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急转弯背后，是美军近年导弹防御体系的“透支式消耗”。自2026年初与伊朗爆发持续五个月的军事冲突以来，美军频繁动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和“精确打击导弹”（PrSM）拦截伊朗弹道导弹，据路透社报道，短短五个月内，这两类库存已被几乎耗尽；部署在中东保护以色列、美军基地及红海舰队的“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器也遭大量消耗。更关键的是，这种高强度的拦截作战并非孤例——过去十年，美军在叙利亚、伊拉克的反导行动已持续消耗库存，而此前的采购节奏始终滞后于实战需求。
“我们确实存在弹药问题。”退役海军少将、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克·蒙哥马利直言，伊朗冲突的真正教训并非“用弹太多”，而是“开战前高端弹药储备不足”。数据显示，2022至2025财年，陆军PAC-3 MSE采购量从328枚降至214枚，2026财年虽小幅回升至320枚，但仍远低于需求；而“萨德”拦截器的采购量更显微薄——2024财年导弹防御局仅采购11枚，2025财年12枚，2026财年通过基础预算申请25枚，加上额外拨款才勉强凑到37枚。这种“细水长流”的采购模式，与中国导弹产能形成鲜明对比：据美国传统基金会最新报告，中国近年常规弹道导弹年产量已超千枚，巡航导弹产能更达每年数千枚，而美国当前PAC-3 MSE年产能仅620枚，“萨德”仅96枚，差距悬殊。
为何美军迟迟未扩大拦截器库存？传统基金会国防工业基地研究员吉姆·费恩指出，根本原因是“预算权衡”——过去几十年，五角大楼和国会在“弹药采购”与“其他武器项目”间反复博弈，最终后者往往胜出。“短缺完全可预见，”费恩说，“但预算优先级的错位，让决策者忽视了‘弹药是战争基础’的常识。”更严峻的是，高端拦截器的生产并非“砸钱就能提速”：PAC-3 MSE依赖专用生产线，需要火箭发动机、制导系统、高能炸药等数百种特种零部件，供应商网络分散且产能爬坡需数年；“萨德”拦截器的红外导引头更是技术壁垒极高，短期扩产几乎不可能。这意味着，即便国会全额拨款，美军要填补库存缺口仍需数年时间。
这种“远水难救近火”的困境，在对华冲突场景下将被无限放大。传统基金会报告警告，若与中国爆发冲突，解放军可能以“导弹饱和攻击”打击美军在关岛、日本、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单波次发射量或超千枚。而美军当前PAC-3 MSE和“萨德”的库存（具体数字仍属机密）远低于报告估算的“最低可行库存”——前者需7082枚，后者需1394枚，分别是现有产能的数倍。“拦截器库存不是‘辅助细节’，而是美军联合部队‘存活到胜利’的前提。”费恩在报告中强调。更棘手的是，美国当前导弹产能甚至无法覆盖自身需求——费恩指出，过去美国采购量低于产能的部分，多被用于对外军售（如向日本、韩国出口“爱国者”导弹），进一步挤压了本土库存。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扩产计划并非“纸上谈兵”。陆军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2987枚PAC-3 MSE将通过“弹药加速委员会”（MAC）强制拨款采购，857枚“萨德”拦截器也依赖该机制。但费恩提醒，“框架协议只是第一步，关键是国会能否持续拨款，以及军工企业能否真正提升产能。”目前，洛克希德·马丁等主承包商已承诺扩产，但供应链瓶颈（如火箭发动机供应商Aerojet Rocketdyne的产能限制）仍可能拖慢进度。此外，美国防部还在推动“分布式制造”和“模块化设计”，试图通过简化生产流程缩短周期，但这些技术落地至少需2-3年。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场“导弹库存危机”暴露的是美军战略思维的滞后。过去二十年，美国沉迷于“反恐战争”，将资源倾斜于无人机、轻型装甲车辆等“低强度冲突装备”，却忽视了高端常规战争的弹药需求。如今面对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体系，美军终于意识到：没有足够的拦截器，再先进的战机、航母也无法在导弹雨中生存。正如蒙哥马利所言：“我们不是在‘补充库存’，而是在‘重建工业基础’——这比造几艘新航母更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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