的散文，提出女性不必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非此即彼的抉择，努力寻找二者的平衡点，这在百年之前，是极为超前的思考。

《西洋史》是她史学代表作，兼顾学术严谨与文笔优美，数十年间多次重印，影响几代青年学子。她的三个子女，后来全部取得海外博士学位，在科教领域有所建树，可见家庭教育的成功。

此后，她先后任教国立东南大学、商务印书馆做编辑，三十年代跟随丈夫去往四川大学任教。入川之后，她目睹当地社会种种积弊，公开发文批评陋习，呼吁改良社会风气，不料引来巨大舆论攻击，被指责美化西方、贬低本土，流言四起。不堪压力之下，1937年，夫妻二人离开四川，回到北平，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开启颠沛流离的避难岁月。

战火纷飞，藏书散失，生活清苦，她依旧坚持读书写作。1949年之后，陈衡哲选择留在上海，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岁月无情，晚年她双目近乎失明，失去阅读写作的能力，经历时代风浪，境遇落寞。即便身处困顿，她依旧保有内心的笃定，留下一句感慨：“中国人偶尔会走弯路，但总有一天会找回方向。”1976年，八十六岁的陈衡哲在上海离世，走完跌宕壮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