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范围和紧迫性随着什么在摇摆？|地表|气候变化|灭绝|生态危机|紧迫性|自然

如果有人开口讲“自然”一词，那么首先要弄清楚他是以哪种文化模板为前提谈起自然的：自然（也就是说被工业剥削的自然）是20世纪50年代的乡村生活（就像当今在回顾时演绎的或者像当时乡村里的人们所经历的那样）吗？在《在孤独的群山中徒步》这本书问世之前，她是山间孤独吗？她是自然科学的自然吗？是被观察的自然（在安静、山间溪流、内在专注的意义上），就像她在“世界孤独超市”的旅游手册中明码标价的那样吗？是工厂管理者眼中“结实的”自然图示，他们认为工业对自然的干预完全是可被弥补的？或者是“敏感的”环境主义者心中的自然图示，他们认为即使一点点的改变也会引起无法修复的损伤？

正是自然本身不是自然，而是一个概念、一种规范、一段记忆、一座乌托邦、一个反设计——当今更甚以往。自然在特定的时间点被发现，被弱化，以至于她在彼时不再存在。生态运动回应了矛盾频发的自然和社会融合过程的全球状况，它已经在一种彼此交织和伤害的关系中扬弃了这两个概念，而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有一个理念方案。在现在和以往的生态讨论中不乏根植于自然主义式的误解，即将自然状态作为反对破坏自然的标准来使用的尝试。因为作为依据的自然已不再存在。那些存在的而且不断发出政治声音的正是自然（破坏）的不同社会化形式，自然的文化概念，相互对立的自然理解和它们的（国家）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在专家们的自相矛盾、技术程式和危险的种种表象之下决定了全世界范围上的生态冲突的发生。

但如果自然“本身”并不能论证生态危机和对工业系统的批判意见——然后怎么办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若干可能。最常见的是：自然科学，也就是说技术公式——在空气、水和食品中的有害物质含量，气候研究人员的模型或者从控制论思想出发的生态系统科学的回授回路——它们决定了人们对负荷和破坏的忍受度。然而在这种设置中已经有三个陷阱悄然埋下。第一，这是一条走向生态决定论的直行道，它不同于技术决定论的地方仅仅在于提高能效的方式，即全球管理，这让它尤其问心无愧。第二，文化感知，以及文化间冲突和对话的意义被低估且被排除在外。第三，自然科学模型自身就包含了生态问题，即使只是隐藏地涉及关于自然的文化设计草案（例如那些显著区别于早先自然保护对自然的理解方式的系统科学）。

自然科学的思想是感知世界到底是否受到生态威胁的前提。生态意识恰恰是“自然”态度的对立面，或者它更是一个高度科学化的世界视角，比如气候研究人员的抽象模型可以决定人们的日常行为。为了在克服抽象性的同时让气候变化和其世界末日式的后果变得直观“可见”，有关哪种表演方式，确切说哪种“视觉化”方式是必要且可行的问题被特别提出。但是所有专家的艺术加在一起也不能回答下述问题：我们想要如何生活？人们为此准备好要接受的和尚未准备接受的事物不能从技术的或者生态的危险诊断方案中推导出来。这必须被视为不同文化间的全球对话的主题内容。第二种文化学的视角便以此为目标。它的含义是：生态危机的范围和紧迫性随着内向性的以及各个文化间的文化感知和评价而摇摆。人们可以向蒙田发问，在欧洲通行而在美国被视为欺骗和想象的真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真理？危险在这种视角下并不是完全凭借“自身”而不依赖于我们感知的存在。相反，它随着被人们普遍意识到而逐渐变为政治事务，成为社会演出的结果，而这些演出是以科学材料为基础，然后在公众之中被策略性地定义、掩饰和渲染。早在1982年，两位盎格鲁—撒克逊的社会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亚伦·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就已经在他们的著作《风险和文化》中提出了上述观点大概并不是偶然。这位作家和她的合著人在书里发展出一套理论（用来有意识地反驳日渐流行的环境意识），大意是在原始时期的危险和高度文明时期的危险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区别——除了在文化感知的方式和它在世界社会中的组织形式上。

人们可以对他们观点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持保留意见。第一，该书着重提出（一种）社会学（的错误），认为它将所有事物都还原为社会属性，却忽视了（社会演出的）非物质性的“既—又”特征和风险（物理变化和破坏）的物质性。第二，众所周知，石器时代的人们尚不具备以原子核能或者生态性的方式进行自我毁灭的能力，而潜伏四周的恶魔所造成的危险并不意味着它拥有和人为制造的气候变化风险等效的政治动力。现在行动起来吧，否则世界——正如我们认识到的那样——将会永远地消逝！这是《斯特恩报告》最后得出的结论，而且它将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世界末日式的结果以极为具象和戏剧性的方式直观化了：

如果地表温度升高1摄氏度（相比于前工业时期的地表温度而言）——而到2000年的时候已经上升了0.8摄氏度——小型冰川将会融化（比如安第斯山脉）；它还会危及5000万人的饮水供应；每年有30万人会死于疟疾、腹泻等；百分之十的物种将会灭绝。

如果地表温度升高2摄氏度的话，那么仅仅在非洲，可能的疟疾死亡的统计就有不可想象的6000万人之多；海平面会升高7米。

如果地表温度升高3摄氏度的话，那么百分之四十的物种会灭绝；而南欧将爆发灾难性的干旱。

如果地表温度升高4摄氏度的话，那么首先在澳大利亚和非洲，但同时也在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农业经济会崩溃。

如果地表温度最终升高了5摄氏度的话，那么伦敦、纽约和东京都面临被海水吞噬的危险，喜马拉雅冰川带将消失；而且这还会导致大规模的移民和难民运动。

这里考虑到的时间段是哪些？仅仅自1980年起地表温度就从0.2摄氏度上升到了0.8摄氏度。一些研究显示，如果现在的气体排放量保持不变，而且温室效应甚至可能因地表二氧化碳的逃逸进一步加速，那么温度以后将升高5到6摄氏度。

毫无疑问，这份来自世界银行前经济分析师尼古拉斯·斯特恩的报告贡献了一场高技术含量的表演。为了克服气候变化的抽象性并且将不可见的事物变得可见，它借助在主题性和地理性上能触及的各种文化神经中枢的标识（疟疾，水资源匮乏，衰退的农业经济和物种多样性，最重要的是消亡的伦敦、纽约和东京），极端化了灾难的预言。但这也不是全部。这条信息的核心是：气候变化是最高级别的市场萧条的证明，它的损失甚至要大于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经济消耗的总和！真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经济灾难被一项高昂的维护开支掩盖了。但是这项投入相比较而言是小的，投资这些金钱的行为之所以是明智的是因为它们挽回了正在威胁我们的经济灾难。

报告到底是“现实”的呈现还是一个应被定义为“虚构”文学的作品？是“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气候灾难”恰恰（还）没有成为现实。它是一种风险，一个正在逼近的现实，一个被当下化的未来，一个拥有所有不确定性的征兆并以改变当下行为为目的的预言，即政府的、管理者的，甚至是世界范围上全人类的行为。当人们谈及“正在造成威胁的灾难的现实性”时，“现实性”这个概念的意思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