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保群、荣宇浩：世界一流企业建设的多维比较与实践方略|世界500强|国有企业|大企业|范保群|荣宇浩

世界一流企业建设的多维比较与实践方略

摘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新阶段改革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要求。基于2025年《财富》全球500强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上榜企业仍面临四大结构性问题：规模扩张显著，但效率和盈利能力存在明显差距；金融与实体企业利润创造失衡，“脱实向虚”倾向突出；所有制结构失衡，央国企与民企间的协同效应未能充分释放；行业分布过度集中于金融和资源型领域，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多元化发展动能明显不足。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升结构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坚持效益优先，通过聚焦主业、优化营商环境及强化原始创新，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二是以现代金融体系和高水平开放为抓手，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实现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支撑；三是推进国有企业分类分业改革和战略性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并强化国企民企协同创新；四是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加大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投入，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关键词：世界一流企业；世界500强；结构性失衡；国际竞争力

阅读导引

一、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问题

二、入榜企业数量与效益的国别比较

三、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的比较

四、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比较

五、行业竞争格局的国际比较

六、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举措

世界一流企业是全球资源的整合者，是经济发展的强引擎，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力军，是未来产业培育的重源地，是经济安全的稳定器，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世界一流企业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名片”，更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加快建设和发展世界一流企业，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步入新阶段的前瞻性布局，也是对中国企业在高质量发展新方向上提出的新要求、新使命，对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

基本问题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首先需要回答“何为世界一流”以及“从哪里出发”两个基本问题。为此，本部分在系统梳理世界一流企业核心特征的基础上，结合《财富》世界500强的筛选逻辑，阐明入榜中国企业是当前推进世界一流企业建设的核心主体与重点突破对象。

（一）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特征

世界一流企业通常指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有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在全球行业发展中具有引领作用的企业、在全球产业发展中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并且获得全球业界一致认可的企业。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规模大、效益好效率高、创新强、市场广、治理佳”。

一是规模大。规模大的企业不一定是世界一流企业，但世界一流企业的前提条件一定是规模大，这是竞争的必然结果、是生存发展后的必然结果，是世界一流企业之所以是世界一流和在全球行业第一阵营的必然要求。以2025年世界500强为例，营业收入总和达41.73万亿美元，进入世界500强的最低门槛为322.49亿美元。上榜美国企业营业收入总计14.65万亿美元、中国企业总计10.66万亿美元。全球最大规模的企业是美国沃尔玛——6810亿美元营业收入、连续十二年位列榜首。

二是效益好、效率高。反映企业使用生产要素的效率以及获取单位要素产出的能力，通常以利润率和销售收益率进行衡量。世界一流企业在上述指标上通常显著优于同行业企业，处于行业领先水平。2025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沙特阿美公司以1049.82亿美元的利润位居利润额榜首，Alphabet公司、苹果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微软分别以1001.18亿美元、937.36亿美元、889.95亿美元、881.36亿美元列第2至第5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508.49亿美元列中国第1位、全球第10位。全榜单500家企业的平均利润额达59.54亿美元。

三是创新强。世界一流企业在追求规模、效益和效率的同时，无一不将创新视为保持和提升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挖掘未来潜力的核心驱动力。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是世界一流企业的显著标志。在研发投入方面，世界一流企业往往能保持投入占销售收入的稳定比例，并长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建设创新驱动的世界一流企业，是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工程。

四是市场广。国际化是世界一流企业的共同和鲜明的特征。世界最大的零售商美国沃尔玛公司在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一万多家商店，是全球最大的雇主，拥有230万名员工。我国的海尔智家是家电行业全球化标杆，其52%的营业收入来自海外市场，海外员工数量超38000人，在全球建立了十大研发中心，搭配35个制造工业园和126个营销中心，还收购了日本三洋、意大利Candy等企业，实现了利用全球资源开发全球市场的国际经营模式。

五是治理佳。治理是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基石。世界一流企业的治理体系都有一套科学、规范、理性的系统。世界一流企业都有自己不凡的使命愿景、价值观、长远战略、文化，有对自身社会价值的基本界定和对自身未来的基本设想。只有决策科学、管理体系有效、治理机构各司其职，企业战略管理和经营管理水平稳健，生产模式和产业组织方式创新，内部控制有力，风险管理体系健全，治理规范和有效制衡，才能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入榜世界500强的我国企业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点

1.规模大企业已是种子选手

规模大虽非世界一流企业的充分条件，却是其必要前提。因此，我国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应优先聚焦已具世界级规模的大型企业群体，着力推动其实现规模优势向综合竞争力的系统性转化。近年来，中国世界级企业上榜企业数稳定保持在130家以上，在2022—2023年一度超越美国，跃升至世界第1，上榜企业高达143家，显现了中国的世界级企业（全球公司）发展壮大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但在2023年度后又出现了下降趋势，美国重返世界第1，中国上榜企业数在2024—2025年度较2022—2023年度下降13家至130家。这些企业是代表国家与国外同行直接竞争的头部规模企业，具备更好的基础与条件，是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的种子选手。

2.世界500强榜单是基于数据全球范围内的筛选

世界500强企业榜单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55年《财富》杂志首次发布美国500强企业排名，涵盖制造业、矿业和能源行业，逐步拓展至非工业企业，之后形成以营业收入为排名依据、全球企业覆盖、统一数据标准、严格财务透明、行业分类科学的世界500强榜单，榜单经过完整的操作程序和庞大信息材料系统以及第三方机构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和Refinitiv等专业机构的协助验证，具备权威性和公信力，能够充分体现企业品牌价值、产业结构变迁、国家经济实力，对全球商业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虽尚难进行创新和治理方面比较，但可比较规模、效益、效率和市场

世界500强榜单作为全球企业实力的“晴雨表”，虽然在创新能力和治理能力方面难以进行比较，但在规模、效益、效率和市场四个维度上却提供了丰富的量化数据支撑。规模维度上，2025年保持中美双强格局，但美国上榜企业总营收绝对值较中国高出36.4%，美国上榜企业平均营收较中国高出29.02%。除中美两国外，日本、法国、英国总营收分别为2.63万亿美元、2.38万亿美元、1.81万亿美元分列第3—5位。效益维度上，中美差异巨大，美国上榜企业平均利润97亿美元，而中国上榜企业平均利润42亿美元，约为美国的43%；且美国上榜企业总利润也达到中国的2.45倍。效率维度上，中国净资产收益率前50中仅有拼多多1家，以净资产收益率超过36%排名第25位，与美国企业大量超过200%的净资产收益率相比，差距明显。此外，美国上榜企业人均营收和人均利润约为中国上榜企业的两倍。市场维度上，美国企业国际化程度远高于中国，许多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收入占比超过50%，例如苹果公司销售遍布全球，中国市场贡献超20%，而中国企业普遍更依赖于国内市场。

4.世界500强国别上榜企业数量与国别宏观经济总量显著正相关

在数量上，世界级企业上榜数量与宏观经济总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根据2024—2025年主要经济体的名义GDP总量与其对应的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数量关系，其整体分布显示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即GDP规模越大的国家，其上榜企业数量越多。美国与中国与其他的国家形成显著的差距，体现了经济体量与世界级企业数量方面的“G2”结构。根据2024—2025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企业数据（见表1），2024年美国GDP总量为29.2万亿美元，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四国GDP总量相加仅为美国GDP的53.1%。相应地，美国上榜企业数量139家，约为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四国上榜数量总和的1.24倍。同期，中国GDP总量为18.7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四国GDP总和的1.21倍。相应地，中国上榜企业数量为130家，占全球500强企业总数的26%，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四国合计的1.16倍。总体而言，大型经济体在孕育全球竞争力企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入榜企业数量与效益的

国别比较

上榜数量与盈利能力是衡量一国世界级企业发展水平的两个基本维度。本部分以2025年《财富》世界500强为数据基础，从企业数量分布与利润率表现两个层面展开国别比较，以揭示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相对位势与结构性差距。

（一）入榜企业数量比较

2025年，我国共有130家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仅次于美国（139家）。2022年，我国曾以143家企业上榜超过美国成为第一，但近几年出现连续下降。中国退出上榜企业以传统产业、能源及采矿企业（山西焦煤、正威、核工业集团）为主，新增主要为消费与服务导向的科技企业。相较之下，美国的传统能源企业（如GE Vernova、斯伦贝谢）仍在榜并保持活跃，美国新增上榜企业更集中于高附加值行业，涵盖科技（芯片、电子）、金融、制药和能源设备等。此外，日本、德国和法国分别以上榜企业数38家、30家和24家位列第3—5位。

（二）入榜企业的效率对比

从利润率来看（见表1），中国企业平均利润率2024—2025年为5.28%，在上榜的37个国家中排第24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与我国在大国中较高的经济增速形成了鲜明对比。2024年，我国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领先于美国、日本与德国。然而，中国企业利润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差距明显。同期美国企业平均利润率达9.14%，日本6.10%，全球平均水平为7.01%。金砖国家内部，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处于“中间位置”，即高于资源型经济体、低于创新型新兴经济体。中国企业平均利润率显著高于巴西（3.87%）和俄罗斯（2.92%），但低于印度（7.37%）。中国经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而印度第三产业占比更高，接近53%。中国上榜企业高度集中于工程与建筑、金属产品、采矿、能源等传统产业，普遍具有资本密集、成本刚性高、周期性强的特点。相比之下，印度上榜企业主要集中于炼油、银行、人寿保险等市场集中度较高、高利润行业，例如信实工业公司、印度石油公司等在炼油和能源领域具有极高集中度与议价能力。尽管宏观经济总量对世界级企业上榜数量显著正相关，但我国较高的宏观经济增长率与微观企业盈利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程度的背离，经济增速与企业利润率表现不一致，呈现出“规模扩张明显，但效益效率差距仍较大”现象。

三、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

的比较

利润结构的行业分布是透视一国世界级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窗口。本部分从金融与非金融企业的数量占比、利润贡献、利润率及股东权益率四个维度展开比较分析，以考察中国上榜企业是否存在“脱实向虚”的结构性失衡，及其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差异。

（一）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数量与利润额占比的国别比较

在2024—2025年度全球上榜的中国公司中，非金融企业108家，总利润2908.45亿美元，占比52%；金融企业22家，总利润2723.86亿美元，占比48%。其中，100家大陆非金融企业总利润2463.78亿美元，占大陆企业利润的48%；21家大陆金融企业总利润2655.50亿美元，占大陆企业利润的52%。可见，中国金融企业上榜数量虽占比仅约17%，却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利润额。跨国比较来看，美国29家金融企业数量占比21%，利润额3547.62亿美元占比26.5%；德国金融企业6家数量占比20%，利润额270.66亿美元占比27.8%；日本10家金融企业数量占26.3%，利润额469.94亿美元占比29.3%；韩国上榜1家金融企业数量占比7.14%，利润额37.24亿美元占比5.69%。相应非金融企业在德国、日本、韩国的利润占比均超过70%，凸显中国金融板块在总体利润额中的核心支撑地位，也远高于主要制造业发达国家。

在金融领域，中国上榜的金融企业利润率为13.11%，超过主要发达经济体。该水平高于美国（11.65%，约1.13倍）、日本（7.8%，约1.68倍）、德国（6.68%，约1.96倍）、法国（7.16%，约1.83倍），略低于俄罗斯（15.15%，约1.16倍）和意大利（14.23%，约1.06倍）。在金砖国家内部，中国金融企业利润率高于印度（10.69%，约1.23倍）和巴西（8.25%，约1.59倍）。可见，我国入榜金融企业利润率与发达国家经济体以及金砖国家相比，利润率高。与非金融企业形成鲜明对比，金融企业利润额大和利润率高，反映了金融企业享受了更多更优越的政策，也反映了金融企业与实体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金融企业如果攫取型金融程度较高，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在非金融领域，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为3.39%，明显低于美国（8.47%，约0.4倍）、日本（5.56%，约0.61倍）、德国（3.57%，约0.95倍）、法国（5.92%，约0.57倍）。在金砖国家内部，中国非金融公司利润率也低于印度（4.98%，约0.68倍）和巴西（7.39%，约0.46倍），再次凸显实体经济企业盈利能力滞后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实体经济企业间竞争激烈、内卷严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状况。

（二）行业间利润率的比较

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公司不同行业间利润率相比，水平参差不齐。中国有7个行业的利润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半导体与电子元件、银行（商业储蓄）、人寿与健康保险（互助）、人寿与健康保险（股份）、邮件与包裹及货物包装运输、批发：保健和运输及物流。其中，半导体与电子元件行业利润率高达40.0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0.83个百分点，是领先幅度最大的行业；银行业利润率为20.73%，高出全球平均水平7.2个百分点；人寿保险与健康保险（互助制）利润率分别为4.65%，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21个百分点。中国利润率严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行业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制药业、工业机械，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2.69个百分点、11.53个百分点和5.99个百分点。总体来说，我国金融类行业（银行（商业储蓄）、人寿与健康保险（互助）、人寿与健康保险（股份））是高于世界平均利润率最多的行业。

横向比较我国上榜企业在不同行业间的利润率，差异十分显著。据统计，利润率最高的六个行业分别是：银行（商业储蓄）（20.73%）、互联网服务与零售（14.49%）、船务（9.04%）、网络与通讯设备（7.25%）、电子与电气设备（6.80%）以及电信（6.44%）。这些行业大多集中于金融服务、高新技术以及具有一定垄断性或规模效应的领域。利润率最低的六个行业为：化学品（0.20%）、建材与玻璃（0.19%）、贸易（0.24%）、食品生产（0.23%）、房地产（－7.09%）以及工业机械（0.96%）。这些行业多属于传统制造业、基础建设及部分资源型行业。总体来看，中国大陆金融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利润率高居首位，与前述的结果一致。

（三）行业间股东权益率的比较

中国各行业在资本密度（总资产与就业人数之比）明显分化，金融行业（银行（商业储蓄）、人寿与健康保险（互助与股份制）、多元化金融）的资本密度独占鳌头。这表明我国金融结构以银行为主，由于金融资本的收益率更高，资本的逐利性就会趋向将更大比例的自有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同时，中国各行业在股东权益率（股东权益与总资产之比）水平良莠不齐。水平较高的行业是电信（45%）、炼油（44%）、网络与通讯设备（42%）、船务（29%）、电子与电气设备（34%）、采矿与原油生产（30%）。而金融及保险行业股东权益率最低，如银行（8%）、多元化金融（6%）、人寿保险（互助9%、股份6%）、邮件与包裹运输（3%）。低股东权益率代表着金融企业在资本结构中承担了更高的债务风险，其盈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杠杆放大效应，同时也容易受到市场利率波动和信用风险的影响。也就是说，低股东权益率意味着高杠杆比率，而金融业风险的深层次原因是其特有的高杠杆比率。而实体行业自有资本占比较高，依赖劳动和运营效率。这种结构差异与资本密度的高度集中共同印证了我国金融市场潜存的风险，主要表现为：资产规模巨大、资本密集，但资本充足率较低，负债比重较高。

四、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

的比较

所有制结构是影响中国世界级企业发展质量与协同效能的重要制度变量。本部分从上榜数量、产业分布与效益效率三个维度，对央企、地方国企与民营企业进行比较，以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相对优势与结构性互补潜力，为优化协同机制提供实证依据。

（一）不同所有制企业上榜数量的比较

121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中，共有87家国有企业，占比71.9%。其中，央企有51家，占比42%，地方国企有36家，占比30%。民营企业共34家，占比28%。总体来看，央企排名及占比远优于地方国企，地方国企与民营企业相当。具体来说，在排名1—100之间，国有企业共23家（央企占21家，地方国企2家），而民营企业达到6家。在排名101—200之间，国有企业共13家，其中央企和地方国企分别为9家和4家，民营企业则有7家。可以发现，排名前200中地方国企排名相对劣于民营企业，表明当前我国央企实力较强，民营企业次之，地方国企最弱。在排名201—300之间，国有企业有19家，其中央企9家、国企10家，民营企业有6家。在排名301—400之间，国有企业有10家，其中央企和地方国企分别为4家和6家，民营企业有7家。而在排名401—500之间，国有企业有22家，央企和地方国企分别为8家和14家，民营企业有8家。从整体数据来看，民营企业在各个排名区间的分布较为均衡，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央企在排名前200极具优势，而地方国企虽然进入世界级企业前500的家数优于民营企业，但整体集中在201—500名，也说明我国地方国企发展动能不足，竞争优势不明显。

（二）不同所有制企业产业分布的比较

在产业分布方面，央企的产业覆盖最广，共涉及21个行业，其中工程与建筑、银行（商业储蓄）两个行业占比最高，均为4.96%；能源和金属产品的比例均为3.31%，排在第三；人寿与健康保险（股份）、公用设施、电信、贸易这四个行业占比为2.48%，并列第四；多元化金融、工业机械、炼油、航天与防务、车辆与零部件、采矿、原油生产等六个行业的比例均为1.65%。此外，建材、玻璃、房地产、批发：保健、电子、电气设备、船务、财产与意外保险（股份）、邮件、包裹及货物包装运输等七个行业的比例均为0.83%。地方国企的产业分布涉及13个行业，其中金属产品行业的占比最高，达到6.61%；多元化金融、贸易和车辆与零部件行业的比例均为3.31%，并列第二；工程与建筑和采矿、原油生产两个行业占比为2.48%，并列第四；其他行业包括房地产、运输及物流、银行（商业储蓄）、制药、工业机械、批发：保健和能源等，比例均为0.83%或1.65%。总体来看，央企在各大产业中分布较为均匀，涉及多个领域；地方国企则集中在资源类行业，产业结构较为单一。

民企的产业分布涉及17个产业。其中，互联网服务和零售、金属产品两个行业的比例并列最高，均为4.13%；电子、电气设备行业占3.31%，化学品与车辆与零部件均为2.48%；工程与建筑和纺织行业各占1.65%，显示出一定的多样化。剩余的产业，像人寿与健康保险（互助与股份）、房地产、网络通讯设备、能源、计算机、办公设备、贸易、运输及物流、银行（商业储蓄）、食品生产等行业，比例均为0.83%。总体来看，民企的产业分布呈现出更多元化的产业分布，尤其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领域较为突出。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益效率的比较

在利润率方面，民企的利润率（5.19%）比国企整体（3.46%）高1.73百分点，比央企（5.05%）高0.14个百分点，比地方国企（1.21%）高3.98百分点，显示出民营企业在国内企业中的盈利能力较强，但民营企业利润率与世界平均水平（6.37%）相比，仍略低1.18百分点。

在资产收益率方面，民企（3.96%）显著高于国企整体（1.90%），高2.06百分点；相比央企（1.09%），民企的资产收益率高2.87百分点，而与地方国企（0.87%）相比，高出3.09百分点。尽管民企在该项指标上表现出色，其资产收益率仍较世界平均（3.47%）低0.49百分点。在资产周转率上，民企的128.9%远高于国有企业整体，尤其是地方国企（113%）和央企（91.7%），分别高出15.9个百分点和37.2个百分点。我国民企的资产周转率也显著优于世界平均水平（87.9%），高出41个百分点。在人均创收方面，民企的水平（0.87万美元/人）高于国企（0.86万美元/人）和央企（0.55万美元/人），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35万美元/人），相差0.47万美元/人。

在股东权益率上，民企（29.53%）分别超过国企整体（17.55%）和央企（18.74%）约12个百分点与11个百分点，比地方国企（15.88%）高13.65个百分点。和世界平均水平（24.81%）相比，我国民企的股权收益率也高出4.72个百分点。

从非金融行业的效率来看，国有企业在利润率、资产收益率、资产周转率、人均创收、股权收益率落后，还存在部分上榜央企和地方国企连年亏损的现象。具体来说，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为1.66%，低于我国平均水平的2.64%，比民营企业的4.82%低了约3.16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央企的利润率（2.71%）显著高于地方国企（0.29%），两者的差距为2.42百分点。相比之下，我国上榜民营企业的利润率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在资产收益率方面，民营企业的水平（4.27%）高于央企（1.16%）和地方国企（0.87%），其中民营企业比央企高3.11个百分点，比地方国企高3.4个百分点；同时，民营企业的资产收益率也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在资产周转率上，民营企业的周转率（140.50%）均高于国有企业整体（86.99%）、央企（64.13%）和地方国企（116.72%），且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8.02%），差距为32.48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来看，民营企业的资产收益率水平优于世界平均。在人均创收方面，民营企业（0.89万美元/人）超过了中国大陆平均值、国有企业和央企。在股权收益率上，民营企业（31.61%）高于地方国企（16.65%）、央企（21.90%），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9.54%）。

综上，所有制比较发现，尽管央企在世界级企业排名前200的地位和产业覆盖广度上占据优势，但民营企业在制造业类实体经济和创新性发展（例如网络、新经济）两大关键领域展现出更为明显的竞争优势。就制造业类实体经济方面的优势而言，民营企业展现出强劲的盈利能力、高效的资产运营和突出的资本回报，这些是支撑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具体表现为：一是高盈利和高回报。无论从整体数据还是非金融行业数据来看，民营企业的利润率、资产收益率和股权收益率均显著高于央企和地方国企。这表明民营企业在资源利用效率、资产获利能力以及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能力上更胜一筹。二是资产运营效率卓越。民营企业的资产周转率大幅领先于央企和地方国企，显示出其在资产运营和管理上的高效性。从创新性驱动的网络和新经济方面看，民营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优势，表现出多元化和前瞻性：一是创新产业驱动。民营企业在产业分布上涉及17个行业，其中以互联网服务和零售行业的占比最高，彰显了民营企业在发展新经济、推动网络服务等创新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和活力。二是结构多元潜力大。相比于地方国企产业集中在资源类行业，民营企业的产业分布更为多元化（如电子、电气设备、化学品、车辆与零部件等），为其在跨产业创新和未来发展上提供了更大的潜力和空间。

五、行业竞争格局的国际比较

行业分布格局是衡量一国世界级企业结构竞争力与发展潜力的核心维度。本部分从行业竞争格局、营业收入及利润额三个层面展开国别比较，以揭示中国上榜企业的行业集中特征及其与主要经济体在高附加值领域的结构性差距。

（一）行业竞争格局

中国和美国都上榜的行业有23个行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有23个行业未面临来自中国的强大竞争对手。这些领域广泛分布于信息技术、金融、工业制造、高端消费品、医疗保健和能源等多个核心产业。这些产业凸显了中美两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结构性差异，并揭示了中国必须集中力量实现追赶和突破的战略重点领域。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有9个行业不会面临来自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这些行业多涉及基础设施、制造和能源等领域，如公用设施、运输及物流和建材、玻璃。

中国和日本都上榜的行业有13个行业。从中国来看，在19个行业内没有来自日本的竞争对手。这些行业资本投入高、技术或资源依赖强、产业链带动效应显著且在全球竞争中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与周期性。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在1个行业中不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这个行业为食品店与杂货店。

中国和德国都上榜的行业有13个行业。从中国对德国的竞争来看，在19个行业内没有面临来自德国的竞争对手。这些行业均属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规模大。从德国的角度来看，在5个行业内没有来自中国的强大竞争对手，主要包括铁路运输、计算机软件和食品店与杂货店。

（二）营业收入优势企业的行业比较

从营业收入来看，2025年《财富》全球500强美、日、德、中按规模排前10名的企业与行业分布存在显著差异。美国上榜的企业涵盖消费型服务、高新技术和传统能源领域，包括3家零售与互联网服务、5家医疗与保险行业、1家计算机和办公设备、1家炼油行业。日本上榜的企业集中在制造业、贸易及金融服务领域，包括3家汽车及零部件、3家贸易、1家电子与电气设备、1家银行、1家电信、1家食品店与杂货店。德国上榜的企业涵盖制造业、能源、金融及服务领域，包括4家车辆与零部件、1家工业机械、1家能源、1家电信、1家保险、1家零售与食品、1家物流与邮政。中国的上榜企业则更多集中在垄断性强、审批门槛高的金融与资源型行业，共包括4家银行、2家炼油、2家工程与建筑、1家电子与电气设备、1家公用设施。

（三）利润额优势企业的行业比较

从利润方面来看，2025年《财富》全球500强中，美国、日本、德国和中国排名前十的企业在行业分布上也差异很大。美国的企业涵盖了7个主要行业，行业多样化程度较高，涉及互联网服务和零售、金融、计算机及传统行业等，包括3家互联网服务和零售、2家金融、2家计算机和办公设备、1家炼油行业。日本的企业则主要集中在车辆与零部件、电信和金融行业，有3家车辆与零部件、2家电信、2家金融、1家综合商业和1家保险行业。德国的行业涉及6个不同的行业，包括3家汽车及零部件企业、2家保险和1家银行，工业机械、能源公司、电信和物流企业各1家。中国的企业行业分布相对单一，集中在金融和能源等垄断性较强的领域，5家银行和1家保险企业凸显金融企业地位，还有2家互联网服务与零售企业、1家半导体企业、1家能源公司。

六、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举措

世界一流企业是全球经济的晴雨表，更是各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风向标。世界一流企业中上榜世界500强的数量与宏观经济总量显著正相关。鉴于此，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我国应优先聚焦已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群体，以充分发挥其对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基于《财富》杂志公布的2024—2025年世界500强企业的数据与行业，我国上榜企业整体实力已实现大幅提升，标志性领军企业不断涌现。但与此同时，通过对2025年《财富》杂志公布的有关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结合我国世界级企业的结构失衡问题，可以发现，中国世界级大企业的结构问题仍比较突出，在经济效益等方面与国际一流水平仍存在不小差距，在整体发展、支持实体、所有制结构、行业分布等层面仍存在结构性问题，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仍是亟须努力和重点改善的方向，以推动中国世界级大企业实现质的跃升，跻身世界一流企业行列。

（一）在规模扩张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企业发展质量

我国世界级企业面临“规模扩张明显，但效益效率差距仍较大”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利润率与经济增长态势背离，且盈利能力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究其根本，在于企业受到传统产业收缩、核心技术突破需要巨额投资及国际环境复杂的“三重制约”。建议：一是效益评价导向，引导企业在关注资产营收等规模指标的基础上，向聚焦销售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等核心效益指标转变，确立“效益优先”的发展标尺；二是弘扬企业家精神以形成“国企敢干、民企敢闯”的产业生态，其中各类国有企业应通过深化改革聚焦主责主业，民营企业则应紧盯市场需求打造世界一流的“专精特新”示范集群；三是优化支撑环境，通过清理市场壁垒、提升政务效能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同时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以减缓资源错配；四是强化战略纵深，鼓励企业深度“走出去”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并通过强化原始创新攻克产业链供应链的“卡点堵点”，抢占创新转型制高点。

（二）在金融企业适度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盈利能力差距巨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亟待提升。我国金融体系利润率长期偏高，推升了实体制造业融资成本，抬高企业经营压力。非金融类实体企业盈利能力整体偏弱，而金融体系长期维持较高利润率，我国世界级金融公司与非金融公司的结构存在着“脱实向虚”倾向。与此同时，我国金融市场过度依赖债务融资，整体杠杆水平明显高于实体经济，进一步加剧了结构扭曲与潜在风险。建议：以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建设为抓手，以高水平金融开放为途径，扎实推进“五篇大文章”，实现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高效匹配。一是健全宏观调控与政策协同，运用再贷款定向降准等结构性工具，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发挥财政、税收等政策合力，引导资金精准滴灌实体经济。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机构与市场体系，发挥国有大型机构主力作用，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融资结构合理性和核心竞争力，完善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创新多元化金融产品。三是聚焦重点领域实施精准支持，强化科技创新、绿色金融及战略性区域产业链协同融资，支持民营与新业态企业发展，推动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为实体经济提供经济、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支撑。

（三）在履行核心功能前提下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分类分业改革

所有制结构分化，国企民企失衡，协同效能释放程度有待提高。我国世界级企业中，央企、地方国企与民企的结构分化显著。国有企业虽仍是全球第一梯队竞争中中国经济的核心代表，但在利润率、资产收益率、资产周转率、人均创收及股权收益率等关键指标上均低于平均水平；尤其地方国企集中于资源类及少数特定行业，存在效率偏低、产业结构单一的突出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有几个方面要有所作为：一是国有企业分布仍过全过广，应突出国企核心功能，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和公共服务，退出一般竞争领域，退出连续多年亏损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将资源配置给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二是分类监管与分类运营仍需落实，确保商业类、公益类及兼具类企业定位与机制真正落地。例如，商业类企业要按行业标准与民企比效益，达不到平均水平的应改制或退出。三是强化战略重组和专业化整合，通过化解过剩产能、并购新兴产业、坚持“一企一业”推动专业化，提升核心竞争力，解决“大而不强，繁而不优”的状况；同时整合市县融资平台，防范因土地财政衰退引发的风险。四是，强化国有与民营企业协同创新，以新质生产力突破推动效率革命，平衡好国有企业战略稳定性与民营企业市场灵活性。

（四）进一步投入创新，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竞争力

国际行业分布结构不对称凸显，多元驱动不足。我国世界级企业与其他主要来源国的行业分布不对称，我国多集中于垄断性强、审批门槛高的金融与资源型行业，依赖政策红利与资源禀赋。总的来说，美国企业形成消费市场、技术驱动与能源的三轮驱动格局，尤其是美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前沿科技领域保持全球引领地位，代表性企业包括Alphabet、微软、和英伟达等；日本和德国则凭借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独特技术壁垒与品牌优势筑牢根基，代表性企业丰田、大众、奔驰、宝马、西门子等。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市场规模和覆盖广度上具有优势，但核心技术掌控、全球技术影响力与原始创新能力有亮点但整体上仍存在明显不足。建议政策精准引导、产业链协同与技术自主创新，聚焦技术创新与品牌塑造双重突破，构建技术壁垒、强化品牌溢价能力，系统性地缩小与美国、日本、德国等经济体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及制造业核心领域的技术差距，全面提升全球竞争力。建议拓展消费市场、技术驱动等多元化发展路径，降低对单一资源型、垄断型行业的依赖；逐步优化行业准入机制，合理降低非垄断领域行业阈值，引导更多企业向高附加值、创新密集型行业集聚，推动行业分布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型。建议围绕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重大科技项目。统筹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与龙头企业，突破底层技术瓶颈；建议加快构建梯次产业体系，超前孵化未来产业，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及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升级；完善人才、科技、金融和要素保障机制，引导国有资本成为“耐心资本”，支持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优化全国产业链布局，深化制度型开放，强化反垄断与竞争监管，打造全球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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