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本该是守望相助的乡土社会，可在辽宁阜新太平村，一场积压多年的矛盾，演化成一桩骇人听闻的集体雇凶杀人案。
三名核心人员暗中谋划，五名村民出钱出资，村内数百村民知情却选择沉默，村主任吕平在夜晚回家途中惨遭杀害，身中34刀当场殒命。
这起案件因为全村人的集体缄默，尘封了十余年，直到一次酒后斗殴意外泄露口供，这桩埋藏在乡村夜幕之下的惊天阴谋，才终于大白于天下……
2001年8月2日夜晚，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太平村，夜色笼罩村庄，道路上行人稀少。
39岁的村主任吕平忙完村里事务，独自走在回家的乡间马路上，谁也没有想到，黑暗之中，两名受雇而来的凶手早已埋伏在此。
待吕平走近，两人骤然冲出来，持刀疯狂刺向吕平，猝不及防的吕平来不及呼救，身上接连被刺34刀，胸部、腹部遍布伤口，倒在血泊之中，很快停止了呼吸。
深夜路过的村民发现了倒在路边的尸体，慌忙拨打报警电话，民警赶到现场触目惊心。
案发当晚下过一场雨，雨水不断冲刷路面，毁灭了脚印、痕迹物证，彼时的农村没有监控摄像头，没有目击证人，案件侦破难度极大。
更让办案民警感到诧异的，是走访调查时村民的态度，当警察询问关于吕平的社会关系、矛盾纠纷的时候，大多数村民讳莫如深，闭口不谈。
人们清楚吕平平日里行事霸道，也隐约听过有人想要报复他，但是所有人都选择守口如瓶。
甚至有村民私下议论，吕平落得这样下场是咎由自取，村里流传着一句说法，想要吕平死的人，几乎能凑齐一个排。
死者吕平当过兵，曾经因为打架斗殴被劳动教养，回到家乡之后，凭借强势的性格当选太平村村主任。
太平村地下矿产资源丰富，引进采矿企业之后，村里集体利益增多，权力的诱惑也随之而来。
手握村主任权力的吕平行事专断，很多村务独断专行，不和村干部商议与大量村民结下仇怨。
矛盾的核心人物共有三人，周江、王老四，还有吕平的亲侄子锁子，三个人各自有着和吕平解不开的仇恨。
锁子是吕平的亲侄子，当年吕平劳教坐牢，锁子的父亲不计前嫌，经常去监狱探望，送吃送穿，出狱之后还帮吕平张罗婚事。
吕平发达之后不念旧情，多次和锁子父亲爆发冲突，甚至持刀砍向自己的亲哥哥。
锁子跟着吕平在村委会干活三年，一分钱劳动报酬都没有拿到，家里农具被村里征用，也分文未补偿，亲情被肆意践踏，锁子心中怨恨日积月累。
王老四的哥哥王老三，原本是村里的村支书，在权力斗争之中被吕平排挤下台，兄弟二人受尽打压，日子过得憋屈，对吕平恨之入骨。
周江多次遭到吕平的刁难、威胁，日常相处处处受压制，三个原本并无太深交集的人，因为共同的仇恨走到一起。
几个人常常聚在一起喝酒，酒桌上不断诉说心中积压的委屈，一次酒过三巡，压抑许久的几人萌生了一个疯狂念头，花钱雇人除掉吕平，彻底消除所有人的心头大患。
主意定下后，现实难题摆在面前，雇凶杀人需要钱，他们三人家境普通拿不出大额酬金。
于是他们开始在村里四处联络，游说那些同样被吕平欺压、心怀不满的村民，最终确定有五名村民共同出钱集资，凑齐一笔雇凶的报酬。
在那个封闭的乡土环境，这件事渐渐在私下扩散开来，村里有数百村民或多或少听闻了这个计划。
有的人选择出钱，有的人虽然没有出资，但内心同样对吕平充满怨气，他们选择默许、沉默，不向公安机关举报，在部分村民扭曲的认知当中，除掉吕平，是为全村除去祸害。
资金筹备到位之后，周江等人找到两名外地社会闲散人员唐某与白某，许诺酬金，让二人动手杀人。
2001年8月2日，凶手按照计划潜伏在吕平回家的必经之路，制造了这起血腥命案，行凶完毕之后，两名凶手拿着钱迅速逃离本地。
案件发生后，参与谋划、出资的人订立攻守同盟，所有人守口如瓶，数百知情村民集体沉默，没有任何人向警方吐露线索。
缺少人证物证，案件陷入僵局，只能暂时归档封存，成为一桩悬案，岁月流转，一晃十四年过去。
2015年，太平村发生一起普通酒后打架斗殴警情，民警处理纠纷时，醉酒的周江口无遮拦，借着酒劲和旁人吹嘘，吐露了当年参与雇凶杀害吕平的部分细节，被旁人悄悄记下，这条埋藏十多年的线索终于浮出水面。
公安机关高度重视，立刻重启吕平被杀旧案，开展秘密侦查，在掌握大量间接证据之后，警方陆续将周江、锁子、王老四等核心谋划人员，以及五名出资集资的村民抓捕归案。
在审讯攻势面前，当年参与案件的人员心理防线崩溃，完整供述了当年集资雇凶杀人的全部经过。
顺着口供线索，逃亡十余年的两名行凶杀手，也被警方抓捕归案，一桩尘封十四载的集体杀人案，终于全部告破。
案件进入庭审阶段，案情让法庭为之震撼，三名主谋策划阴谋，五名村民出钱集资，数百村民知情却集体沉默，乡土社会的集体怨恨，最终演变成一场践踏法律的血腥犯罪。
法庭审理认为，即便吕平在担任村主任期间行事霸道，和村民存在诸多矛盾纠纷，但任何人都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
村民遭受不公待遇应当依靠举报、信访、法律途径维护权益，而不是私下集资雇凶，动用私刑夺取性命，这种以暴制暴的行为，本身就是严重刑事犯罪。
最终法院根据每个人在案件当中扮演的角色、参与程度，分别对谋划者、出资者、直接行凶者判处重刑，涉案人员纷纷领刑，为这场疯狂的集体犯罪付出沉重代价。
乡土社会之中，基层矛盾如果长期得不到疏导化解，怨恨不断累积，就容易滋生极端想法。
很多村民抱着“为民除害”的朴素想法，漠视法律底线，以为集体参与就可以逃脱罪责。
法律面前没有所谓的“众怒难犯”，无论多少人参与，杀人犯罪的性质不会改变。
数百村民集体知情却集体沉默更是值得深思熟虑沉默看似没有动手，实际上变相纵容了恶性犯罪，当正义的诉求找不到合法出口，私刑就会悄悄占领乡村的角落。
乡村治理，既要约束基层掌权者的权力，也要给普通百姓提供畅通维权渠道，只有矛盾被看见、被化解，这样惨烈的悲剧才不会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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