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节：
01、韩杰医生案，我为什么敢站出来唱反调？
02、我不是现代赵括，更不是假医生！
03、基层医疗，不能做儿科急诊！
01、韩杰医生案，我为什么敢站出来唱反调？
韩杰医生案在医疗界引起了巨大震动。
2024年2月，基层儿科医生韩杰接诊一名2岁呕吐患儿，拍片提示肠梗阻后收治入院保守治疗。
但韩医生未对患儿进行腹股沟区体格检查，漏诊了致命的嵌顿性腹股沟斜疝（以下简称嵌顿疝），在家属自行转院途中，患儿不幸死亡。
2026年7月初，法院一审以医疗事故罪判处韩杰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7月下旬二审维持原判。
之前我写文章说过，我认为韩杰医生确实有错，但医疗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二审不公。
我为什么敢在这种时候站出来捅马蜂窝，说出不同意见？了解我经历的人，就知道我说话做事从来是一脉相承的。
2012年，我在广州，听说国内反抑郁症歧视第一人袁毅鹏流落上海街头，我直接去上海大街上找他、带他回来免费治疗，当年他被上海精卫诊断为双相。很多精神科医生想都不会这么想，但我这么做了。
2009年，我作为精神科医生，给国家卫健委写公开信、指名道姓抨击临沂四院副院长、精神科杨永信的电击治疗，旗帜鲜明地反对他。到现在，我依然是精神医学界唯一一个这么点名道姓骂杨永信的人。
为了反对杨永信，我特地给国家卫健委写了一封信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轻易发声。
但该站出来的时候，我也不会因为怕被围攻就缩回去。
为什么这次我要站出来说话？而且是跟广大医生群体唱反调，去捅这个马蜂窝？
因为韩杰医生案不管是对医生群体还是患者及其家属，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韩杰医生案在医疗界引起巨大震动，很多医生站出来为他站台。
我自己曾是体制内临床医生，后来到体制外创业，深知体制内发声有多难。
而这一次，那么多体制内的医务人员顶着压力把想法说出来——不论对错，单是“敢说”这件事，就值得我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
韩杰医生案之所以成为医患关系的爆发点，是因为积压已久的矛盾在疫情缓和后找到了出口。
疫情期间，医患关系一度缓和，医生因奔赴一线被交口称赞；
但疫情后，原有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医患双方都在忍耐，尤其是医生群体，韩杰医生案正好成了火山爆发的出口。
现在对于案件的争论分成了两派——医务人员和患者、家属各执一词。
这本身不是坏事，因为真正要解决医患矛盾问题，就必须正视，不能再让医生一味忍耐。
韩杰医生案把医患关系矛盾摆到了台面上，我们全社会不得不重视，也不得不下猛药。
至于韩杰医生案再审结果会不会因为舆论而被推翻，反而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案件已经改变了性质：医务人员不认同此判决，患者和家属又觉得医务人员不理性。
所以，真正的关键，是借这个案件找到医疗界尤其是儿科急诊的出路。
02、我不是现代赵括，更不是假医生！
在正式讨论韩杰医生案前，有些基本事实必须先说清楚：我们对案件的讨论，必须保持科学理性的态度，不能根据身份或情绪站队。
为什么我强调要科学理性地讨论案件？
因为上次相应的文章和视频发出后，在各个平台上骂我的国内医疗界人士数不胜数。
说我是“医生中的败类”，是“现代赵括”；
说我比杨永信还可恶——全然不知当初我是最早公开反对他的人之一；
杨永信，图片来源于网络
说“全国儿科病人都找你看病吗？”“你此生没有漏诊误诊吗？”“你不做一线临床，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是逃兵”……
甚至有人骂我是“穿白大褂的假医生”，是“国外派来搞事情的”。
这些铺天盖地的骂声其实在我的意料之中，毕竟在这个时间点公开站出来唱反调，必然会被医务人员排山倒海地质疑。
但越是如此，越要守住一条底线：用科学、辩证、历史的眼光来看韩杰医生案。因为只有保持理性，才能不被情绪裹挟着盲目站队！
针对评论区医疗界人士的质疑，我先再做一次澄清，把基本事实摆清楚：
我是山东农村的娃子，本科毕业于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医学儿科方向——不是上海的同济大学，这两所学校在医学专业上的区别，懂得都懂。
我的同济医科大学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
1998年毕业后，我去宁波下面的县城做麻醉医生。
2001年，我考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麻醉学研究生，并于2004年毕业。
我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毕业证书与硕士学位证书
不信的人，可以去学信网或相关院校查记录，我不怕你们查！你们越查，就了解我越多，效果就越好。
2006年，我从麻醉科转入成瘾医学科，在国内率先用UROD（全麻下超快速脱瘾技术）治疗处方药成瘾，接受多次央视采访。
2007年，我成为三甲医院武警广东总医院心理科学科带头人，成立国内首家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接受过《新闻联播》《心理访谈》《每周质量报告》等权威节目采访。
我接受央视的《新闻联播》《心理访谈》《每周质量报告》采访截图
2013年，我被迫离开武警广东总院，远赴山东济南创业，创立日辉成瘾和心理治疗中心；
2014年，我回到广东深圳第3次创业，在此期间曾收购酒店，准备做专科医院；
2016年，我再次回到广州进行第4次创业，在武警广东总院对面再次成立日辉成瘾和心理治疗中心，在此期间，我还曾与陆林教授一起接受过新华社等权威媒体采访。
第5次创业，我在广州CBD珠江新城成立广州晴日心身医生集团，并成立晴日首家门诊部；
第6次创业，我们搬到广州南沙邮轮母港，拥有了我们自己的物业。
2025年，创业进入发展阶段，我们在北京CBD成立“北京晴日精准心身健康”，窗外就是央视的“大裤衩”。
北京晴日机构窗外的美丽风景
同年我还做了脑瘤手术，向死而后生，开始在北京寻找墓地。
2026年，我参与并编写了3个章节的《物质与非物质成瘾》第二版由国际权威出版社Springer出版，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3PT（精准精神心理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第一次登上国际学术舞台！
3PT被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的《物质与非物质成瘾》书籍收录
我参与编写该书籍的第10章、第14章以及第15章
以上就是我简单的学历背景和创业经历，因为我们有颠覆性临床实践成果，又因为我在体制外，所以我敢发声！
在了解这些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科学理性地探讨。
针对医疗界人士的质疑，我作出如下回答：
第1，我此生有没有漏诊误诊？
我做麻醉医生时，事实上没有诊断权，所以不存在漏诊误诊。
后来我转为精神心理医生，有了诊断权，医疗过程中我肯定有过误诊，至于漏诊，我不确定有没有，大概率也有。
但我从来不做急诊——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那个本事。做急诊需要专业培训，甚至要考急诊医学研究生，我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第2，我此生是中国人，是临床医生，不是国外派过来搞事的，更不是假医生。
第3，我长期在临床实践一线，清楚基层医生的辛苦，我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第4，我为什么不干儿科？
武汉同济医学院的儿科专业在国内是第一梯队，我很早就知道儿科医生需要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儿科急诊医生。
所以我有自知之明——我的性格不适合儿科，没有足够经验也不敢碰儿科急诊。
大学毕业后，为了给我哥还债，我去宁波一个小县城做麻醉医生。
为什么选麻醉？因为当时选科室时，我的第一志愿外科已满人，第二志愿内科也没名额，只剩下儿科、妇产科、放射科、麻醉科可以选择。
儿科我坚决不干，妇产科也不愿意干。我只剩下2个选择，其中放射科我实习过，但麻醉科没有实习过。
回到宿舍后，同学问起我的科室选择，他们说：“老何你傻啊，麻醉科赚钱更多！”
所以我就转行成了麻醉医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当时就是为了帮我哥赚钱还债。
到了宁波县城的医院，麻醉科主任不让我独立做麻醉，必须跟着其他麻醉医生学习，经过浙江的麻醉培训后，过了1年，我才单独上岗。
我始终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不做儿科，尤其不做儿科急诊，那是经验丰富的人才能干的活。
至于韩杰医生的医疗背景，我看了他的医疗经历——说实话，他根本不适合做儿科急诊。但这里我就不展开说了，给他走个面儿。
第5，我多次被央视等权威媒体采访，上过《新闻联播》《心理访谈》等权威栏目，早已对权威祛魅。
在一些人眼中，我也是“权威”——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第6，我对学术界也祛魅了。
我们的3PT技术已被国际权威出版社Springer收录，我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认可。
很多临床医生穷其一生在追求国外，尤其是所谓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的认可。我已经得到这份认可，但我并不在意。
第7，我对西方精神心理领域的同行早就祛魅了。
我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颠覆性突破——发现了精神心理领域的“第一性原理”内隐记忆驱动论，治好了三甲医院都搞不定的疑难杂症。
对所谓站在国内外精神心理领域隐形鄙视链顶端的美国精神医学界同行，我早就没有了滤镜。
精神心理领域的隐形鄙视链
第8，我还发现了人性领域的“第一性原理”——熵减定律，知道人生必须通过不断做功才能对抗熵增，才不会滑向混乱和放纵。
用浅层一些的原理来说——人性三原色：趋利避害、侥幸心理、虚荣心——我已经克服了虚荣心，不再在意外界评价。
所以，说我蹭韩杰医生案热度，根本不成立。
第9，我能够一秒看透事物本质。
我已经将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心理学界丹尼尔·卡尼曼所说的占大脑95%的大脑系统1背后的内隐记忆层面理解透彻，所以能从内隐记忆层面一秒看透事情的本质。
因此，我点评韩杰医生案，绝不是情绪站队，而是科学客观、深入理性的分析！
第10，我有极限思维。
我站出来勇敢发声，最坏的结果无非两个：有人看不惯我发声，物理上把我消灭；或者吊销我的医生执照。
前者，我已经在北京看墓地，看淡生死了。况且扫黑除恶已经常态化，这种威胁不管用；
后者，我在广州和北京的公司，经营范围都明确包含“健康咨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完全可以开展心理咨询工作。我照样能干心理咨询师，你能把我怎么着？
我知道鸿茅药酒事件中的谭秦东医生也就韩杰医生案发声了，通过自己的公众号《谭秦东和他朋友们》发布了《致中国医师协会的一封信》。
至于我为什么敢站出来发声？因为我跟一般医生不一样，为正义发声是我一脉相承的作为！让国内医生群体恢复理性，深入讨论，可以说是我的责任！
我希望大家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件事，不要根据身份立场盲目站队，一上来就说“何日辉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看现在医疗界的反应，尤其是基层医疗界的反应，大部分医务人员在评论韩杰医生案时，只有情绪宣泄，没有科学逻辑。
最后我没办法，只能再写这篇文章，把韩杰医生案暴露的问题说得更直白。
以前我因为自己也是临床医生，知道同行的辛苦，很多话不愿说透。
但现在我必须说，不仅要让医疗界人士看到，也要让患者和家属看清楚——韩杰医生案真正的意义在哪。
03、基层医疗，不能做儿科急诊！
关于韩杰医生案，这里先说我的结论：基层医疗，不要再做儿科急诊！
不管是基层公立医院，还是韩医生所在的基层非公立医院，都不该做儿科急诊，这既是为了患儿的安全，也是为了医生自身的安全。
这不是说基层医院不能做儿科，儿科普通门诊（也就是平诊）当然可以做，成年人的急诊和平诊也可以做。
图片由AI生成
但儿科急诊不行，因为儿科急诊对医生的临床经验、判断力、应变能力要求极高，基层的软硬件条件往往撑不起来。
一旦出问题，就是韩杰医生案这样的严重后果——孩子没了，医生又不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我说得很清楚：不是“医疗不能做急诊”，是“基层医疗不能做儿科急诊”！
医疗界人士要有基本的科学逻辑，不能把我的话简化成“医疗不能做急诊”！
为什么我敢站出来说基层医疗不能做儿科急诊？
看看我的医疗经历就明白了——我跨过多个学科，从儿科到麻醉，再到精神心理领域。
你可以说我不是儿科专家、不是麻醉专家、甚至你可以说我不是精神心理专家，但儿科、麻醉科、心理科、精神科的基本医疗知识，我懂。
我不是说我什么都懂，样样精通，但这些学科的临床逻辑和基本常识，我分得清。想忽悠我，没那么容易。
网上有人质疑我的第一学历——我的第一学历是武汉同济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不是上海同济。
本科时我担任过3年儿科小班长，毕业时曾被推荐到广州珠江医院儿科，但我发誓此生不干儿科，所以去了宁波做麻醉医生。
你可以说我现在不是儿科专家，但不能说我不懂儿科。
在儿科临床实习时，我对儿科的理解越深入，胆子越小——因为你知道得越多，就越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
我们读本科时就有一个常识：儿童不是成年人的缩小版。
同样的病，儿童的反应、预后和处理方式都与成人截然不同。
所以今天谈韩杰医生案，我绝非信口开河——因为我懂，我又敢说。
为什么我说评论区很多骂我的医生缺乏基本科学逻辑？
因为韩杰医生案不是“漏诊误诊就被判刑”这么简单——它是多个条件叠加的结果：儿科、急诊、基层医院、医生资历浅、嵌顿疝排查本身不难、漏诊后果极其严重、孩子死了。
这些条件缺一不可，但很多医疗界人士只抓住“漏诊误诊”这一个点，就说韩医生冤枉。这有理性吗？这讲科学逻辑吗？
在一般人眼中，医生是优秀群体。但这是优秀群体该有的判断方式吗？
如果韩杰医生案可以简化成“漏诊误诊就被判刑”，那么湘雅附二的刘翔峰案——一个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切掉患者正常器官、伪造病理报告——是否也可以简化成“外科医生做手术就被判刑”？
刘翔峰，图片来源于网络
杨永信电击治疗所谓“网瘾少年”，是否也可以简化成“精神科医生治网瘾，机构就会被关闭”？
2009年，《科学》杂志可是用了一个极其刺眼的词来形容这位精神科医生——“最臭名昭著”（most infamous）
《科学》杂志披露杨永信的恶劣事迹，该文章对他的形容词是“most infamous”（最臭名昭著的）
这种简化是非常荒谬的！极其不理性的！
回到韩杰医生案：当晚急诊，韩杰医生发现患儿是肠梗阻。
如果他做了排查嵌顿疝的体格检查，哪怕最后还是出事了，他也没有多少责任。但他没做！
不要说体格检查要很久，嵌顿疝排查其实非常简单——摸一下腹股沟区，几秒钟就能有初步判断，最多几分钟就能得出结论。
难道要花一个半小时摸遍孩子全身才知道答案吗？只有庸医才会那样做。
但韩医生在判断出肠梗阻之后，没有进一步排查是不是嵌顿疝，他连这个最基础的检查都没有做。
我看了韩杰医生的医学背景，就知道他根本没有这个意识。
而且这么多年下来，韩杰医生一直没出事，他就觉得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但他的临床水平，根本不足以应对儿科急诊。出事是必然，不出事才是侥幸。
真正做临床的人，越往上走，越如履薄冰——因为人命关天。
而韩杰医生身处基层，没有这个意识，反而因为“医生”的身份被长期过度夸奖，觉得自己很优秀，从未意识到自己能力不足，这才是问题根源所在。
04、韩杰医生案后，真正出路在哪？
韩杰医生案引发医疗界这么大的讨论，实际上，无论对于老百姓还是医生群体，都是好事。
因为案件本身，已经在倒逼医疗系统加大培训力度——这至少会大幅度减少孩子罹患嵌顿疝却只被诊断为肠梗阻的可能性。
有自媒体报道，韩杰医生案后，临床会诊量明显增加，这其实是好事。
会诊增加，说明更多医生开始达到“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认知维度，敢于承认自己搞不定，开始寻求帮助。
4种认知维度
医生是优秀群体，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很容易掉进“优秀泛化”的陷阱——觉得优秀可以覆盖一切，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优秀群体如果不懂得“优秀局限化”，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后续我会专门写文章深入讲这个问题）。
嵌顿疝的排查，本质上非常简单——只要有这个意识，摸一下腹股沟区就行了。
但很多医生，尤其是非儿科专业的医生，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韩杰医生案暴露出的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而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
韩杰医生案后，网络上很多医生呼吁“防御性医疗”（为了自保而过度检查、过度会诊、回避高风险病人）。
有医生甚至将韩杰医生案类比为“南京彭宇扶老太案”——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认为韩杰医生案会导致更多患者及其家属“碰瓷”医生群体。
这种情绪我可以理解，但医生群体的这种“威胁式”反应，实际上是在大大加速AI进入临床。
它让社会、决策者、乃至患者家属都清楚地看到：医生尤其是基层医生，会带着负性情绪看病。
而这种负性情绪本身，就是AI最好的入场券。
相比之下，AI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场景训练成熟后，可以拥有专家的水平、庞大的数据库和临床经验，能快速做出判断，而且没有情绪干扰，可以科学理性地看诊。
医生越害怕、越防御性医疗，AI的推广就越快。
那AI时代医生应该怎么做？如何实现突破？
我的答案很简单：庙堂之上和基层医疗要分开。这个话题太大，后续我会专门写文章展开叙述。
现在很多媒体尤其自媒体说，韩杰医生案后儿科医生患上了“韩杰综合征”，大量儿科门诊关闭，孩子不愿学医。
这其实也是好的现象，基层医疗就应该关闭儿科急诊——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医院。
在这里强调，我说的不是基层医疗的儿科平诊，是儿科急诊。
不是我不信任基层的儿科医生，是他们的临床实践水平有限，为了安全起见，不要去碰儿科急诊。
家属带着孩子来看急诊，孩子那么金贵，一旦因为医生水平有限造成严重后果，那对患儿家庭和医生来说都是人间悲剧。
如果必须看儿科急诊，家属至少要带着孩子去市级医院，首选儿童医院或妇幼保健院。那里的医生受过专业培训，知道最基本的医疗常规。
儿科医生，尤其是儿科急诊医生要记住——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
儿童不是成年人的缩小版。嵌顿疝、先天性巨结肠这些病，儿童发病率与成人完全不同，发病情况与处理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儿科医生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那如果是你自己有孩子病了，你怎么做？”
首先，我是丁克，此生没有孩子。但如果我有孩子，我常年居住在广州和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孩子生病了，我一定会去市级及以上医院，绝不会选择基层医疗机构——因为你无法判断那里的医生水平到底如何。
过去家长不了解基层医疗的局限，稀里糊涂就带着孩子去看诊。
但现在，整个社会都应该知道这个基本常识：儿科急诊，不是所有医院都能做的。
基层儿科医生也必须要有自知之明——不能碰儿科急诊。这不仅是对孩子负责，对医生自己也是一种保护！
韩杰医生案是一起人间悲剧，但我们要从中看清问题所在，而不是一味宣泄情绪。
只有我们医务人员保持冷静理性，才能通过这个案件找到医疗，尤其基层医疗的真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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