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设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精神和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来看，适用缓刑或免予处罚不是很妥当”之论也难以成立。

缓刑和免刑是刑法总论中有关量刑的一般性规定，原则上适用于刑法分析中所有具体罪名的刑罚裁量。

只要符合免刑和缓刑的条件，那么所有罪名都有适用的余地，无论其是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结果犯等。

而且，按照一般的刑法原理即罪责刑相适应原理，越是轻微犯罪越有适用缓刑和免刑的可能性，方才是正确的。

排斥缓刑与免刑在“醉驾”中适用的理由都有一个共同点，便是危险驾驶罪是轻罪，最多只能判拘役。由此可能引发的担忧是，既然“醉驾”的刑罚配置已经如此轻微了，再对其大面积适用免刑、缓刑，恐怕会降低危险驾驶罪条款的威慑力。

这恐怕是主张“醉驾一律判刑”的底层逻辑之所在。

然而，这一底层逻辑并不自洽。

正确的观念恰好应当倒过来，因给“醉驾”配置的刑罚较轻，至多为拘役，故而由此可确定，立法者将此定位为轻罪（而且是我国刑法典中最为轻微的犯罪）。

既然如此，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应当给予“醉驾”相较于其他犯罪更多的宽容，而非相反。

对此，或许会有质疑者认为，立法者将“醉驾”从普通的行政违法行为上升为刑事犯罪，便意味着从严治理“醉驾”的决心和用意。

这样的解读是不恰当的。

确实，将“醉驾”定性为刑事犯罪，是有从严治理之考量，但既然它已经进入到犯罪圈，便应该和其他罪名进行比较。

既然它相较于其他犯罪是更为轻微的犯罪，即社会危害性较小的，那么司法者在进行刑事评价的时候，便应契合“醉驾”的轻微罪质的特征，而不应将其错误地想象为社会危害性极大的，需要予以严厉打击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