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转业化肥厂妻子不同意，无奈选择检察院，因此改变命运|供销社|副厂长|化肥厂|县检察院|小军

1982年，我转业化肥厂妻子不同意，无奈选择检察院，因此改变命运

我叫周志远，今年六十八岁，退休在家含饴弄孙。前些日子整理旧物，翻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我穿着橄榄绿的军装，年轻得有些不像话。老伴儿陈秀兰凑过来看了一眼，笑着说：“当年要不是我拦着你，你现在就是个化肥厂的退休老头儿了。”我愣了愣，笑了，眼眶却有些发酸。这一晃，快四十年了。

那张照片是在军营门口照的，背景是一排笔直的白杨树，树干上刷着半人高的白灰。我站在最中间，两边是和我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战友。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一九八二年三月，欢送周志远同志转业留念”。字迹已经模糊了，但我还是能认出那是指导员老赵的笔迹。老赵前年走了，癌症，从发现到走不到三个月。我把照片翻过来扣在桌上，心里头翻江倒海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秀兰见我发呆，挨着我坐下来，接过照片端详了好一阵子。她的手指轻轻划过照片上那些年轻的面孔，叹了口气说，都老了吧，这些人。我说，老的老，走的走，在世的也没几个了。秀兰没接话，只是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回盒子里，盖好盖子，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安放什么珍贵的东西。

我看着她弯腰收拾那些旧物，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酸楚。这个为我操心了一辈子的女人，头发白了大半，腰也有些佝偻了。可我记得，当年她不是这样的。当年的陈秀兰，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俊姑娘，两条乌黑的大辫子搭在肩上，一双眼睛亮得跟星星似的。那时候我在部队当兵，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她一个人撑着这个家，带娃、伺候老人、上班，从来没有跟我叫过一声苦。

说起来，我和秀兰的认识，还要追溯到更早的时候。

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我十七岁，刚从大别山深处那个叫周家坳的穷山村里走出来。那一年征兵，我瞒着家里偷偷去公社报了名。我爹知道以后气得抡起扁担要打我，说家里就我一个壮劳力，我走了地里的活谁干？我娘哭得眼睛都肿了，拉着我的袖子不撒手。可我去意已决，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想要出人头地，当兵几乎是唯一的出路。我跪在地上给我爹磕了三个头，说，爹，你让我去吧，我在部队好好干，将来一定让你和娘过上好日子。我爹蹲在门槛上闷头抽了半宿的旱烟，天亮的时候说了句，去吧，别给老周家丢人。

我就这么参了军。新兵连的三个月，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之一。我底子薄，从小营养不良，个头虽然不矮，但瘦得跟根竹竿似的。第一次五公里越野跑，我跑到一半就吐了，吐完接着跑，跑到终点的时候两条腿都不像是自己的了。班长姓吴，是个黑脸膛的东北汉子，走过来一脚踢在我屁股上，骂道，你个新兵蛋子，这副身板怎么当兵？我咬着牙没吭声，第二天早上提前一个钟头爬起来自己加练。从那以后，我每天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晚上比别人晚睡一个小时，练体能、练射击、练战术。三个月下来，我从新兵连里最差的一个，变成了考核成绩前三名。吴班长在全连面前表扬我，说周志远这小子，有一股子死不服输的劲儿，是个好兵苗子。

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到了侦察连。侦察连是步兵师里的尖刀连队，训练强度比普通连队大得多。我去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拳脚，练擒拿格斗，练各种器械。上午是战术训练，趴在地上匍匐前进，一趴就是几百米，胳膊肘和膝盖磨得血肉模糊，结痂了又磨破，磨破了再结痂。下午是文化课学习，我这个只念过几年小学的半文盲，坐在课堂里听教员讲战术理论、讲地形判读、讲电台操作，听得云里雾里的，急得满头大汗。

可我这个人有个倔脾气，越是难的东西，我越要把它啃下来。文化底子薄，我就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补课。熄灯号吹过以后，我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连队的图书室里的书，能借的我都借来看了一遍。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看不懂的地方就追着教员问。侦察连的刘教员是个戴眼镜的大学生军官，看我这么好学，格外关照我，经常给我开小灶。他跟我说，周志远，你虽然起点低，但你肯下功夫，将来一定能有出息。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在侦察连的第三年，我被提为班长。那时候我已经从一个瘦弱的农村娃，变成了一个皮肤黝黑、肌肉结实的合格侦察兵。我的射击成绩全连第一，擒拿格斗也没几个人是我的对手，更重要的是，我带的班在连队各项考核中年年名列前茅。连长姓郑，是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对我格外器重。有一次全连大会上，他说，周志远这个同志，文化不高，但脑子好使，关键是肯吃苦、肯钻研，同志们都要向他学习。

就是在当班长的第二年，我认识了秀兰。

那一年我回家探亲，在县城的长途汽车站等车。那时候从县城回周家坳，一天只有一班车，错过就得等到第二天。我背着军用背包在候车室里等车，忽然听见有人喊“抓小偷”。我本能地冲了过去，看见一个瘦小的男人抢了一个姑娘的布包，正往人群里钻。我几步追上去，一把揪住那小子的后领，一个反关节把他摁在了地上。那时候我正当兵，身手利索得很，那小子被我摁得嗷嗷直叫，连声求饶。

被抢的姑娘就是秀兰。她跑过来接过布包，脸红扑扑的，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谢谢。我这才看清楚她的模样——梳着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穿一件碎花的的确良衬衫，眼睛又大又亮，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我一下子就看愣了，心跳得咚咚的，话都说不利索了。

后来我才知道，秀兰在县供销社上班，那天是去银行取公款回单位，布包里面装的是供销社的账本和票据。也幸亏我出手及时，那些东西要是丢了，她回去没法交代，弄不好工作都得丢。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探亲假那半个月里，我找各种借口往县城跑，今天说去买东西，明天说去看战友，其实都是为了能见上秀兰一面。供销社的柜台后面，她穿着蓝布工作服，忙前忙后地招呼顾客，偶尔抬头看见我站在门口，就会抿着嘴笑，那笑容看得我心都化了。

我回部队的前一天，鼓起勇气跟她表明了心意。我记得那是在县城西边的小河边，河岸上长满了柳树，柳条垂在水面上，随着晚风轻轻摆动。我憋了半天，脸都憋红了，才挤出一句话来——陈秀兰同志，我想跟你处对象。秀兰低着头不说话，手指绞着衣角，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我们处了两年对象，一九七六年结的婚。婚礼办得很简单，在周家坳的老屋里摆了几桌酒，请了些亲戚邻居。我在家待了不到十天就回了部队，秀兰留在老家，跟我爹娘一起生活。那时候农村条件苦，她一个城里姑娘嫁到山沟沟里，吃的苦头可想而知。可她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句，每次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说爹娘身体好，说地里的庄稼长得好，说她在供销社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我知道她是在宽我的心，每次收到她的信，我都翻来覆去地看好几遍，看得信纸都起了毛边。

一九七七年，秀兰生下了儿子小军。我接到电报的时候，正在外地参加军事演习，等演习结束赶回家，小军已经满月了。秀兰抱着孩子站在村口等我，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蜡黄的，可一见到我就笑了，说，志远，你看咱儿子，长得像你。我接过那个粉粉嫩嫩的小肉团，看着他皱巴巴的小脸，心里头又酸又甜，五味杂陈。我在家待了七天，七天里我拼命地干活，劈柴、挑水、修房顶、补院墙，恨不得把一年积攒下来的力气都用光。走的时候，秀兰抱着小军送我到村口，小军还在襁褓里睡得正香。我走出老远了回头看，她还站在那里，身影在晨雾里越来越模糊。我转过身去，眼泪就下来了，好在没人看见。

那些年，我和秀兰就是这样，聚少离多，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她一个人撑着一个家，上有老下有小，还要上班挣钱，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我在部队拼命地干，从班长干到排长，从排长干到副连长，后来又调到了师部当参谋。每一次提拔，都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也意味着更少的时间顾及家庭。秀兰从不说什么，只是每回写信都会在末尾加上一句——家里一切都好，你在部队安心工作，不用惦记。

可我知道，她说的“一切都好”里面，藏着多少辛酸和艰难。

一九八一年的冬天，小军生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烧到四十度。秀兰一个人抱着他连夜走了十几里山路到县医院，守了三天三夜没合眼，直到小军退烧了她才给我写信。信写得很平静，只说是“偶感风寒，现已痊愈”，是后来同村的老乡写信告诉了我实情。我接到信的时候正在师部开会，当场就红了眼眶，借口上厕所跑出来，在楼道里站了很久很久。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认真考虑转业的事。小军一天天长大了，眼看着就要上学了，需要父亲的陪伴和教育。老娘也上了年纪，腿脚越来越不利索，秀兰一个人实在撑不住了。我欠这个家太多太多，不能再这么欠下去了。

我把转业的打算跟指导员老赵说了。老赵沉默了一会儿，说，志远，你的情况我了解，组织上会考虑的。不过我得提醒你，转业安置是个大事，你最好提前做做功课，别到时候两眼一抹黑。我说，做什么功课？老赵笑了笑，抽出一支烟递给我，说，就是提前了解一下地方上的情况，看看哪些单位好，哪些单位不好，心里有个谱。你这个人太实在，我怕你到时候被人忽悠了。

我当时没太把老赵的话放在心上。在部队待了十几年，我对地方上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唯一的概念就是——国家安排的工作，总归不会差到哪里去吧？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自己真是天真得可以。

一九八二年春节过后，转业的正式通知下来了。营里今年要转业的干部一共有七个，四个连级，三个营级，我是副营职参谋，属于营级干部。师部干部科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讲了讲安置政策，无非就是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情况，由组织上统一安排。会议结束后，大家三三两两地散了，一个个脸上的表情都很复杂。当了这么多年兵，突然要离开部队，说不失落那是假的。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茫然，不知道前面等着自己的是什么。

那段时间，转业干部们都在私下里活动。有的托关系找到了地委的熟人，有的请客送礼想分个好单位，有的则到处打听各个单位的福利待遇。我什么门路都没有，只能干等着。倒是有几个战友主动来跟我通气，说老周啊，你可不能傻等着，得主动出击。化肥厂的老厂长跟咱们师的老首长是老战友，你要是想去化肥厂，走走这层关系，准能办成。而且我听说化肥厂这次要一个副厂级的位置，待遇好得很，一个月工资比在部队还高，逢年过节还发东西呢。

我一听，心里就活泛了起来。副厂级，那在县城里也是个人物了。工资高，待遇好，还能分房子，这对一个在大山里穷怕了的人来说，诱惑实在太大了。我开始认真地考虑去化肥厂的可能性。至于检察院那边，我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法律？办案子？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连最基本的法律条文都没看过一眼，去了不是白给人家添乱吗？

三月底，我请了探亲假回家。一路上，我都在琢磨怎么跟秀兰说这件事。我想好了，就告诉她我决定去化肥厂，这是最好的选择，对家里最有利。我想秀兰应该会支持的，毕竟副厂级的位子就摆在那里，谁跟好日子过不去呢？

到家那天，是个阴天，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又一直没下下来。秀兰在供销社还没下班，只有老娘和小军在家。老娘见到我回来，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忙前忙后地张罗着做饭。小军躲在老娘身后，露出一双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我，像是看一个陌生人。我心里一酸，蹲下身子朝他伸出双手，说，小军，来，让爸爸抱抱。小军往后缩了缩，抱住了奶奶的腿。

老娘把小军拉出来，推到我跟前，说，这孩子，见了爸爸还认生。你爸爸在外面当兵保家卫国，多辛苦啊，你快叫爸爸。小军这才小声叫了一句，声音小得跟蚊子哼哼似的。我把他抱起来，他僵硬地窝在我怀里，小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我问他，小军，你还记得爸爸吗？他摇了摇头，然后又赶紧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心里像是被人狠狠揪了一把，疼得说不出话来。

秀兰下班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推着那辆半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进院子，车后座上夹着一捆青菜，车筐里放着一小条猪肉。她进门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跟多年前在小河边时一模一样，明亮而温暖。她说，回来啦？我说，回来了。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好像中间隔着的那几百个日日夜夜都不存在一样。

晚上，等小军睡了，老娘也回了自己屋，我和秀兰坐在堂屋里说话。堂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灯芯上结了一朵灯花，光晕在墙上晃动。秀兰坐在小马扎上纳鞋底，针线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发出细微而有节奏的声响。我看着她熟练的动作，想起这么多年她一个人操持家务，心里头酸酸的。

我把转业的事跟她说了，又把化肥厂和检察院的情况摆了出来。我重点讲了化肥厂的好处——副厂级待遇，工资比部队还高，过年过节发东西，将来干得好还能往上升。我越说越兴奋，好像那副厂长的位子已经在向我招手了。

秀兰一直没有说话，低着头纳她的鞋底。等我说完了，她才抬起头来，问了一句：“化肥厂的效益怎么样？你打听过吗？”

我愣了一下。说实话，这个问题我还真没仔细想过。我含糊地说，应该还行吧，国营大厂，还能差到哪儿去？

秀兰摇了摇头，说，志远，我跟你说实话，县化肥厂的效益不太好。我们供销社跟化肥厂有业务往来，我知道一些情况。他们的机器都是五十年代的设备，又老又旧，经常出故障停产。生产出来的化肥质量也不稳定，有时候老百姓买了回去，庄稼一点反应都没有。要不是国家计划撑着，这个厂子早就维持不下去了。

她这番话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没想到她居然对化肥厂的情况了解得这么清楚。但我还是不甘心，说，就算效益不好，那也是国营大厂啊，国家总不能让它倒了吧？再说了，我是去当副厂长，又不是去当一线工人，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呢。

“可是天要是真的塌了呢？”秀兰放下手里的针线，认真地看着我，她的目光在煤油灯下显得格外清亮，“志远，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没听说吗？南方好多地方都在搞改革了，那些效益不好的厂子，说关就关了。化肥厂现在看着还行，可将来呢？三年五年之后呢？万一哪天厂子真的不行了，你怎么办？你都三十多岁的人了，到时候再重新找工作，拿什么跟那些年轻人竞争？”

她这番话把我问住了。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反驳她，却发现脑子里一片空白。秀兰没有停下来，继续说：“再说检察院那边，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懂，去了会被人笑话。可你想过没有，这世界上有谁是生下来就什么都懂的？你当年参军的时候，不也是什么都不懂吗？可你后来呢？你是全师的军事比武第一名，你带的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志远，别人不知道你，我知道你。你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肯学、肯吃苦。法律那些东西，你只要肯下功夫，一定能学会的。”

她的声音不高，语气也不急，但每一个字都像是钉子一样钉在了我心里。我沉默了。堂屋里只听得见煤油灯偶尔发出的噼啪声响，和屋外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

秀兰又拿起了鞋底，手上的针线重新飞舞起来。她低着头说：“志远，我不图你当多大官，也不图你挣多少钱。我就图个安稳，图个长久。你去检察院，哪怕是当个普通干部，那是国家机关，是国家的人，这辈子都稳当。化肥厂今天看着风光，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咱们苦了这么多年，不在乎再多苦几年。可我不能看着你往一条不确定的路上走。”

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久，我把在部队里听到的那些话都跟她说了，什么化肥厂福利好、待遇高、能分房子。秀兰没有急着反驳我，只是一件一件地帮我分析。她说，工资高是真的，但那是现在，不代表以后。分房子的事她也听说了，可化肥厂欠了一屁股债，房子什么时候能盖起来还是个未知数。至于福利，今年有明年没有的事，当不得真。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始终很平静，不急不躁，像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可我听得出来，她心里其实也很忐忑。毕竟这是关系到我们一家子前途的大事，万一她说错了，将来我埋怨她怎么办？但她还是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没有藏着掖着。

夜深了，煤油灯里的油快烧干了，火苗晃了几下，变得微弱起来。秀兰站起身添了些煤油，房间里重新亮堂起来。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头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感觉。这个女人，跟了我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实意为这个家打算。而我呢？我光想着副厂长的风光，有没有想过万一厂子真的不行了，她和小军该怎么办？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自私。

第二天，我去看望老娘。老娘住在一间老屋里，屋里的陈设几十年如一日，一张木板床、一个老式衣柜、一张方桌、两条长凳，墙角堆着些柴火和杂物。老娘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晒太阳，手里搓着玉米棒子。她的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但精神头还不错，耳朵有点背，跟她说话得大声些。

我搬了把凳子挨着她坐下，一边帮她搓玉米，一边把转业的事跟她说了。老娘听不太明白什么化肥厂、检察院的，但她听明白了一件事——她儿子要回来了，以后不用常年在外头了。老太太高兴得直抹眼泪，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地看，说，黑了，瘦了，这些年吃苦了。

我说，娘，我不苦，倒是您和秀兰苦了。

老娘摇了摇头，说，我们苦什么？秀兰才苦呢。你不知道，前年冬天小军发烧，秀兰抱着他走了十几里夜路，脚上都磨出了血泡。到了医院，她守了三天三夜没合眼，人都瘦脱了相。我让她歇歇，她说不累，就那么硬撑着。志远，你娶了个好媳妇，你可不能亏待人家。

我说，娘，我知道。

老娘看着我，忽然认真起来，说，转业的事，你多听听秀兰的意见。她比你心细，看事情比你长远。你这个人啊，跟你爹一个样，直肠子，认死理，有时候容易钻牛角尖。秀兰就不一样，她遇事沉得住气，看得比别人远。你听她的，准没错。

老娘的话，跟秀兰说的不谋而合。我心里头开始动摇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家里一边陪老娘和小军，一边琢磨这件事。白天，秀兰去供销社上班，我就带着小军在县城里转悠。县城不大，两条主街交叉成一个十字，周边散布着一些机关单位、商店和居民区。我特意走到县化肥厂附近看了看。化肥厂在县城东边，占地倒是不小，好几排厂房连成一片，一根高高的大烟囱竖在厂区中央，冒着灰白色的浓烟。厂房的外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灰扑扑的砖头，窗户上的玻璃也缺了好几块，用硬纸板糊着。厂门口的传达室里坐着一个打瞌睡的老头，呼噜声隔着老远都能听见。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见几个工人从厂里出来，一个个无精打采的，脸上没什么表情。有个人推着一辆手推车，车上装着一袋袋化肥，袋子破了几个口子，白色的粉末洒了一路。我问路边一个卖烤红薯的大爷，这化肥厂效益咋样？大爷撇了撇嘴说，还能咋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呗。上个月刚停产检修了半个月，这个月又听说要停产，工人们都愁死了。我说，不是国营大厂吗，咋会这样？大爷说，国营大厂咋啦？机器老得掉牙了，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窟窿越来越大，谁知道哪天就撑不下去了。听说厂里几个月没发全工资了，工人们闹了好几回了。

大爷的话让我的心凉了半截。我想起老战友跟我说的那些话，又想起秀兰的分析，心里头那架天平开始慢慢倾斜了。

我又去了县检察院。检察院在县城西边，一栋三层的灰色小楼，跟化肥厂的规模比起来要小得多，但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种着两排冬青树，修剪得整整齐齐。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县人民检察院”几个大字。传达室的大爷看我站在门口张望，探出头来问，同志，你找谁？我说不找谁，就是看看。大爷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大概看出我是当兵的，态度客气了几分，说，你是转业干部吧？我们这儿今年好像是分了安置名额，你要是有意向来，可以进去问问。我赶紧摆手说不用不用，心里却暗暗记下了。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白天看到的情况跟秀兰说了。秀兰正在厨房里切菜，听了我的话，放下菜刀转过身来，说，志远，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惦记化肥厂那个副厂长的位子。我不怪你，谁不想过好日子呢？可咱们得往长远了看。你现在三十一岁，正是干事业的好年纪。去检察院从头学起，确实难，但只要你肯下功夫，三五年之后你就是内行了。到时候你手里有本事，心里有底气，走到哪儿都不怕。可化肥厂呢？就算你现在当了副厂长，万一三五年之后厂子倒了，你手里那点权力还有什么用？到时候你再去哪儿？

她的话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一下敲在我心上，把我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一点一点敲碎了。我沉默了很久，最后长出了一口气，说，秀兰，你说得对。我听你的。

秀兰看着我，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她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志远，你放心，不管以后多难，咱们一起扛。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

我鼻子一酸，用力点了点头。

探亲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带秀兰和小军去了一趟县城的人民公园。公园不大，中间有个小湖，湖边有几条长椅，岸边的垂柳刚刚发出嫩绿的新芽。小军第一次进公园，兴奋得跟什么似的，在草地上跑来跑去，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捡树叶。我和秀兰坐在长椅上看着他，春风吹在脸上，暖融融的。

秀兰把头靠在我肩上，轻声说，志远，你说将来小军长大了，会是什么样子？

我想了想，说，不管他将来干什么，我都希望他过得比我们好。

秀兰笑了笑，说，我也是。

那个下午的阳光很好，湖面上波光粼粼的，偶尔有几只野鸭子游过，身后拖出长长的水痕。小军跑累了，回来趴在我腿上，小脸红扑扑的，额头上沁着细细的汗珠。秀兰拿出手帕给他擦汗，母子俩说说笑笑的，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头暖暖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什么副厂长，什么高工资，都比不上这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珍贵。

回部队的那天早上，秀兰和小军送我到长途汽车站。小军拽着我的衣角不撒手，哭着喊着不让我走。秀兰把他抱起来，哄了好半天，小军才慢慢安静下来，但两只眼睛红红的，一直盯着我看。我蹲下来抱住他，说，小军乖，爸爸很快就回来了，以后再也不走了。小军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小手紧紧搂着我的脖子，不肯松开。

汽车发动了，我透过车窗看着秀兰和小军站在站台上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我的眼眶热了，赶紧转回头，没敢再多看一眼。车子驶出县城，窗外的景色飞快地后退，我在心里暗暗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分别了，这辈子，我再也不让她们娘俩受苦了。

回到部队后，我的心里已经基本上拿定了主意。但让我彻底下定决心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四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们营里的老战友赵大刚回部队来看老战友。赵大刚比我早两年转业，当时安置在隔壁县的化肥厂，当了个车间副主任。他这次回来，是借着出差的名义，顺便来看看老战友们。我听说他来了，特意请他到营区外面的小饭馆里喝酒。一方面是老战友叙旧，另一方面，我也想从他嘴里打听打听化肥厂的真实情况。

赵大刚比我大两岁，在部队的时候是机枪连的连长，性格豪爽，酒量也大。几杯酒下肚，他的话就多了起来。他说，老周啊，听说你要转业了？准备去哪儿？

我说，还没定呢，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化肥厂，一个是检察院。

赵大刚一听“化肥厂”三个字，手里的酒杯顿了一下，脸上的笑容也僵了僵。他把酒杯放下，看了我一眼，说，老周，化肥厂的事，我得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他告诉我，他转业到隔壁县化肥厂之后，刚开始确实过了几天好日子。工资高，待遇好，车间副主任也算是个小领导，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挺风光的。可好景不长，厂子从去年开始就每况愈下，订单越来越少，货款收不回来，工资也开始拖欠。一开始是拖一个月，后来是两个月、三个月，到了今年，已经连续四个月没发全工资了，每个月只发点生活费，勉强够吃饭。

更要命的是，厂子里的领导班子乱成了一锅粥。厂长是县里派来的，跟书记不对付，两个人斗来斗去，下面的人跟着站队，整个厂子乌烟瘴气的。赵大刚这种没有背景的外来户，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日子过得憋屈极了。

“老周，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赵大刚红着眼睛拍着我的肩膀，酒气喷在我脸上，“你可千万别来化肥厂。这就是个大染缸，好人进来也得染黑了。你这种一根筋的性格，根本混不下去。而且我看这厂子是撑不了多久了，机器老旧、产品落后、欠了一屁股债，哪天说倒就倒了。你听老哥一句劝，千万别往火坑里跳。”

我听得心里一阵阵发凉。赵大刚这个人，在部队的时候就不是那种信口开河的人，他说话向来靠谱。他既然把话说得这么重，那化肥厂的情况恐怕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可是……”我犹豫了一下，“检察院那边我什么都不懂啊。”

赵大刚摆了摆手，说，不懂怕什么？学呗！你在侦察连那会儿，不也是从头学起的？那时候你连地图都看不懂，后来呢？后来你能根据地形图判断出方圆几十里的山川河流，连刘教员都夸你是侦察连里学得最快的一个。老周，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吗？你这个人，就是太老实，总觉得自己不行。可你仔细想想，你这一路走过来，哪件事是你不行的？新兵连你最差，三个月后你排前三。侦察连你什么都不会，两年后你当了班长。你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认准了的事，拼了命也要干成。检察院那些东西，你只要肯下功夫，有什么学不会的？

赵大刚的话像一记重锤，把我心里最后那点犹豫也砸碎了。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回到宿舍躺在上铺，盯着天花板发了一夜的呆。天亮的时候，我翻身坐起来，做出了决定——去检察院。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师部干部科。接待我的还是之前那个干事，姓马，三十来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我告诉他，我决定了，去县检察院。马干事有些意外，扶了扶眼镜，看了我好一会儿，说，周参谋，你可想好了？从一般干部干起，工资可比副厂级少不少呢。我说，想好了，就去检察院。马干事没再说什么，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填完又让我签了字。走出干部科办公室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头压着的那块大石头忽然就落了地，整个人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给秀兰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打电话很不方便，要打到供销社的办公室，让人去叫秀兰来接。我在电话这头等了快十分钟，才听到秀兰微微喘着气的声音。我说，秀兰，我决定了，去检察院。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听见她轻轻地呼了一口气，声音里带着笑意——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选的。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我觉得之前所有的犹豫和纠结都不算什么了。挂了电话，我站在营区的操场上，看着远处天际线上那一抹夕阳，心里头忽然充满了力量。我想，不管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我都要干出个样子来。为了秀兰，为了小军，也为了自己。

五月初，转业命令正式下来了。接下来就是办理各种手续，交接工作，跟战友们告别。在部队的最后几天里，我几乎是掰着手指头过的。每一顿饭，每一次集合，每一个熟悉的面孔，都让我心里泛起一阵阵不舍。十三年的军旅生涯，我在这里流汗、流血、流泪，从一个懵懂的农村少年，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军人。我对这片土地和这些人们有着说不尽的感情，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该走的时候还是得走。

离开那天，指导员老赵送我到营门口。他握着我的手，眼圈有些发红，说，志远，到了地方好好干，别给咱们部队丢人。我说，老赵你放心，我周志远在哪里都是响当当的兵。老赵笑了，在我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说，去吧，往后常联系。

我背着那个塞得满满当当的军用背包，大步走出了军营的大门。走出老远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排白杨树还在风中哗啦啦地响，营房的红砖墙被夕阳染成了一片暖橙色。我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再见了，我的部队。然后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向了新的生活。

火车咣当咣当地开了六个多小时，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秀兰带着小军在车站接我，隔着老远我就看见了她们。秀兰穿着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小军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小脸红扑扑的，一看见我就撒开妈妈的手，跌跌撞撞地跑过来，嘴里喊着“爸爸爸爸”。

我一把把他抱起来，举过头顶，小家伙咯咯地笑着，两条小腿在空中乱蹬。秀兰走过来，抿着嘴笑，眼角细细的纹路里都盛着笑意。她说，回来了就好。我说，嗯，回来了，再也不走了。

我们一家三口，就这么沿着县城的老街道往家走。街边的梧桐树刚刚长出嫩绿的叶子，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小军在我怀里叽叽喳喳地说着幼儿园里的趣事，谁跟谁打架了，老师又教了什么新歌，我听得津津有味。秀兰走在我旁边，嘴角一直挂着笑，有时候插几句话，声音温温柔柔的。那个傍晚的一切，从梧桐树到路灯，从小军的笑声到秀兰的笑容，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几十年过去了，依然清晰如昨。

到检察院报到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五月十七号，天上飘着蒙蒙细雨。我换了一身干净的中山装，把那枚转业纪念章别在胸前，骑着秀兰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穿过半个县城，去了城西的检察院。雨不大，细得像牛毛一样，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我没穿雨衣，到检察院门口的时候，肩膀上已经湿了一片。

那时候的县检察院，比我想象的要简陋得多。一栋三层的灰色小楼，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露出里面深一块浅一块的水泥。楼梯的扶手是铁管的，被无数只手摸得锃亮，转角处的漆皮磨掉了，露出一小截锈迹。院子倒是挺大，地上铺着碎石子，一边停着几辆自行车和一辆墨绿色的老式吉普车，另一边是个花坛，里面种着些月季和鸡冠花，在雨里显得格外鲜艳。

门卫大爷姓黄，五十多岁，是个热心的老同志。他问了我是来干什么的，一听说是新来的转业干部，立刻热情地把我领到了二楼的政治处。二楼的走廊很长，一边是办公室，一边是窗户。走廊的地板是木头的，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有一种老建筑特有的味道。每间办公室的门上都挂着牌子，什么“刑事检察科”“法纪检察科”“经济检察科”之类的，我一个一个地看过去，心里又紧张又好奇。

政治处的王主任接待了我。他四十多岁，中等身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一看就是那种有文化、有涵养的人。他仔细看了我的档案，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看得很仔细。看完之后他点了点头，说，周志远同志，欢迎你加入检察院的队伍。你在部队的表现很优秀，立过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这说明你是一个能力突出、经得起考验的好同志。不过我得跟你说清楚，部队和地方不一样，检察工作有很强的专业性，你以前没有这方面的基础，得从头学起。我们研究了一下，先把你安排在法纪检察科，跟着老同志们熟悉熟悉业务。你看行吗？

我赶紧站起来表态，说，王主任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学，绝不给组织丢脸。

王主任笑了笑，按铃叫来一个年轻干事，让他带我去法纪科。法纪科在二楼的最东头，是一间大办公室，里面摆着四张木桌，靠墙立着几个铁皮文件柜，柜顶上摞着一堆堆发黄的旧卷宗。三个老同志正坐在各自的桌前埋头看材料，听到有人进来，一起抬起了头。

带路的年轻干事简单介绍了一下，三个老同志都站起来跟我握手。科长姓刘，叫刘国栋，五十出头，瘦高个儿，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很亮，看人的时候有一种穿透力。他不苟言笑，跟我握手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欢迎”，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另外两个老同志一个姓郭，一个姓孙，年纪都在四十多岁，态度比刘科长和气一些，笑眯眯地跟我说了些客气话。

我被安排在最靠门口的那张桌子。桌子是旧的，桌面上有不少划痕和墨渍，抽屉的把手也掉了半个。我打开抽屉看了看，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我新的起点了，一张旧桌子、一把硬板凳、一个空抽屉。跟部队里的环境和待遇比起来，确实寒酸了不少，但我想起秀兰的话，心里头反而踏实了下来。

头一个月，我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的。法纪科的工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琐碎得多。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看卷宗、整理材料、接待来访群众、跟着老同志们下乡调查。这些工作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处处是坎。那些卷宗材料对我而言就像是天书一样，满篇的“犯罪构成要件”“主观故意”“客观方面”“因果关系”之类的专业术语，看得我头晕眼花。我在部队的时候虽然也学过文化课，但毕竟底子太薄了，面对这些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文书，常常是看了一上午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科里的老同志们对我倒是很照顾，尤其是郭叔和孙叔，时不时地过来指点我几句。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不可能手把手地教我。更多的时候，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对着卷宗发呆，或者抱着法律书硬啃。

刘科长是个面冷心热的人。他平时话不多，开会的时候也很少表扬谁，但他会默默地观察每一个人。有一次，我抱着一摞卷宗加班到很晚，整栋楼就剩下我这一间办公室还亮着灯。刘科长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站在我身后看了一会儿，然后忽然开口说，小周，你这个方法不对。看卷宗不能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看，那样看一辈子也看不完。你得先看案件的定性，看核心证据，再看程序是否合法。来，我教你。

他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我旁边，拿过一本卷宗，一页一页地给我讲解。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记录，哪个环节容易出问题。他讲得很慢、很细致，生怕我听不懂。那是我到检察院之后，第一次有人这么系统地教我业务知识，我听得入了迷，恨不得把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刻在脑子里。

那天下班已经快十点了，我骑着自行车回家，一路上脑子里还在反复回想着刘科长教我的那些东西。到家的时候，秀兰还没睡，坐在灯下等我。她给我热了饭，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去，问我第一天加班到这么晚累不累。我说不累，刘科长今天教了我好多东西，我得赶紧学会，不能老拖大家的后腿。

秀兰看着我，眼里有心疼，但更多的是欣慰。她说，慢慢来，不急。你这才刚去，能有什么后腿可拖的。我说，你不懂，他们都干了几十年了，我一个外行，不拼命学怎么跟得上。

从那天开始，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扑在了学习上。白天在科里干活，晚上回家吃完饭就一头扎进书堆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秀兰不知道从哪儿给我弄来了一套法律教材，有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还有一本厚厚的法律词典。那些书又厚又重，纸张粗糙发黄，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比什么都珍贵。

学法律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在部队学战术、学地形、学电台，那些东西再难，好歹还有个直观的感受。可法律不一样，它是高度抽象的，讲究的是逻辑和概念。每一个术语背后都是一整套的理论体系，你不把这个体系吃透，看单个的法条根本看不明白。我用了最笨的办法，把常用的法律条文抄下来，贴在墙上、贴在床头、贴在任何我抬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刷牙的时候看两眼，吃饭的时候看两眼，上厕所的时候也看两眼。秀兰笑我说，你要是当年考大学有这股劲儿，早就成大学生了。

小军那段时间跟我生疏了不少。以前他在幼儿园画了画，会兴冲冲地拿回家给妈妈看。现在我回来了，他反而不知道该把画给谁看了。因为我总是坐在书桌前，背对着他，耳朵里塞满了法律条文，根本没有精力去关注他。

有一次，我正趴在桌上看一本《刑法学》，看得入神，小军悄悄走到我身边站了好一会儿我都没发现。最后还是秀兰把他拉走了，跟他说，爸爸在学习，别打扰爸爸。小军小声问，妈妈，爸爸为什么总是学习呀？秀兰说，因为爸爸要变厉害呀，变得厉害了才能保护我们。小军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后来秀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那天晚上，我提前合上了书，去小军的房间里给他讲故事。小军高兴坏了，把他所有的故事书都搬了出来，一本一本地让我讲。那些故事书其实就那么几本，翻来覆去地讲了好几遍，小军也不嫌腻。最后他窝在我怀里睡着了，小手还紧紧抓着我的衣襟，像是怕我又跑了似的。我抱着他，感受着他小小的身体里均匀的呼吸，心里头又酸又暖。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从春天到了夏天，院子里的月季花开了一茬又一茬。我在法纪科慢慢地站稳了脚跟，虽然还是经常遇到不懂的东西，但不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完全摸不着头脑了。法律条文我背下来了不少，基本的法律概念也慢慢建立了起来，看卷宗的速度和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刘科长偶尔会在科务会上提一句“小周进步很快”，虽然就那么短短的一句话，但对我来说已经是莫大的鼓励了。

八月中旬，法纪科接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案子。县里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型加工厂，有人举报厂长私吞公款，金额大概在两三千块钱左右。这个数目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在1982年的小县城里，两千多块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四年的工资，不是个小数目。案子分到了郭叔手上，刘科长让我跟着郭叔一起办，算是一次实战锻炼。

郭叔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的，但办起案子来认真得不得了。他带着我走访了加工厂的十几个工人，一个一个地谈话，做了厚厚一沓笔录。那些工人一开始都不太愿意开口，怕得罪人，怕被打击报复。郭叔也不急，点上一支烟，跟他们拉家常，从家里的收成聊到孩子的学费，慢慢地把人聊放松了，才开始进入正题。我在旁边看着，心里暗暗佩服，这种跟群众打交道的本事，比背多少法条都管用。

查账是另一个难题。加工厂的账目做得一塌糊涂，很多票据不全，账实不符的情况比比皆是。我和郭叔一头扎进那堆账本里，一本一本地翻，一笔一笔地对。那时候没有电脑，所有的账目都是手工记录的，字迹潦草、涂改严重，有些地方已经被虫蛀得残缺不全了。我们常常为了查清一笔几十块钱的账目，要跑好几个地方、找好几个人核实。

查账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一笔采购记录，金额不大，两百多块钱，是用于购买一批原材料的。账面上写的是从县物资公司采购的，但我翻遍了所有票据，没有找到物资公司开具的正规发票，只有一张手写的收条。这张收条上的字迹和采购单上的字迹完全一样，明显是同一个人写的。我把这个疑点跟郭叔说了，郭叔拿过去看了看，眼睛眯了起来，说，小周，你这个发现很重要，这个环节很可能就是突破口。

我们顺着这个线索深挖下去，真相开始一点一点浮出水面。原来那个厂长和他的小舅子里外勾结，虚构采购项目，把钱转到了小舅子开的一家皮包公司账上，然后再通过层层转账洗到自己手里。整个操作手法不算高明，但因为账目混乱，一直没人发现。

就在调查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阻力出现了。有一天下午，我刚从外面调查回来，刘科长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我在他手下干了几个月，已经能看出来他此刻的心情并不轻松。

他关上门，压低声音跟我说，小周，你们手上那个加工厂的案子，先放一放。

我愣了一下，问，为什么？案子快查完了，就差最后几个证人了。

刘科长叹了口气，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他说，小周，有些话我不方便说得太明白。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案子涉及到的人，关系比较复杂。上面有人打招呼了，让缓一缓，等一等再看。

我当时就明白了。有人想把这个案子压下来。

我心里头腾地窜起一股火，差点就要拍桌子。在部队这么多年，我周志远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歪门邪道。可我克制住了自己，因为站在我面前的是刘科长，是一个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前辈。

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说，科长，那您的意思是？

刘科长看了我一会儿，他的目光很复杂，里面有无奈，有担忧，也有一丝我看不太懂的东西。他说，小周，我干了二十多年的政法工作，这种事不是第一次遇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你还年轻，有些路不好走，走不好会摔跟头。我让你放一放，是为了你好。

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桌前一言不发，连书都没心思看了。秀兰叫了我好几声我都没听见，最后还是她走过来推了我一把我才回过神来。她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把事情一五一十跟她说了，说完之后，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心里乱成了一锅粥。

秀兰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到我面前。她说，你怎么想的？

我说，我不知道。按说案子查到这个份上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最根本的原则。可是刘科长说得也对，这条路不好走，万一摔了跟头，你和小军怎么办？我才刚刚安顿下来，要是因为这个事被穿了小鞋，那咱们这些日子的苦可就白受了。

秀兰在我对面坐下来，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她想了想，说，志远，你还记得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检察院吗？

我说，因为你劝我的啊。

秀兰摇了摇头，说，不是因为我劝你。是因为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去检察院是对的。你不愿意去化肥厂那个大染缸，你想干干净净做人。现在你到了检察院，遇到的第一件麻烦事就退缩了，那你当初的选择和去化肥厂有什么区别呢？

她的话像一把刀子，戳在了我最软的地方。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无从反驳。

秀兰的声音还是那样温柔，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的。她说，志远，我不逼你。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但我得提醒你，你今天退了一步，明天就可能退十步，后天就没有底线了。人这一辈子，最难的就是守住自己的底线。守住了，路再难走也不怕。守不住，走到哪儿都是黑的。

那天晚上我又是一夜没睡。秀兰的话和刘科长的话在我脑子里打架，一会儿是“适可而止、明哲保身”，一会儿是“守住底线、干干净净”。两种声音此起彼伏，搅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天亮的时候，我从床上坐起来，做了一个决定。

我穿上衣服，洗了把脸，骑着自行车去了检察院。刘科长刚刚到办公室，看到我进来，脸上的表情微微变了一下。我站在他办公桌前，腰板挺得笔直，就像在部队里向首长汇报工作一样。我说，科长，那个案子，我请求继续查下去。

刘科长沉默了好一会儿，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嘀嗒声。过了半晌，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沉，小周，你想清楚了？

我说，想清楚了。科长，我在部队待了十三年，学会了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个案子事实已经基本清楚，如果就这么放下了，我对不起那些辛辛苦苦配合我们调查的老百姓，对不起我身上穿的这身制服，也对不起您这些日子对我的教导。不管最后是什么结果，我都要查到底。

刘科长看着我，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发火了。但他没有。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脸上忽然露出了一丝笑意。那个笑容很淡，却让我觉得整个办公室都亮堂了起来。

他说，小周，你知道我为什么从一开始就看重你吗？不是因为你业务能力有多强，你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搞不清楚。我看重你，是因为你身上有一股当兵的劲儿，认死理、讲原则、不怕事。这股劲儿，在地方上太稀缺了。你放心大胆地去查，天塌下来，我先顶着。

那一刻，我的眼眶热了。我给刘科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走出了他的办公室。走出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脚步前所未有的坚定。

接下来的日子，阻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加工厂厂长的后台开始发力了，各种压力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有人找到我，旁敲侧击地提醒我“注意影响”“不要过于较真”。有人给我送东西，一条“大重九”的香烟和两瓶高粱酒，我没收。还有人通过秀兰那边递话，转弯抹角地想拉关系，秀兰理都没理。更难的是，有几个关键的证人突然改了口，之前说得好好的，再去找他们的时候，一个个都支支吾吾地说“记不清了”“当时说错了”。

调查陷入了僵局。我和郭叔坐在办公室里，面对面地抽烟，谁都不说话。郭叔是个老江湖，他跟我说，小周，这种事情见多了。越到这种时候，越要沉住气。证据不会说谎，关键证据只要坐实了，别的旁证变来变去影响不大。

他提醒我重新梳理手头所有的证据，看看有没有什么被遗漏的细节。我连夜把所有材料翻了一遍，一张一张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凌晨三点多的时候，我终于在一堆杂乱的账目中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突破口——那张手写收条上的日期，和物资公司的出库记录对不上。收条上的日期是五月份，可物资公司五月份的出库记录里，根本没有这一笔。这说明这笔所谓的采购，从头到尾就是虚构的。

这个发现让整个案子的证据链彻底闭合了。那个厂长的落网，只是时间问题了。

案件材料最终报了上去。院里开了一次检察委员会，专门讨论这个案子。会上争议很大，有人提出从轻处理，理由是涉案金额不算太大，当事人认罪态度也还可以，而且考虑到案发单位的稳定，不宜大动干戈。也有人说要给当事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移交党纪政纪处分就行了，没必要走到起诉那一步。

我坐在会议室的一角，听着那些话，心里的火一股一股地往上窜。等到我发言的时候，我站起来，把所有的证据材料一份一份地摊在桌上，把每一条法律条文一字不差地念出来，把这个案子从立案到调查到取证的整个过程，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最后我说，各位领导，我周志远到检察院不到半年，论资历论经验，我都是新人。但我学法律的第一天，就记住了一句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在这个案子上打了折扣，那以后遇到更大的案子，我们怎么办？老百姓还会相信我们吗？

会议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最后，检察长拍了板——依法办理，该起诉起诉，该移送移送。

那个曾经在县里颇有势力的厂长，最终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追缴全部赃款。虽然刑期不算太长，但这个案子在县城里引起的震动可不小。因为这是县检察院近年来少有的，顶着压力把一个“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送上被告席的案例。

案子办结之后，全院大会上，刘科长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了我。他说，法纪科的小周同志，转业不到半年，进步神速，在这个案子的办理过程中表现出了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扎实的业务能力。我记得他当时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检察工作，最重要的不是业务有多精，而是脊梁骨够不够硬。小周同志的脊梁骨，是硬的。

那天下班回家，我骑着自行车在县城的老街上慢慢地走。晚风拂面，街边人家的窗户里飘出饭菜的香味，路灯昏黄的光晕洒在地上，把坑坑洼洼的路面照得明暗交错。我忽然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不是因为我被表扬了、被认可了，而是因为我发现，在这个岗位上，我能做对得起良心的事。这种感觉，比什么副厂级、比什么高工资，都来得踏实。

到家的时候，秀兰正在厨房里炒菜，锅铲撞击铁锅的声音叮叮当当的，屋子里弥漫着辣椒炒肉的香气。小军趴在饭桌上画画，画的是一个穿军装的人和一个穿裙子的人，中间拉着一个小孩。他抬起头看见我，大声说，爸爸，我画的是咱们家！我拿起那张画端详了好一阵子，那上面三个人的五官都画得歪歪扭扭的，但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大大的笑容。

我把小军抱起来转了一圈，说，画得真好，爸爸给你贴到墙上去。秀兰端着菜从厨房出来，看着我们爷俩闹腾，嘴角含着笑，招呼我们赶紧洗手吃饭。

那天晚上的饭菜特别香。秀兰做了一大桌子菜，有辣椒炒肉、红烧鱼、西红柿炒鸡蛋，还有我最爱吃的酸豆角。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小方桌前，边吃边聊。秀兰给我碗里夹菜，一个劲儿地说，多吃点，你看你这些天瘦成什么样子了。小军一边吃饭一边叽叽喳喳地讲他在幼儿园的新鲜事，谁又尿裤子了，老师又教了什么新歌。我吃着饭，听着他们娘俩说说笑笑的，心里头暖烘烘的。

晚上，小军睡了之后，我和秀兰坐在堂屋里。我把案子的事跟她说了，说到刘科长在全院大会上表扬我，秀兰的眼睛亮了起来，里面有隐隐的泪光。她说，志远，我不是因为你被表扬了才高兴。我高兴的是，你找到了自己想干的事，干得问心无愧。

我握住她的手，说，秀兰，谢谢你。要不是你当初劝我，我现在说不定正在化肥厂里混日子呢。

秀兰笑了笑，说，那时候我可没想那么多。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太实在了，不适合去那种尔虞我诈的地方。你就适合干这种凭本事吃饭的工作，苦是苦了点，但心里踏实。

后来的事实证明，秀兰的直觉是正确的。加工厂的案子在县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市里的报纸专门派记者来采写了一篇通讯，刊登在第二版的头条上，题目叫《检察战线上的“铁脊梁”》。报道里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我是“军转干部的优秀代表，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完成了从军事指挥员到合格检察官的转变”。这篇报道引起了上级检察机关的关注，没过多久，省院发来了借调通知。

借调，意味着更大的平台，也意味着全新的挑战。1983年的春天，我收拾行装，告别了县检察院那栋三层小灰楼，告别了法纪科那张靠门口的木桌，告别了刘科长和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事们，登上了去省城的火车。

省院的条件比县院好得多，办公楼是新建的，五层楼高，外墙贴着米黄色的瓷砖，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办公室里配备了专门的图书资料室，里面摆满了各种法律书籍和期刊，很多都是我见都没见过的。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被扔进了水里，贪婪地吸收着一切可以吸收的知识。

但省院的工作压力也是县院无法比拟的。这里办理的都是重大疑难案件，每一个案子都复杂得让人头疼。我所在的处室负责指导全省的法纪检察工作，经常要出差到各地去督办案件、进行业务指导。那些年我跑遍了全省的每一个县市，汽车、火车、拖拉机、自行车，能用的交通工具都用了。有时候为了赶一个案子的现场，要在山路上颠簸一整天，骨头都快颠散架了。但我从来不觉得苦，因为在部队养成的吃苦耐劳的习惯已经刻在了骨子里，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热爱这份工作了。每一次攻克一个难题，每一次把坏人绳之以法，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任何物质待遇都无法替代的。

借调期本来是半年，但半年之后，省院把我正式留了下来。我成了省院法纪检察处的一名正式干部。这个结果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因为省院的正式编制非常稀缺，一般借调干部能留下来的凤毛麟角。我后来才知道，是处长在党组会上力排众议，坚持要把我留下来。处长的理由很简单——周志远这个人，论学历不如科班生，论资历不如老同志，但他身上有一股子劲，是别人没有的。那股劲儿，是把案子当成自己的命来办。

在省院的日子里，我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同事，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一位姓陈的老检察员，五十八岁了，头发花白，背也有些驼了，但办起案子来比年轻人还拼命。他跟我说，小周，干咱们这一行，最重要的不是聪明，是良心。法律条文谁都能背，但能不能守得住良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给我讲了几个他年轻时办过的案子，每一个案子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和家庭。他说，我们手里的笔，往左一偏，可能就毁了一个家庭；往右一偏，可能就放跑了一个坏人。所以每一笔都要慎之又慎，要对得起头顶的国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些话，我记了一辈子。

在省院工作期间，我还遇到了一个对我影响深远的人——省院的副检察长李老。李老当时已经快六十岁了，是政法系统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有一次来处里调研，正好碰上我在加班整理一个复杂的涉黑案件材料。他站在我身后看了一会儿，忽然开口问了我几个问题，我一五一十地回答了。他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之后李老在多个场合提到过我，说我“虽然半路出家，但很有悟性，是个可造之材”。

1985年，在李老的推荐下，我被派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进修了半年。那半年是我人生中极其宝贵的一段经历。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法学理论，从法理学到宪法学，从刑法学到刑事诉讼法学，每一门课都让我眼界大开。我发现自己以前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在理论上找到依据；而理论上的很多前沿问题，又可以反过来指导实践。进修班的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有法院的、有检察院的、有公安的、有司法行政的，大家交流经验、相互切磋，那种氛围让我受益匪浅。

从北京回来之后，我的业务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省院的领导也开始把更重要的工作交给我。我先后参与办理了多起在全省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涉及贪污受贿、渎职侵权、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多种类型。每一个案件都是一场硬仗，不仅考验业务能力，更考验意志品质和抗压能力。

1990年，在省院工作满七年之后，我被提拔为法纪检察处的副处长。这个提拔来得有些意外，因为处里比我资历深、比我学历高的人不在少数。但领导说，提拔周志远，看重的不是他的资历和学历，而是他的能力和操守，是他在大案要案中展现出来的过硬素质和坚定立场。

消息传到县里那天，刘科长专门打来电话祝贺我。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沉稳，但电话里我听出了他的激动。他说，小周，我就知道你小子能行。我没看错你。电话这头，我的眼眶红了。这些年来，我一直记着刘科长对我的提携和帮助，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站在我身边，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而就在我的检察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那些当年选择了化肥厂的战友们，命运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1993年夏天，我回了一趟县里。那是一次省院安排的下乡调研，正好路过老家，我就请了半天假，想回去看看。在县城的老街上，我遇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赵大刚。

我差点没认出他来。他老了太多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又深又密，背也驼得厉害，身上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工作服，两只手上全是老茧。他推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上堆着些杂七杂八的货品，正在街边摆摊。我叫了他一声，他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我来，然后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齿。

“老周！你小子，这些年都没怎么变啊！”他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力道还是那么大，可他的手掌粗糙得像砂纸一样。

我们找了一家小饭馆坐下来喝酒。赵大刚喝得很快，一杯接一杯，像是在浇愁。酒过三巡，他的话匣子彻底打开了。他告诉我，县化肥厂在1991年正式破产了，他干了十年，最后拿了一笔买断工龄的钱，被扫地出门了。那笔钱少得可怜，根本撑不了多久。之后他试过很多行当，蹬三轮、摆地摊、给人家当保安，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老婆因为这个跟他离了婚，带着孩子改了嫁，他现在一个人租住在城郊的一间小破屋里，靠着摆摊勉强度日。

“老周，还是你命好啊。”赵大刚喝得有些多了，红着眼睛看着我，舌头有些打结，“当初你要是来了化肥厂，现在八成也跟我一样，在这儿摆摊呢。你小子娶了个好媳妇，眼光长远，不像我们家那口子，就知道眼前那点东西。”

我听得心里一阵阵发酸。赵大刚在部队的时候，是响当当的硬汉，擒拿格斗样样在行，带兵也是一把好手。可现在，生活的重担压弯了他的腰，磨去了他所有的锐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一杯一杯地陪他喝酒。临走的时候，我塞了些钱在他手里，他推了几下最后还是收了，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走出老远了回头看，他还站在那辆破三轮车旁边，佝偻着身子，朝我挥手。

那次见面之后，我的心情沉重了好几天。我想起了1982年那个春天，想起赵大刚在部队外面的小饭馆里拍着我的肩膀说“千万别来化肥厂”。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了我警示，可他自己却没能逃脱那个大染缸的吞噬。这让我更加感激秀兰，也更加感激命运的眷顾。

后来的岁月里，我的检察生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1995年，我从省院调回了市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这次调动是我主动要求的，一方面是因为市院的工作离家更近，能够更多地陪伴家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始终觉得基层的检察工作更有温度、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在市院，我分管刑事检察和反贪污贿赂工作，一干就是七年。这七年里，我主持查办了数十起职务犯罪大要案，其中有几件在全市甚至全省都有很大影响。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不管案件涉及到谁，该怎么查就怎么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原则让我得罪了一些人，但也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

1998年，小军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这个消息传回家里的时候，我和秀兰都激动得不行。秀兰拿着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纸上，把字迹都洇花了。小军在旁边手足无措地说，妈，你别哭啊。秀兰抹着眼泪说，妈这是高兴的，高兴的。

小军出发去北京上学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饭桌上，我难得地跟小军喝了点酒。我跟他说，小军，爸爸当年三十一岁才开始学法律，走了很多弯路。你现在十八岁就进了大学读法律，起点比爸爸高太多了。你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好检察官、好法官、好律师，做一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小军郑重地点了点头，说，爸，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秀兰在旁边听着，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睛里亮晶晶的，满满的都是骄傲和欣慰。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当年那个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夜晚，她坚持让我去检察院的决定，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儿子的未来。这就是选择的力量，一个看似微小的选择，可能影响整整两代人甚至更多。

2002年，小军大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到那天，我送他到单位门口。最高检的大楼庄严而肃穆，灰白色的外墙，整齐的窗户，门口站着笔挺的武警。小军穿着一身崭新的西服，拎着公文包，回头朝我挥了挥手，然后大步流星地走进了那扇大门。我站在门外看着他挺拔的背影，忽然就想起了二十年前，自己背着军用背包走进县检察院那栋破旧小灰楼的情景。二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个连法律条文都看不懂的门外汉，如今送儿子进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中间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知道。

同一年，我被任命为市检察院检察长。任命下来的那天晚上，我带着秀兰去了城里一家老字号的饭馆，点了几个她爱吃的菜，要了一瓶酒。那家饭馆我们很少来，因为秀兰一辈子节俭惯了，总觉得在外面吃太花钱。可那天我执意要来，她拗不过我，就跟着来了。

饭馆不大，老式的木质桌椅，墙上的白灰有些发黄了，但收拾得很干净。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跟我们是老相识了，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菜上齐了，我倒了两杯酒，一杯端给秀兰，一杯自己举起来。我看着秀兰，看着这个跟了我大半辈子的女人，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但她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跟当年在小河边答应跟我处对象时一模一样。

我说，秀兰，这杯酒，我敬你。这么多年，你跟着我吃了那么多苦，从来没抱怨过一句。当年要不是你，我不可能走到今天。我周志远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娶了你。

秀兰接过酒杯，抿着嘴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她跟我碰了杯，轻轻抿了一小口，然后放下杯子，握住了我的手。她说，志远，我也敬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那一刻，小饭馆里昏黄的灯光，桌上那几盘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菜，还有对面这个跟我一起白了头的女人，构成了一幅让我永生难忘的画面。我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读过的一句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可我不惘然，我一点都不惘然。因为从1982年那个春天开始，我的人生之路就再也没有迷茫过。

担任检察长的那几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忙碌、也最充实的日子。市院管辖着好几个区县院，工作千头万绪，案件多、任务重、责任大。我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秀兰总是提前把饭菜做好放在保温桶里，让我带到办公室去吃。偶尔深夜回家，她还没睡，给我留着灯、留着饭，不管多晚，进门总有一口热乎的等着我。

2008年，我六十岁，到了退休的年龄。退休前的那段日子，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忙碌了大半辈子，终于可以歇歇了；另一方面，离开这个奋斗了几十年的岗位，心里头还是有很多不舍。我在退休申请报告里写了一段话——此生投身检察事业，虽无赫赫之功，但求问心无愧。感谢组织多年的培养和信任，感谢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退休不褪色，余生将继续关注检察事业，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退休那天，院里给我办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欢送会。新老同事们齐聚一堂，许多人上台发了言，说了很多让我感动的话。等到我发言的时候，我站在台上，看着下面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有和我共事多年的老伙计，也有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我忽然觉得，这几十年的路没有白走。

我清了清嗓子，说，三十年前，我刚转业到检察院的时候，连最基本的法律术语都不懂。我的科长刘国栋同志手把手地教我，告诉我怎么看卷宗、怎么找证据、怎么办案子。我的妻子陈秀兰对我说，志远，不会可以学。这四个字，我记了一辈子。今天我要离开这个岗位了，但我希望大家记住，我们干检察工作的，最重要的不是业务有多精、学历有多高，而是心中始终有一杆秤，一头放着法律，一头放着良心。谢谢大家。

台下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看见几个年轻的女同志在抹眼泪，也看见秀兰坐在角落里，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着。我在掌声中走下台，走到秀兰身边，握住了她的手。那只手很老了，皮肤松弛，骨节粗大，但在我手心里，却温暖如初。

退休之后的日子，过得缓慢而平静。我和秀兰搬到了城郊的一个小区里，房子不大，八十多平米，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住着很舒服。小区旁边有个小公园，每天早上我和秀兰一起去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看看花草树木，偶尔碰到熟悉的邻居聊几句家常。小军在北京工作很忙，但每个月都会打电话回来，逢年过节也会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看我们。他的妻子叫方琳，是个温温柔柔的北京姑娘，在一家出版社工作，知书达理的，我和秀兰都很喜欢她。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周念，寓意“念念不忘”。

小孙子周念今年七岁了，虎头虎脑的，特别像我小时候。他最崇拜的人不是爸爸，而是爷爷。每次回来，都缠着我给他讲当年办案子的故事。我给他讲我办过的那些贪官、那些坏人，他听得津津有味，小拳头攥得紧紧的，说，爷爷你真厉害，我长大了也要当检察官！我摸着他的头说，好，咱们周家，三代检察人，这是爷爷最骄傲的事。

前些天，小军带着周念回来看我们。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阳光正好，不冷不热的。秀兰在厨房里忙活，打算做一桌子拿手菜。小军陪我在阳台上喝茶，聊着聊着，他忽然问我，爸，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我说，你说。

小军看着我，目光很认真，说，当年你转业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检察院？我听妈说，你那时候什么都不懂，连最基本的法律概念都不知道。是什么让你下定了决心？

我端着茶杯，没有马上回答。阳台外面是一片小树林，树叶在秋风里沙沙作响，有几片已经开始泛黄了。远处的天很蓝，云很淡，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形往南飞。

我想了好一会儿，最后说了实话——是因为你妈。

小军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我就知道。

我说，小军，你妈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部队，她独自撑着这个家，上有老下有小，吃了多少苦头你知道吗？后来我转业了，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我又一头扎进了工作里，家里的事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听了她的话，去了检察院。

小军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我又说，你现在也当了检察官，你也有自己的家庭。你要记住，一个男人的成功，有一半是他背后那个女人的功劳。没有你妈，就没有我的今天，也不会有你的今天。

小军郑重地点了点头。

这时候，厨房里飘出了红烧肉的香味，秀兰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志远，你带小念把手洗了，马上吃饭了！她的声音还是那么中气十足，跟年轻时候没什么两样。周念从客厅跑过来，拉着我的手，爷爷，奶奶叫洗手啦，快走快走！我被他拽着站起来，回头看了小军一眼，父子俩相视一笑，一起往洗手间走去。

饭桌上，秀兰做了一桌子的菜，有红烧肉、糖醋鱼、油焖大虾、蒜蓉西兰花，还有一大碗鸡蛋汤。周念吃得不亦乐乎，小脸蛋上沾满了米粒。秀兰一边给他擦脸一边笑骂，小东西，吃个饭跟打仗一样。小军和方琳也笑了，一家人其乐融融。

看着这一幕，我忽然觉得，这辈子，值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官职地位，都比不上这一张小小饭桌边的欢声笑语。人生最大的成功，不是你能爬多高、走多远，而是当你回头的时候，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都还在身边。

晚上，孩子们都睡了，我和秀兰坐在阳台上看月亮。秋夜的月光格外清澈，洒在地上像一层薄薄的霜。秀兰披着一件毛衣，靠在我肩上，轻轻叹了口气说，志远，你说咱们这辈子，过得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挺好的。虽然没当上多大的官，没挣到多少钱，但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小军也有出息了，我觉得挺好的。

秀兰笑了笑，说，我也是。有时候我想，要是当年你去了化肥厂，现在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呢？

我说，那还用说，肯定一塌糊涂。厂子倒了，我下岗了，咱们一家子挤在老屋里，吃了上顿愁下顿。小军也上不起大学，说不定现在还在县里打工呢。

秀兰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也未必。也许你当了副厂长之后，能把厂子搞好呢？

我说，不可能的。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企业，不是换一两个领导就能救活的。而且以我的性格，在那个环境下恐怕待不长。不是被他们排挤走，就是我自己受不了离开。秀兰，你当年的选择是对的。你用你的智慧和远见，改变了咱们一家人的命运。

秀兰没有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

月亮慢慢升到了中天，院子里安静极了，连虫鸣都没有。我握着秀兰的手，感受着她掌心里的温度，心里头满满的都是感激和幸福。我想，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娶她，还要听她的，还要跟她一起走过这漫长的、酸甜苦辣的人生。

去年，县里搞了一个“法治建设四十年”的纪念活动，主办方辗转找到了我，邀请我回去参加。我本来不太想去，毕竟年纪大了，出门不方便。但秀兰说，去吧，那是你奋斗过的地方，回去看看也好。于是，我带着秀兰一起，踏上了回老家的路。

四十年了，县城的变化太大了。以前的老街道几乎都找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柏油马路和高耸的住宅楼。当年那座破旧的长途汽车站早就拆了，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客运中心，人声鼎沸、车来车往。县供销社也没了，原址上盖了一座大型商场，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和秀兰在县城里转了好几圈，才找到当年住过的那条老街，可老街上那些青砖灰瓦的平房也都拆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栋待拆迁的老屋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是时代的弃儿。

我站在老屋前面看了很久。那是秀兰当年带我来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婚后最初的几年时光。如今老屋的门窗都破了，院子里长满了荒草，墙上的泥灰一块一块地剥落，露出里面土黄色的砖坯。可即便如此，我依然能清楚地记起当年的一切——堂屋里那盏煤油灯，灯下秀兰纳鞋底的身影，小军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样子，还有那个改变命运的夜晚，秀兰用她温柔而坚定的声音，把我推向了正确的人生方向。

秀兰挽着我的胳膊，轻声说，走吧，都过去了。她的声音里有淡淡的感伤，但更多的是平静和释然。

我们去了县检察院的新办公大楼。那栋灰色小楼早就拆了，新楼盖在县城的新区，是一栋九层高的现代化建筑，白墙蓝窗，庄严肃穆。门口挂着崭新的牌子，金色的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接待我们的是现任的检察长，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精神干练，说话很有水平。他听说我是“老前辈”，态度格外恭敬，亲自带着我们参观了大楼的各个部门，介绍了这些年县检察院的发展变化。

我在大楼的荣誉室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墙上有一块“历任检察长名录”，我的名字赫然在列，旁边写着任职时间——2002年至2008年。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心里头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2002年，那是我调任市检察院检察长之前，在县院担任检察长的短暂过渡期。虽然时间不长，但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岁月。

我还看到了一张老照片，是1983年全院干部的合影。我在照片的最后面找到了自己，那时候我三十一岁，穿着一身橄榄绿的军便装，站得笔直，脸上的表情严肃得有些好笑。照片里的很多人都已经退休了，也有不少人已经去世了。刘科长2005年走的，肝癌，从检查出来到撒手人寰，不到半年。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这些年来，每次想到他，我心里都特别难受。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好检察官，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支持过我，我这一辈子都感激他。

从检察院出来，我特意让司机绕道去了一趟化肥厂的原址。化肥厂在1991年破产之后，厂区闲置了很多年，后来被一个开发商接手，改建成了一个商业广场。广场很大，里面有超市、影院、餐厅和各种店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站在广场中央，试图找到一点当年的痕迹，可什么都没有了，连一个旧砖头、一段老围墙都找不到了。那些曾经高大的厂房、高耸的烟囱、轰鸣的机器，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唯一留下来的，是广场东南角的一棵老槐树。当年这棵树就长在化肥厂的大门口，如今被开发商保留了下来，围着树砌了一圈花坛，树上挂了一块木牌，写着这棵树的树龄和来历。我走到树前，伸手摸了摸它粗糙的树皮，那一道道深深的裂纹，像是岁月刻下的年轮。

我忽然想起了赵大刚。化肥厂破产之后，他摆了几年地摊，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去了一家保安公司当保安，一直干到退休。他的身体不太好，几年前中风了一次，半边身子不太灵便，现在住在县城边上一个养老院里。他的儿女很少来看他，老伴也早就改嫁了，日子过得冷冷清清的。

那次回来，我专门去养老院看了他。养老院的条件很一般，一栋旧楼改的，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气味。赵大刚住在一个小单间里，房间不大，放了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椅子，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当年在部队时的合影。他坐在轮椅上，看见我进来，认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我，然后咧开嘴笑了。他的牙齿掉了好几颗，说话有些含混不清，但我还是听明白了——他说，老周，你小子还活着呢。

我坐下来陪他说了会儿话。他断断续续地回忆着当年在部队的事，说哪次演习他拿了第一，说哪个战友后来怎么样了，言语之间满是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怀念。说到化肥厂的时候，他的眼神暗淡了下来，摆了摆手说，不提了，不提了，那都是命。

我走的时候，赵大刚握着我的手，力气大得不像是一个中风过的老人。他说，老周，你能来看我，我心里高兴。我这辈子，过得窝囊，但我不怨别人，怨我自己。当年我要是有你老婆一半的见识，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我握住他的手，不知道该说什么。走出养老院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夕阳的余晖洒在院墙上，把一切都染成了温暖的橘黄色。可我心里却沉甸甸的，像是压了一块石头。我和赵大刚，同一年从部队转业，站在同一个人生路口上，最后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一个选择的差距，造就了两段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那天晚上，我和秀兰住在县政府招待所里。招待所的房间很朴素，两张单人床、一台老式电视机、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白天的事。秀兰似乎也没睡，我能听见她的呼吸声，不均匀，带着一种压抑的情绪。

半夜里，我伸手去摸她的脸，摸到了一片湿漉漉的泪水。

我吓了一跳，赶紧开灯，问她怎么了。秀兰慌忙用手背抹了抹眼睛，勉强笑了笑说，没什么，就是想起了一些从前的事。

我坐起来，把她也拉起来，认真地看着她，说，秀兰，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别憋在心里。

秀兰沉默了好一会儿，灯光下她的脸显得格外苍老，眼眶红红的，鼻尖也红红的。她吸了吸鼻子，说，志远，你知道吗，其实当年我让你选检察院的时候，我心里也特别害怕。

我愣了一下，说，你怕什么？

她说，我怕万一我指错了路，耽误了你的前程。那时候你说化肥厂有副厂长的位子，说实话我也动心过。谁不想过好日子呢？可我又害怕，害怕化肥厂靠不住，害怕你将来后悔。那些天我整夜整夜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头发都掉了好多。可我不敢跟你说，我怕说了你会更犹豫。

她说到这里，声音哽住了，眼泪又流了下来。她抓住我的手，抓得很紧，说，后来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检察院好。不是因为它多么风光、多么有前途，而是因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无论到了哪里，只要肯下功夫，就一定能干好。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你干得很好，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你不知道，今天在检察院的荣誉室里看到你的名字，我心里有多骄傲。

我的眼泪也下来了。这么多年，她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我一直以为，在那个夜晚，她是那么笃定、那么从容，像一个胸有成竹的军师一样，为我指明了方向。可原来，她心里也翻腾过那么多惶恐和不安，只是她从来不在我面前表现出来。她把所有的犹豫和害怕都藏在自己心里，只把最坚定的那一面呈现给我。

我伸出手，在黑暗中握住了她的手。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就这么静静地坐着，两只苍老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握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我们离开县城之前，又去了那棵老槐树下。秋日的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来，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我把秀兰的手握在掌心里，说，秀兰，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感激的人就是你。如果不是你当年坚持让我去检察院，我的人生会完全不同。

秀兰摇了摇头，说，志远，你不用感激我。我们是一家人，那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再说了，真正让检察院接纳你、认可你的，是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我只是在路口上轻轻推了你一把，后面的路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我说，推一把，就够了。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人推他们那一把。

从县城回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些旧时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一浪接一浪。我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有些我以为已经忘了，可它们都还在那里，藏在记忆的最深处，等待着某个契机被重新唤醒。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那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当年我参军的时候，他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的旱烟。我后来听母亲说，我走之后，我父亲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院子发呆。他不善言辞，不会说那些肉麻的话，但他用行动支持了我的选择。1979年，父亲去世了，那时候我正在部队参加重要演习，没能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这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我常常想，如果父亲能多活几年，看到我转业到检察院，看到我一点一点地在新的岗位上站稳脚跟，他会不会为我感到骄傲？

我想起了我的母亲。那个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的农村妇女，在秀兰最困难的时候帮着她带孩子、做家务，用她最朴素的方式支撑着这个家。母亲活到了八十三岁，走得还算安详。她走的那天，我守在她床前，她拉着我的手，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眼睛一直看着我，那目光里有说不尽的爱和不舍。我在她耳边说，娘，你放心，我会好好的，我们这个家也会好好的。她轻轻地闭上了眼睛，眼角滑下一滴浑浊的泪水。

我想起了小军小时候的样子。那个躲在秀兰身后不敢叫爸爸的小男孩，如今已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名资深检察官了。他比我当年强多了，科班出身，理论功底扎实，业务能力突出，最重要的是他有一颗公正的心。我有时候看他在电话里跟我讨论案子，那认真专注的样子，跟年轻时候的我简直一模一样。可他比我更优秀，因为他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扎实的学养。

我想起了这些年来办过的每一个案子、遇到的每一个人。那些案卷堆起来比我还高，那些故事写出来比小说还精彩。每一个案子背后都有真实的人和真实的悲欢，每一个决定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三十多年来，我经手的案件成百上千，没有一起冤假错案。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但这是我最骄傲的事情。

前些天，周念幼儿园毕业了，小军和方琳带着他来我们家过暑假。小家伙长高了不少，虎头虎脑的，说话像个小大人似的。有一天下午，秀兰在厨房里包饺子，我和周念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玩积木。周念忽然仰起头来问我，爷爷，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我愣了一下，手里的积木停在半空中。以前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认真想过该怎么跟一个七岁的孩子解释。我当过军人，当过检察官，当过检察长，办过很多案子，抓过很多坏人，也帮助过很多好人。可这些东西，他能听得懂吗？

我想了想，放下积木，把周念抱到腿上，说，爷爷以前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爷爷运气好，遇到了你奶奶。

周念歪着小脑袋，似懂非懂地看着我。他的眼睛很亮，像小军小时候一样亮，也像秀兰年轻时候一样亮。

这时候秀兰端着一盘刚包好的饺子从厨房里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脸上挂着汗珠。周念从我的腿上跳下来，跑过去抱住她的腿，说，奶奶奶奶，爷爷说他运气好遇到了你，是真的吗？

秀兰愣了一下，低头看着小孙子，然后抬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目光穿过厨房里袅袅的水汽，穿过客厅里明晃晃的阳光，穿过四十年的岁月和风雨，稳稳地落在我的脸上。她笑了，眼角细细的皱纹都漾开了，说，你爷爷胡说呢，是奶奶运气好，遇到了你爷爷。

那天晚上，孩子们都回自己屋里去了，我和秀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开着，放着什么节目我们都没注意，只是静静地并肩坐着，享受这难得的安宁。

我忽然开口说，秀兰，你说人这一辈子，什么最重要？

秀兰想了想，说，平平安安最重要。

我说，除了平安呢？

她又想了想，说，问心无愧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