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景瑜、蒋奇明、张佳宁、姜珮瑶、闫佩伦、于和伟、吴越、丁勇岱、陈小艺、任程伟、成泰燊、尤勇智、黄澄澄等主演的电视剧《重器》终于首播了，不得不说这部剧的演员阵容真的太豪华了，不仅演员阵容豪华，而且故事也是极为的精彩。
一开局就是五个案子，第一个案子是杜晓辉杀人案，第二个案子是流氓罪系列案，第三个案子是玩具枪抢劫案，第四个案子则是邱阿桂杀夫案，第五个案子是教师通奸案，第六个案子也即将来袭，那就是辩护人被捕案。
陈一众、夏英杰、张丽慧、陆泽铭以及余高远等五人到了南余之后才算是看到了什么叫现实，法律不完善，而现实更为骨感，特别是邱阿桂的死，当然还有后面乔至良被判死刑等都让他们看到了什么叫事实。
而在南余里面五个法学生也认识到了不少人，比如说方淑梅，自己就是家暴的受害者，却想着救邱阿桂，还有比如说法院院长丁仲祥，为了所谓的大局，牺牲人命，此外还有李乡不顾危险，为乔至良做无罪辩护。
可以说这部剧的剧情是真的越来越精彩刺激，不过里面有一个人却是令人无比的好奇，这个人就是秦志高，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在律所却被王本善呼来喝去的？关于秦志高的身份其实真的非常的神秘，这位和陈一众的父亲陈凡一样，都是真正的大佬。
秦志高由成泰燊饰演，官方身份是南余县法律顾问处顾问，也是陈一众、张丽慧、夏英杰、余高远、陆则铭五位主角在大学时的老师的朋友。他在剧中戏份不多，总是坐在人群最不起眼的位置，捏着一支旧钢笔，半天不说话，但一开口往往就是全剧的题眼。那句被反复提及的台词——"法律重器，一定要慎之又慎"——就是他说的。
之所以他被王本善呼来喝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过去。
他是1949年后培养的第一批正规法律人，在50年代初系统学习过现代刑法理论，熟稔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程序正义、保障被告人权利这些现代法治基本原则。在那个年代，受过这种系统法学教育的人凤毛麟角。
1957年前后，因为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要独立审判""不能用政策代替法律"，在那场运动中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被清理出司法队伍，送去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二十余年。
他人生最黄金的二十多年，不是在法庭上、不是在书斋里，而是在农场里种庄稼、挑大粪、写检讨中度过的。他带去的法律书籍被烧掉，他写的论文被当作"右派言论"批斗，他成了那个年代典型的"用过即弃"的知识分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秦志高获得平反，摘掉"右派"帽子，恢复了公职。但此时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二十余年的劳改让他百病缠身，更重要的是——他的法治理念，和那个年代的主旋律依然格格不入。
80年代初的司法系统，正处在"严打"时期，"从重从快""刀把子要锋利"是主基调。秦志高自然是被打压的，王本善敢对他不敬是有原因的。
陈一众等人出现，几次去律所要为被告说话，他都表现的非常积极，但是都被王本善压下去了，不过他对陈一众等人还是十分欣赏。
就在这样的境遇下，秦志高没有消沉。他在自己那间昏暗的小办公室里，一盏昏黄台灯下，用十几年时间一笔一划写了一本薄薄的手稿——《刑法适用中的模糊地带》。
他看到严打时期太多粗糙的判决："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通奸"和"强奸"界限模糊、正当防卫几乎不敢适用、仅凭口供就能定罪、"凶器"定义不清导致量刑畸重……他把这些问题一一记录分析，写进自己的讲义和书稿里。但在那个年代，这本书既出不了版，也没人愿意看。
直到后来五个法学生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走上了不同的轨迹，而他没想到的是张丽慧在驻监检察工作中，为犯人申诉翻案时，偶然翻到了秦志高那本尘封的旧讲义。扉页上写着一句话："法是死的，人是活的。"
这句话点醒了她。她开始用秦志高教的方法，一点点抠证据、找漏洞，从物证缺失、刑讯逼供的痕迹入手，最终推动了多起冤案的平反——包括车超申诉案、"亡者归来"类冤案。
陈一众高中时目睹同学因证据不足被判死刑，种下了法治的种子，而秦志高后面对他的指点、秦志高的讲义，让这颗种子发了芽。他后来辞去检察官职务回校深造，最终受邀参与1997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
1997年刑法修订座谈会上，秦志高也被请去了。他没有带厚厚的发言稿，坐在那里沉默了半天，最后只说了一句：
"你们现在讲的'疑罪从无'，我们十年前就写在教案里了，可没人听。"
在场的年轻法学家、立法官员都沉默了。后来人们发现，1997年新刑法修订的会议纪要里，有三处关键措辞——"疑罪从无""罪刑法定""防卫过当的界限"——逻辑甚至措辞，都和秦志高十几年前那份无人问津的讲义一模一样。
那一刻，这个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的老人，用一辈子的憋屈，终于换来了历史的回应。他写的那些当时没人看得上的文字，最终变成了刻进国家法律里的条文，保护了之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可以说像秦志高这样的人才要是真的彻底埋没真的太可惜了，好在他最后和陈一众等人一起修刑法、刑诉法，推动法治进程，他也算是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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