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年暴雨夜，我借宿独居大姐茅屋，深夜她按住我的肩：别点灯！
小罗看世界
别点灯
1977年暴雨夜，我借宿独居大姐茅屋，深夜她按住我的肩：别点灯！
屋外电闪雷鸣，像要把天撕开一道口子。
我浑身湿透，缩在墙角，看着眼前这个脸色惨白的女人。
她一双眼睛死死盯着窗户，仿佛外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别出声，”她的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它在听。”
雨是从傍晚开始下的。
天阴了一整个下午，铅灰色的云层压得极低，像一块吸饱了脏水的棉絮，沉甸甸地悬在头顶。我挑着两箩筐山货从鹰嘴崖下来的时候，第一滴雨正好砸在额头，冰凉，带着一股子土腥味。不到半袋烟的工夫，雨势就大得吓人了，白茫茫一片，把整座山都罩在里头，山路瞬间变成一道泥浆翻滚的溪流。
家在三十里外的柳溪村，按我的脚程，平时也就两个钟头的事。可这雨来得太急太猛，天又黑得早，山路湿滑，两旁是深不见底的沟壑，一个失足就是万劫不复。我咬着牙又往前赶了三四里地，雨水糊住眼睛，每一步都像踩在油上。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早就湿透了，紧紧贴着肉，又冷又沉。箩筐里的山货吸了水，压在肩上像两座小山。
不行，再这么走下去，不等摔死，先得冻死。
我抹了一把脸，借着闪电惨白的光，努力辨认着四周。这里是黑松岭，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平时白天都少有人走。正绝望的时候，又一记闪电劈下来，把天地照得雪亮，我似乎看见前面山坳里有一点黑黢黢的轮廓，像是屋顶。
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往那个方向赶。那是一条岔开的小径，平日掩在荒草里，此刻被雨水冲刷成一条湍急的水沟。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终于，那轮廓清晰起来——是一间茅屋，矮塌塌的，墙是黄泥夯的，屋顶苫着厚厚的茅草，孤零零地缩在山坳里，像一只被遗弃的窝棚。
在这样人迹罕至的地方，居然住着人。
我犹豫了一下，但身后雨幕如铁，没有退路。我走到门前，那门是几块破木板拼的，缝隙里透着一点微弱的暖黄光。这光在漫天雨夜里，太诱人了。
我抬手敲门，声音被雨声吞没。又用力拍了几下，喊了几声“有人吗”，声音嘶哑，被风撕碎。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
一张女人的脸出现在门后，半明半暗。
她约莫四十来岁，也可能更年轻些，只是风吹日晒的，皮肤粗糙，眼角有了细密的纹路。一双眼睛很大，黑沉沉的，像两口深井，此刻正警惕地看着我。
“大姐，我是过路的，去柳溪村，这雨太大了，走不了了，想在您这儿避避雨，行个方便。”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诚恳。
她没说话，目光在我身上扫了几个来回，又看了看我身后挑着的箩筐。沉默像屋外的雨一样压下来。
就在我以为她要拒绝的时候，她默默把门打开了半扇，侧了侧身。
我千恩万谢地进了屋。一股潮湿的霉味和柴火的烟气混在一起，扑鼻而来。屋子不大，中间一个泥砌的火塘，几根劈柴正燃着，火光跳跃，是这寒夜里唯一的热气来源。靠墙一张木板床，铺着发黑的草席，床边一个粗糙的木头箱子，上面放着一盏没点的油灯。屋角堆着些干柴和几个坛坛罐罐，墙上挂着一件蓑衣，一顶斗笠，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干草，整个屋子简陋得近乎原始。
“把衣裳脱了，烤烤。”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听不出什么情绪，转身从一口锅里舀了碗热水递给我。
我接过碗，忙不迭地道谢。脱下湿透的外衣，只穿着条短裤，坐在火塘边。她背对着我，在木箱旁边窸窸窣窣地忙活什么，过了一会儿，递过来一条粗布帕子：“擦擦头发。”
我照做了。她的目光一直没怎么落在我身上，只是沉默地看着火塘，或者不时侧耳听一听屋外的动静。火光照着她的侧脸，颧骨有些高，嘴唇紧紧抿着，显得固执而孤独。
屋子渐渐暖起来，湿衣服放在火边烤着，冒出白色的水汽。我喝了热水，身上有了些力气，从箩筐里摸出几个卖相不好的山梨，放在她脚边：“大姐，也没啥好东西，这几个梨子，尝尝鲜。”
她看了一眼，没拒绝，只是把其中一个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那梨子被雨水泡得有点发皱，像老人脸上的褶子。
“就你一个人住这儿？”我试探着问。
她“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这地方……挺偏的。”我环顾四周，家徒四壁，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更别提镜子、暖水瓶这些平常物什了。
她没接话，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雨小了你就走。”
我愣了一下，忙点头：“天亮就走，天亮就走。”
她似乎松了口气，开始往火塘里添柴。火更旺了，映得满屋子红光，也映出她眼底深处那一丝始终未曾褪去的警觉。那警觉不像是对我这个陌生男人的提防，更像是对别的什么东西的恐惧。
什么东西呢？我说不上来。
外面的雨势一点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大，风从门板缝隙里钻进来，吹得火苗东倒西歪。雷声也近了，一个接一个在头顶炸开，震得茅屋似乎都在微微颤抖。有几次，闪电几乎是贴着窗户划过，把外面照得一片惨白，那些被风雨蹂躏的树影，像无数疯狂舞动的手臂，投在窗纸上，张牙舞爪。
每到这个时候，她的身体都会不自觉地绷紧，呼吸变得又轻又缓，像是在极力压抑着什么。她不时地走到门边，从门缝里往外窥视，又迅速缩回来。
“大姐，你是不是怕打雷？”我试图缓解一下这压抑的气氛。
她回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最终只是摇了摇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不是打雷。”
那是什么？我还想再问，她却已经转过了身，面向着窗户，整个人像一尊石像，一动不动。
火塘里的柴火“噼啪”响了一声，溅出几点火星。我的困意渐渐上来，眼皮越来越重。连日赶路的疲惫，加上这一晚的惊魂，我靠在墙上，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一阵极轻微的响动惊醒。
是她的脚步声。
我睁开眼，没有动。借着火塘将熄未熄的微光，我看见她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窗户边，侧着身子，把耳朵贴在窗棂上，像是在听外面的动静。她的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都泛白了。
外面的雨声似乎小了一些，风声却更紧了，像有人在呜呜地哭。除了风雨声，我还听见一种很奇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若有若无，像是……有人在叫喊，又像是野兽的呜咽。断断续续，被风吹得支离破碎。
那声音让我后颈的汗毛都立起来了。
就在这时，一道极其猛烈的闪电劈下，亮如白昼。在那一瞬间，我看见窗外不远处的树林边，似乎有个影子，黑乎乎的，像个人形，又不太像。那影子一晃就没了，快得让我以为是自己眼花。
她的身体猛地一颤，迅速离开了窗户，几步走到我面前，蹲了下来。黑暗中，她的脸离我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混合着柴草和雨水的气味，还有她急促温热的呼吸。
她伸出手，按住了我的肩膀。
那手很瘦，很有力，指甲几乎掐进了我的肉里。
“别点灯！”她的声音压得极低，急促而颤抖，热气喷在我耳边。
我整个人瞬间清醒了，心脏在胸腔里狂跳。
“别出声，”她的另一只手也抓住了我的胳膊，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吓人，死死盯着窗户的方向，“它在听。”
我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出。屋外的风声、雨声、雷声混杂在一起，像一首荒诞可怖的交响乐。在她按住我肩膀的这一刻，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
那个声音更近了。
就在门外。
是脚步声，光着脚踩在泥水里的声音，啪嗒，啪嗒。很慢，很重，绕着茅屋，一圈，又一圈。
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又像是，在等我们出去。
我的血都凉了。我看向她，她也正看着我。在那一瞬间，我从她脸上看到了很多——恐惧，绝望，还有某种我无法理解的、近乎麻木的认命。
她慢慢地，慢慢地松开了我的肩膀，指尖划过我的皮肤，留下一阵冰冷的触感。然后，她坐回我身边，把身体缩成一团，脸埋进膝盖里，肩膀在微微颤抖。
那脚步声就在这样的静默里，持续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它永远不会停。
它停了。
就在我几乎要被那脚步声逼疯的时候，它停了。停在门口，就隔着一层破木板。我甚至能听见它的呼吸，粗重，带着哨音，像一头喉咙里卡着痰的老牛。那呼吸声贴着门缝往里挤，混着雨水的腥气，一点点漫进屋子。
我不敢动。她也不敢动。火塘里的最后一点火光“扑”地灭了，屋子里陷入完全的黑暗。黑暗中，我感觉她的手又伸了过来，握住了我的手腕。那手冰凉，湿冷，像从水里捞出来的。
然后，门外响起了声音。
不是说话，也不是吼叫。是一种摩擦声，像有什么东西在门上慢慢地蹭，从头蹭到尾，从尾蹭到头。指甲划过木板，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嘎”声。它在挠门。
一下。两下。三下。
每一下都像挠在我的心尖上。
她的手握得更紧了，指甲嵌进我的皮肉里，我疼得差点叫出来，但忍住了。我在心里疯狂地回想这附近有什么野兽。黑熊？野猪？不对，黑熊走路不是这个声，野猪更不是。而且这声音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怪，怪得让人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那声音突然停止了。随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从门外传来，像一个人站在雨里，对着这间茅屋，无可奈何地叹了最后一口气。
脚步声又响起了。这次是往远处去，啪嗒，啪嗒，渐渐被雨声吞没。
我浑身瘫软，这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汗，里衣都湿透了。她的呼吸也慢慢平复下来，松开了我的手，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在黑暗中听来，如释重负。
不知过了多久，雨势终于小了，从倾盆变成淅沥。天边透出一点灰白的光，透过窗纸，把这间小小的茅屋从黑暗中打捞出来。我这才看清她的脸，白得没有一丝血色，额角有细密的汗珠，嘴唇发紫。
“那是什么？”我开口，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
她没有回答，只是撑着墙站起来，走到门口，从门缝里往外看了很久，才慢慢把门打开一条缝。晨光混着雨后潮湿的空气涌进来，清冽得让人精神一振。
外面什么都没有。门口一片泥泞，积着几个深深浅浅的水洼。她门前本有一块青石板，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石板上什么痕迹也没有，仿佛昨晚的一切只是我们共同的幻觉。
但我知道那不是。
她站在门口，背对着我，肩膀瘦削而僵硬。半晌，她蹲下身，从门边抓起一把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丢开。那个动作很轻，很自然，像做过千百遍一样。
“大姐，你昨晚说它在听，它是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她回过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让我后面的话全堵在嗓子眼里。那是一种混合着疲倦、悲凉和某种决绝的神色，像一个人守了半辈子的秘密，终于累了，但又不甘心就这样说出来。
“过路的，你该走了。”她只是这样说，声音平静得可怕，像昨夜那个按住我肩膀的女人从来不曾存在过。
我看了一眼窗外，天已经大亮了，雨也基本上停了。山路虽然还湿滑，但小心着走，应该能过去。我确实该走了。
我把半干的衣服穿上，还有几分潮气，但比昨夜强多了。我把箩筐收拾好，挑在肩上，走到门口，又回头看她。她站在屋里，逆着光，看不清表情。
“大姐，昨夜多谢你收留。”我顿了顿，从怀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那是卖山货攒下的零钱，不多，但也不少，“这点钱，你收着。”
她看都没看，转身走到床边，从木箱里摸出一样东西，塞进我手里。我低头一看，是一把桐油纸伞，黄色的伞面已经有些褪色，骨架却很结实。
“带着，路上兴许还要下。”她说。
我没再推辞，把伞夹在腋下，走了出去。走出十几步远，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像一株长在那里的瘦竹。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样子。
山路比我预想的还要难走。泥浆裹着碎石，一踩一个滑。我拄着一根从路边捡来的树枝，艰难地往前走。走到一个拐弯处，我鬼使神差地又回头看了一眼。茅屋已经小了，缩在山坳里，像一粒泥丸。但我看见她还在门口，变成了一个极小的黑点。
那个黑点一直在我心里，很多年都没有散去。
回到柳溪村已经是晌午。我娘见我回来，又是高兴又是后怕，一边给我热饭一边数落我不该赶夜路。我饿得前胸贴后背，扒拉了两碗饭，才把昨夜的事跟我爹讲了。
我爹是村里打猎的老手，山上的事懂得多。他听完，脸色变了几变，放下烟杆，问：“你说的是黑松岭西边那个山坳？”
我点头。
我爹沉默了好一阵，才说：“那屋里住的是赵四娘。”
“赵四娘？”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你年轻，不知道。她男人叫赵老四，以前是个猎户，手艺不错，就是脾气暴。六几年的时候，赵老四进山打猎，再没出来。有人说让熊瞎子拍了，有人说摔崖底下去了。她一个人在山上住了十几年了。”
“那昨晚门外的东西……”
我爹脸色更沉了，摆摆手：“别问了。那山坳邪性，以后别往那边走。”
我还想再问，我爹已经起身出去了。我娘在旁边给我使眼色，让我别追着问。
但有些事，你越是不让我问，它越是在心里扎根。
日子照旧过。挑山货，赶集，换钱，买米买盐。可白天还好，一到夜里，尤其是下雨的夜里，我就想起那间茅屋，想起那个叫赵四娘的女人按住我肩膀时的眼神，想起那扇门外沉重的脚步声和那声莫名其妙的叹息。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那间茅屋里藏着什么事，一件比野兽更可怕的事。
过了不到半个月，又下了场雨。
不大，但淅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天。我坐在屋里补箩筐，心里却像猫抓一样。我娘看出我心神不宁，以为我病了，还熬了碗姜汤给我灌下去。我没敢说，我想去黑松岭。
我想去见赵四娘。
倒不是别的，就是放不下。一个独居的女人，在那样的荒山野岭，被什么东西夜夜惊扰，我不去看看，心里过不去。何况她还给过我一把伞，救过我的命。
第二天天晴了，我跟家里说去鹰嘴崖那边看看山货，带了点干粮和一条我娘腌的腊肉，走了另一条路，绕道去了黑松岭。
路不好找，我几乎走了三四个钟头才找到那个山坳。远远地看见那间茅屋，屋顶的茅草被雨洗过，黑亮亮的。烟囱里没有烟，静悄悄的，像没人住一样。
我走到门口，轻轻敲了敲门。没人应。我又敲了几声，喊了声“赵四娘”，还是没人。
门没锁，虚掩着。我犹豫了一下，推门进去。
屋里和我上次来时差不多，只是更暗更潮。火塘里的灰烬早已凉透，旁边堆着几根没烧完的柴。她的床铺叠得整整齐齐，那口木箱上，油灯还在。
人不在。
我在屋里等了一会儿，又出来在附近找。房前屋后转了一圈，没见人影。奇怪的是，屋后有一小块平地，翻过土，种着几畦菜。菜长得稀稀拉拉，但还活着。旁边有个用石头垒成的简易鸡圈，里面空着，地上有些旧鸡粪。
她应该还住在这里，只是暂时出去了。
我不好久等，把腊肉和干粮放在木箱上，准备走。走到门口，鬼使神差地，我又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眼，让我发现了一样东西。
在窗户旁边的土墙上，有一些划痕。
不是随手划的，是一道一道，刻得很深，很有规律。我凑近了看，像是什么东西用指甲或石子刻出来的。横七竖八，密密麻麻，布满了那面墙的一角。
起初我以为是什么记号，看着看着，我发现那些划痕像字。
准确地说，像“正”字。
她在记数。记什么数？
我的后颈又泛起那种熟悉的凉意。我没有再逗留，匆匆离开了茅屋，沿着来路往回走。走到山坳入口的地方，我回头张望，忽然看见对面山坡上，有个人影在往下走。
是赵四娘。
她背着一捆柴，从山坡上缓缓下来，像背着一座山。她似乎看见了我，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走。我站在原地等她走近。
她走到我面前，把柴捆往地上一放，喘了口气，抬头看我，目光平静。
“你来干什么？”
“来看看你。”我把腊肉和干粮的事说了，她没说话，只是看着远处，不知在想什么。
过了一会儿，她说：“屋里坐吧。”
我跟着她回了屋。她把柴放下，生了火，烧了壶水。火光重新照亮这个家徒四壁的屋子，一切都没有变，变的只是墙角那密密麻麻的“正”字。我看清了，那些“正”字不止一两个，而是一大片，从墙根一直刻到窗户上方，少说也有上百个。有的旧了，被烟熏得发黑，有的还很新，木屑都还挂在旁边。
“赵四娘，”我斟酌着开口，“你这墙上刻的是什么？”
她往火里添了根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打算回答。火苗跳动，把她的影子拉长，投在对面墙上，像一个巨大而沉默的鬼魅。
“天数。”她终于开口了。
“什么天数？”
她又沉默了。这次更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伸出手指，在最左边一个已经几乎被磨平的旧痕上摸了一下，说：“从老四没回来那天算起。”
她转过身，看着我，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里有一团火，像是这十多年的孤独和恐惧攒成的。
“你是不是想问，那天晚上门外是什么？”
我点头。
她走回火塘边坐下，离我很近，近得我能看见她鬓角的白发和眼下的乌青。她看着火，声音很轻，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那是老四。”
我的头皮炸了一下。
“你男人？他不是……”
“死了。”她接过我的话，嘴角牵动了一下，那个表情说不上是笑还是哭，“对，死了。所有人都说死了。可他还回来。”
我看着她，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人。那几年山里野兽多，也有野人出没的传言。夜里听见动静，我怕是贼，就拿着砍柴刀躲在门后。后来有一回，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他的脸。”她闭上眼睛，“还是那个样子。就是衣裳烂了，身上全是泥。站在雨里，盯着这房子看。我喊他，他没应。我出去，他就往林子里跑，跑得飞快，人哪能跑那么快？”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梦呓。
“后来我学乖了，不喊，也不出门。他就在外面转，绕着这房子走。有时候挠门，有时候叹气，有时候蹲在窗户底下，一蹲就是半宿。天亮就没了。”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
“他不进来。只要我不开门，不点灯，他就不进来。”
我喉头发紧，像有团棉花堵着：“他……想干什么？”
她摇了摇头。
“不知道。也许是想回来。也许，是怪我。”
“怪你什么？”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骨节粗大的手，手指无意识地绞在一起。火光照着她脸上深刻的纹路，那是一个女人被岁月和恐惧反复打磨过的痕迹。
“那天，我不该让他出门。”
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像风中的烛火。
“那天也下着雨，跟你在的那天一样大。他非要去山上看看套子。我劝他别去，说雨太大了。他不听，嫌我啰嗦，摔门就走了。”
她停了停，喉咙里像哽着什么东西。
“他再没回来。”
雨声又起。这一次，是在屋外。这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天又阴了，不多时，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在屋顶的茅草上，奏起一片密集的响。
赵四娘站起身，走到门口，把门栓插好。又把窗户的栓子紧了紧。她做这些的时候，动作熟练而麻木，像每天都要重复的功课。
“你怎么不搬走？”我问。
她回过头看我，眼神诧异，像我问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问题。
“搬哪儿去？这是我的家。”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
雨越下越大，天也暗了下来。我知道，今晚又走不了了。
赵四娘似乎也明白，她从墙角抱来一床薄被，铺在离火塘稍远的地方，自己坐到了床上，靠着墙，目光穿过狭窄的窗户，投向外面雨幕中那片黑黢黢的树林。
“睡吧。”她对我说，声音平淡，“雨不停，你是回不去的。夜里要是听见什么，别出声，别点灯。”
顿了顿，她又补了一句。
“就当那是风。”
我躺在那床薄被上，哪里睡得着。
火塘里的柴火燃着，光映在屋顶的茅草上，明灭不定。屋外的雨又下大了，打在窗纸上啪啪作响，像无数只手在拍打。风声在山谷里呼啸，时远时近，时而像牛叫，时而像人哭。
赵四娘靠在床头，闭着眼，但我看得出她没睡。她的呼吸虽然平稳，手指却始终攥着被角，指节泛白。这种动作像是刻进她骨子里的习惯，已经不需要意识去支配了。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那些“正”字在火光中忽明忽暗，像一片密林，每一笔都是一个黑夜。我试图想象这十几年她是怎么过来的。一个孤身女人，住在深山老林，每一场雨都意味着一次折磨。她不能睡死，不能点灯，甚至不能发出声响，为的是不让门外那个东西进来。
可那个东西，曾经是她男人。
我浑浑噩噩地半睡半醒，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感觉到一阵凉意。不是风，是某种存在感，从窗户外面渗透进来，像冰水一样慢慢灌满整间屋子。
我睁开眼。
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火塘熄了，连最后一点红光都没了。一定是深夜了。雨还在下，但已经小了许多，变成了绵绵的雨雾，空气中充满潮湿的寒意。
我听见了。
脚步声。
不在门口，不在窗下。是在屋顶。
啪嗒。啪嗒。啪嗒。
缓慢的，有节奏的，像是有人光着脚在茅草屋顶上来回走。那声音从屋前走到屋后，又从屋后走到屋前，来来回回，不知疲倦。茅草被踩得塌陷下去，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听得人头皮发紧。
我想起身，黑暗中一只手伸过来，按住了我的胸口。是赵四娘。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床，蹲在了我身边，像一只警觉的猫。
“别动。”她的声音细如游丝，贴着我耳朵响起。
我僵住了，连呼吸都放轻了。头顶上的脚步声还在继续，一步，一步，踩在茅草上，发出沉闷而黏腻的声响。那声音的节奏很奇怪，不快不慢，每一步之间的间隔都相等，像某种古老的仪式。
然后我听见了另一个声音。
是在屋内。
东面的墙角，靠近木箱的地方，传来了轻微的刮擦声。像有什么东西从墙外面伸进来，指甲划过土墙，一下一下地刮着。我猛地想起墙上那些“正”字，想起赵四娘刻那些字时的画面。难道那些字不是她刻的？难道那些字是外头那个东西每夜从墙外面刮出来的？
不，不对。那些划痕在内墙上，不是外墙。
我的脑子乱成一团，所有的声响在黑暗中交织，屋顶的脚步声，墙角的刮擦声，还有赵四娘压得极低的呼吸声。每一种声音都让我的神经绷得更紧，仿佛随时会断裂。
然后，刮擦声停止了。
屋顶的脚步声也停了。
世界像死了一样安静。只有雨丝还在飘洒，落在树叶上，发出碎碎的响。
接着，我听见了一声叹息。
从窗户外面传来，那么近，近得就像有人把脸贴在窗纸上，对着屋里吐气。那叹息又长又缓，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意味，像是懊悔，又像是某种深沉的满足。
赵四娘的手按在我胸口，微微颤抖。我能感觉到她的恐惧，像电流一样通过她的掌心传遍我全身。
那叹息又响了一次。这一次更长了，尾音拖得很远，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带着一丝哽咽的意味。然后，窗纸上出现了两个黑点。
是手指头按在窗纸上的影子。
就在我正对着的方向。
我的血液在那一刻像是凝固了。窗纸很薄，是那种用米浆糊上去的粗糙草纸，经年累月，已经有些发黄破损。透过那两个黑点，我甚至能看见那两根手指的轮廓，细长，骨节分明，像枯树枝。
它们就那样按在窗纸上，一动不动。
赵四娘的手从我胸口移开了。我听见她极轻地起身，极轻地向窗户走去。我想拉她，却只抓住了空气。
她走到窗前，与那两根手指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纸。然后，我听见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在哄一个孩子。
“老四，回去吧。”
那两根手指顿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慢慢地从窗纸上滑下去，像一个人无声地滑落在窗下。
接着，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什么东西在窗根下缩成一团，不动了。
赵四娘站在窗前，很久没有动。我借着从窗纸透进来的极微弱的天光，看见她慢慢地伸出手，把自己的手掌覆在窗纸上，覆在那两根手指刚才停留过的位置。
“我知道是你。”她的声音在颤抖，但拼命压着，像是怕自己哭出来，“我知道你想回家。”
窗外的雨声如泣如诉。那缩在窗根下的东西没有回应，但我似乎听见了更低的、压抑的呜咽声，像受伤的野兽在舔自己的伤口。
“可你已经不在了，老四。”她的声音终于带上了哭腔，那是一个女人憋了十几年的眼泪，在这样一个被恐惧浸泡的深夜，终于决堤了，“你不在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她贴着窗户，身体慢慢滑下去，蹲在地上，肩膀剧烈地抖动着。那呜咽声从窗外飘进来，和她压抑的哭声交织在一起，一内一外，一阴一阳，像一出荒诞而悲伤的对答。
我躺在薄被上，一动不敢动，眼眶却热得厉害。我忽然觉得，这间简陋的茅屋里，没有什么可怕的妖魔鬼怪，只有一个被困在原地的女人，和一个走不远的男人。
他们谁都没有办法放过谁。
不知过了多久，窗外的呜咽声渐渐远去，消失在雨幕深处。赵四娘的哭声也停了，只是久久地坐在窗前的地上，像一尊风干的泥像。
我起身，走到她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把手放在她肩上。她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天快亮了。”
我看向窗外。天边确实透出了一线灰白，像一只半闭的眼睛。
天亮之后，我走了。
临走前，我帮她修了修门板，又去砍了几捆柴，码在屋檐下。她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条旧布，在擦拭那把桐油纸伞。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淡淡的，落在她身上，像给她镀了一层薄薄的暖色。
“赵四娘，你想没想过，找个人来看看这房子？”我斟酌着措辞，“附近村里有会看事的先生，请来瞧瞧，也许能……”
“瞧过了。”她打断我，语气平静，“那些年，和尚、道士、神婆，能请的都请过了。没用。”
她抬起头看我，笑了笑。那笑容疲倦而坦然，像一个人早就接受了命运给她的一切，再没有力气去挣扎。
“他们都说，是执念。他的魂走不了，我就陪着他呗。等他什么时候想走了，自然会走。”
我沉默了片刻，问出了一个一直压在心底的问题：“那天晚上，你说它在听。它是听得懂人话的，对不对？”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只是低头继续擦伞。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他什么都知道。就是回不来了。”
我走了。这一次，她没有送我。
我沿着山路离开，走到一半，回头看去，茅屋还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卧在山坳里。她仍旧坐在门槛上，像一幅描摹旧时光的画。
我终究没有再回去。
后来几年，我忙于生计，娶妻生子，日子像山间的溪水，匆忙而平淡。偶尔下雨的夜晚，我会想起黑松岭，想起那间茅屋，想起赵四娘和那个在屋顶上走来走去的男人。可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连我妻子也没有。那些事太过荒诞，说出去怕人当作疯子。
再后来，我听说黑松岭那一带修了公路，附近的零散住户都被迁了下来。我托人打听赵四娘的下落，有人说她搬走了，住在乡里敬老院里。我问了几次，最后找到那家敬老院。
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敬老院不大，院子里晒着十几床花布被子，几个老人在墙根下晒太阳。我在人群中找了很久，没有看见她。
院长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听我说明来意后，神情微微一变。
“赵四娘？去年就走了。”
我愣了一下：“走了？去哪了？”
院长叹了口气，用手指了指远处的山。
“下大雨，非要往山上跑。谁也拦不住。等雨停了，人在黑松岭的旧屋跟前找到了。坐在门槛上，人已经没气了。脸上还带着笑。”
我站在敬老院的院子里，很久没有说话。冬日的阳光淡淡地照着，没有温度。
“她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院长想了想，说：“听照顾她的小刘讲，那阵子她老说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说。”
“什么话？”
“她说，灯灭了，人该回家了。”
我转身望向那座山。山影沉默，像一道永远跨不过去的屏障。她终究还是回去了，回到了那间茅屋，回到了那个男人的身边。或者说，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坐在阳台上，城市里的雨要下不下，空气沉闷得像在憋着某种情绪。我抽完一整包烟，在烟雾里仿佛又看见了那间茅屋，那面刻满“正”字的土墙，和那个在暴雨夜里按住我肩膀的女人。
她眼里的恐惧早已没有了。现在回想起来，只剩下一样东西。
爱。
爱到骨子里，就成了执念。执念到死都不肯放下，便成了那山间夜夜徘徊的脚步声。
我常常想，赵四娘最后坐在门槛上合上眼的那一刻，心里是怕还是盼。也许都不是。也许她只是在等一个结果，等了几十年，终于等到了。她脸上带着笑，那笑的意思我很多年后才琢磨明白。那是解脱。
可我知道，故事到这儿，远没有结束。
因为在我自己的日子里，有一样东西始终跟着我，甩不掉。是那把桐油纸伞。
从黑松岭下来后，我把伞带回柳溪村，挂在自家堂屋的门后。我娘问过几回，我说是路上买的。后来我结了婚，搬到镇上，那伞也被我带着，挂在杂货间的墙上。妻子收拾屋子时见过，问我留着一把破伞做什么，我没细说，只说是个念想。她便不再问了。
那把伞一直很安静。安静得像是从来不曾从那个雨夜出来，不曾被那个瘦削的女人拿在手里，在清晨的门口递给我。
直到去年清明。
我带着妻儿回柳溪村上坟。那天天气不错，阳光明媚，山里的油菜花开得铺天盖地。上完坟，我突然起了个念头，想去黑松岭看看。这个念头来得很突然，像是脑子里有根线被人猛拽了一下。
我把妻儿安顿在老家，独自一个人上了山。
公路已经修到了半山腰，我坐了一段三轮车，剩下的路步行。这些年退耕还林，山上的草木比从前更加茂密，那条蜿蜒的小径早就没了踪影。我凭着记忆，在荒草和灌木中摸索着前进。走了差不多两个钟头，竟然真的找到了那个山坳。
茅屋还在。
比从前更破了。屋顶的茅草塌了大半，露出里面发黑的椽条。土墙裂了几道大口子，像干涸的土地上张开的嘴。门窗都歪了，门板半坠在门框上，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驼着背。门前的青石板还在，被落叶和泥垢埋了大半，只露出一小角光滑的石面。
我站在门口，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野草长到了齐腰高，把整个屋子团团围住，密不透风。我拨开草丛走进去，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门。门轴发出一声悠长的呻吟，像是一声叹息。
屋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破败。火塘还在，土墙上的“正”字还在，只是被雨水侵蚀得更加模糊了，像一片即将消失的密码。那些字不再有从前的锐利，笔画边缘都钝了，像被时间磨平了一切。
我站在那里，想起第一次来时的情景，想起她蹲在火塘边添柴的样子，想起她按住我肩膀时那惊恐而决绝的眼神。所有的细节都清晰得如同昨日，就连那股柴火和霉味混杂的气味，都还残存在这破败的屋子里，若有若无。
我在屋里站了很久，说不清自己在等什么。等一个人从门外走进来，像从前一样背着一捆柴，说一声“你来干什么”？还是等别的什么？
什么都没有。只有风从墙缝里穿过，发出呜呜的响。
我转身准备走，眼角忽然扫到一样东西。在木箱原来的位置旁边，有一个小土堆，像是什么人堆起来的。土堆不大，只有拳头高，上面已经长满了青苔。我蹲下身，发现那不是土堆，而是一个用泥巴糊成的台子，里面嵌着一样东西。
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铁皮盒子，锈迹斑斑。
我把它抠出来，费了些力气才打开。里面是一张纸，叠得方方正正，纸质发黄发脆，边缘都糟烂了。我小心翼翼地展开，上面写着字，是用烧过的木炭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能认出来。
“过路的，你要看见这张纸，替我谢一个人。那年你带了把伞来，又带了些吃的。我没什么可给你的。这屋里东西你看着拿。我就是想跟人说一句，老四人好。他不坏的。”
我读了好几遍，把每个字都嚼碎了。到最后一句“他不坏的”三个字，字迹明显更重，像是写的人反复描了好几次，把木炭都按断了。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她到最后，都在替那个男人说话。那个在雨夜里绕着她屋子转圈、挠门、叹息的男人，那个死了几十年还不肯安生的男人，她怕了他半辈子，守了他半辈子，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唯一一句话，是替他说一句：他不坏的。
我那天把铁皮盒子带下了山。那张纸我夹在一个硬壳笔记本里，锁进了抽屉。有时候半夜睡不着，我会拿出来看。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像一把钝刀，轻轻地割着我的心。
有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从黑松岭回来之后，我开始做梦。
每隔一段时间就梦一回，来来回回都是同一个梦。梦里是那间茅屋，雨下得很大，我站在门外，浑身湿透。门开了一条缝，赵四娘在里面看着我。她问我，你怎么又来了。我说我来看看你。她说，你不该来。然后她把我往门里拉，我进去了，门在身后轰然关上。屋里很黑，她按着我的肩，说了那三个字。
别点灯。
然后我就醒了。每次醒来都是一身冷汗。
妻子说我夜惊，要拉着我去看医生。我没去。我知道这不是病，是有的东西在脑子里扎了根，拔不掉了。可我没想到，这梦会变成别的东西。
那是在今年夏天，雨水特别多。有一天夜里下暴雨，电闪雷鸣，跟那年我借宿赵四娘家的夜晚几乎一模一样。我睡到半夜醒了，迷迷糊糊间，听见阳台上有什么声音。我家住在三楼，阳台外没有树，也没有邻居的猫。那声音很轻，啪嗒啪嗒，像是什么东西在阳台地砖上来回走。
我坐起来，借着窗外闪电的亮光，看见阳台的推拉门外面，似乎有一个黑糊糊的影子。
我推醒妻子，她看了半天，说什么都没看见。那影子确实在我眨眼之间就消失了。但那天之后，我家的阳台就经常在夜里出现那种声音。我白天检查了无数遍，什么都没有。我甚至装了个监控，想拍到些什么，但每到夜里，监控总会莫名其妙地黑屏，等天亮又恢复正常。
妻子开始害怕了。她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偌大的房子只剩我一个人。我不害怕，只是觉得疲倦。我隐约知道那是什么，或者说，我在往那个方向猜测。
有一天傍晚，我把那把桐油纸伞从杂货间拿出来。伞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伞骨断了几根，伞面有好几个破洞。我把它放在阳台的地上，对着外面的暮色，低声说了一句话。
“赵四娘，我这里没有你的家。你回去吧。”
那一夜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暴雨后初晴的夜，安静得能听见远处池塘里的蛙鸣。
我坐在阳台上抽了半宿烟。天快亮的时候，我拿起那把伞，走到楼下的垃圾池，把它放了进去。我没有点火烧它，也没有舍不得。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那个雨夜，它从赵四娘手里递到我手里，把一个人对另一个陌生人的善意传了过来。现在，它该歇着了。
垃圾池里散发着腐败的气味。我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把伞躺在垃圾堆里，黄伞面在晨光里显得格外扎眼，像一朵开败了的花。
我忽然就哭了。蹲在路边，哭得像个孩子。过路的人回头看我，像是看一个疯子。我不管。那些压抑了许多年的东西，那些从黑松岭带下来的东西，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不管不顾地往外涌。
我想起赵四娘。想起她在暴雨夜里的脸，想起她蹲在窗下哭泣的样子，想起她写在铁皮盒里的那张纸，想起她坐在敬老院门口望着远山的眼神。
她这一生，不算长，也不算短。可从头到尾，她都在为一个人活着。那个人活着的时候，她为他洗衣做饭、担惊受怕。那个人死了以后，她为他守着那间茅屋，守了几十年，守到油尽灯枯。
她刻了满墙的“正”字，记的是天数。可那些天数里，没有一天是她为自己活的。
我哭完了，擦干眼泪，走回家。那天的阳光很好，和赵四娘最后看见的那个下午一样好。我走在路上，忽然觉得心里轻了许多，像是有什么东西终于放过了我。
后来我再没有做过那个梦。阳台也再没有响过。
我不知道赵四娘的魂到底有没有跟来。也许跟来了，也许没有。也许她一直都在黑松岭，在那个山坳里，和她的老四在一起。也许她已经走了，走得很远很远，远到连梦都追不上。
但我知道一件事。从那以后，每到下雨天，我总会不自觉地看一眼窗外。看雨打在玻璃上的样子，看街上匆匆行走的人影。然后我会想起那个夜晚，那个我浑身湿透的夜晚，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夜晚。
如果那天我没有走进那间茅屋，如果她没有开门，如果我没有在黑暗中听了一整夜那不寻常的脚步声，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但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打开抽屉，拿出那张发黄的纸。纸上的字迹依旧清晰，像刻进去的。我忽然有了一个念头。我找了支笔，在纸的背面写了几行字。写完之后，我把它重新锁进了抽屉。
那几行字是：
“赵四娘，我替你说。老四人好，他不坏的。你们俩，都回家去吧。”
写完这些，我长长地舒了口气。窗外的天蓝得剔透，像一块被洗干净的琉璃。远处的山峦在薄雾中起起伏伏，其中有一座，就是黑松岭。
我望着那里，轻声说了一句。
“灯灭了。该回家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黑松岭。
有些故事，说完了就是说完了，像一条溪流到尽了头，汇入深潭，再没有往前的路。可又总觉得，水面之下还有东西，暗流在看不见的地方涌动。
赵四娘的事，我原以为可以就此放下。然而到了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又想起了那些旧事，并且，这一次牵扯出了一些更早的往事，把我所有的认知都推翻了。
那天，我去县城办事，在车站旁边的小饭馆里吃面。旁边桌坐了两个老汉，一边剥蒜一边聊天。我本没在意，直到其中一个提到了“黑松岭”三个字。
我夹面的筷子停了一下。
另一个老汉问：“黑松岭？就是以前赵老四住的那边？”
“可不是。听说前些年赵四娘也死在那儿了，屋子都塌了半截。你说这俩人，活着的时候没个安生日子，死了倒好，凑一块儿去了。”
“说起赵老四，我跟你讲，当年那事，可透着邪性。”那老汉压低了声音，咂了口酒，语气里带着某种讲古的兴奋。
“你讲讲，我听听。”
“六九年还是七零年？总之是夏天，下大雨，山洪都下来了。赵老四那天非要去下套子，谁都拦不住。他那婆娘，就是赵四娘，劝他别去，还吵了一架，闹得挺凶。邻居都听见了。结果人就这么没了。后来搜山，只在鹰嘴崖下面找到一只鞋。”
“那不是说让山洪冲走了？”
“都这么说。可后来啊，有人说在黑松岭见过他。不是死的，是活的。”
“扯淡。人活着还不回家？”
“我也觉得扯淡。可不止一个人见过。说是在雨夜里，他围着那茅屋转悠，浑身泥浆，脸色白得跟纸一样。走近了喊他，他就往林子里蹿，跟个野人一样。再后来，他自己婆娘也这么说，大家才知道出鬼了。”
“那要这么说，赵四娘这后半辈子可够遭罪的。”
“遭罪？我看她是自己乐意。”
“怎么说？”
那老汉往前凑了凑，声音更低，但店里嘈杂，我并不费力就听得清清楚楚。
“都说赵老四不是自己摔死的。是他婆娘害的。”
我的筷子“啪”一声掉在了桌上。那两人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没看他们，低头把筷子捡起来，继续吃面，耳朵却竖得老高。
“别瞎说，赵四娘那人对老四好得很，全村人都知道。”
“就是好得太过，才可怕。你听没听过，赵老四在外面有个相好的？”
“不能吧，就他那条件，穷得叮当响。”
“穷归穷，可人长得好。听说跟岭下刘家村的一个寡妇，叫什么来着我忘了。被赵四娘发现了，两口子闹得天翻地覆。有人听见赵四娘放狠话，说你敢再去，我弄死你。”
“那不气话嘛。”
“是不是气话，就看结果。没出半个月，赵老四就没了。而且那天出门，就是他俩吵架之后的事。你说巧不巧？”
“照你这么说，那赵老四死了还不回来找他婆娘报仇？”
“对啊！你当那夜夜围着屋子转的是啥？是索命来的。不然他怎么不进去？进去了还能留赵四娘活到今天？那门是挡不住鬼的。她不开门，不点灯，就能把自己藏起来。有讲究的。鬼怕亮，也怕门神。她不点灯，屋里就是黑的，外头那东西就找不着她。”
“那赵四娘怪可怜的。”
“可怜什么？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她这辈子守在黑松岭不走，说是等老四，其实啊，是她自己心里有鬼。真搬了，那东西跟不跟她还两说呢。她不搬，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付了钱，推门出去。
外头冷风一吹，我整个人才从那种透心凉的感觉里缓过来。可那个老汉的话像一群黄蜂，在我脑子里嗡嗡乱转。我在那条街上走了很久，把当年的事一遍遍回想。
赵四娘脸上的确有一种东西，我一直说不上来。现在被那老汉一说，突然有了名字。是愧疚，深不见底的愧疚。她怕那个男人，又等那个男人。她说“他怪我”，我原以为是指怪她没拦住他出门。可如果那老汉说的是真的，那她怕的根本不是他的死亡，而是她和他之间那场无人知晓的、致命的争吵。
我在路边的花坛边坐了很久，想通了另一件事。
那天雨夜，我借宿的夜晚，她在黑暗中按住我的肩膀说“别点灯”的时候，她眼睛里不只有恐惧。她的手指在颤抖，指甲嵌进我的肉里。那种反应，不像是第一次经历，而像是某种预演过无数遍的本能。她在怕，怕的是外面的东西，也许，更怕的是光。
光一亮，她怕那东西看见的，不只是我，还有她藏了半辈子的秘密。
这个念头让我后背一阵阵发寒。
后来几天，我四处打听。刘家村还在，只是当年的那位寡妇早就不在了。有人说她后来嫁到了外地，有人说她也死了。我费了不少周折，找到了一个当年跟赵老四同村的老汉，姓周，如今跟着儿子住在镇上。我跟他说我想了解赵老四的事，他先是摆手，一副不愿多谈的样子。我买了条烟塞给他，他才勉强开了口。
“你问那么多做什么？都过去几十年了。”
“不瞒您说，当年我借宿过赵四娘家，就那个暴雨夜。这些事一直压在心里，想弄个明白。”
周老汉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你倒是有心。不过那两口子的事，村里人知道得也不多。老四这个人吧，话少，脾气急。他婆娘呢，看着温顺，骨子里刚得很，眼里揉不得沙子。俩人没孩子，家里的活全靠赵四娘操持。老四不常在家，满山跑着下套子、挖药材。”
“听说他有个相好的？”我开门见山。
周老汉脸色变了变，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事不光彩。刘家村那寡妇跟老四确实不清不楚过一阵子。赵四娘知不知道，不好说。但有一回，那寡妇找到家里来了，两个女人在院里对骂。老四回来，两头不落好，打那以后，家里就没安生过。”
“后来老四出事之前，俩人又吵了？”
“吵了。那天我在场，本来是要找老四借夹子的。还没进院就听见里面摔东西，他婆娘哭得厉害，老四吼得震天响。我进去拉，还没说两句，老四摔门走了。他婆娘坐在地上，哭了好一阵。我还劝她，让她别多想，说老四就是脾气躁，过两天就好了。她也没应我。结果那天下午，就出事了。”
“那赵老四到底是怎么死的？”
周老汉沉默得更久了，烟抽了半根，才像是下定了决心似地说：“人是活着回来的。”
我脑子里“嗡”了一下：“活着回来的？”
“第二天清早，有人在黑松岭下头看见过他。一身的泥，走路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问他话也不答，眼睛直直的。后来他就往山上走了，再后来，就再没人见过活的。”
“那为什么都说他死了？”
“因为没找到人，又在他家茅屋周围发现了血迹，沿着血印子一直追到鹰嘴崖，崖边有一大滩血，崖下湍急的水潭里漂着一截袖子，是他出门穿的那件衣裳。大家就断定他掉下去了。派了人打捞，没捞着。当时公社报了失踪，后来就按死亡算了。”
我脑中如电光火石般闪过一个画面。赵四娘坐在火塘边，说她“后来有一回，我看见了”，看见了那张脸，衣裳烂了，浑身是泥。
那分明是一个活人的样子。
可如果赵老四没死，他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要在夜里绕着屋子转？为什么赵四娘那么怕他，又那么可怜他？
除非，他真的已经不算活人了。从鹰嘴崖上掉下去的那一刻算起。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周老汉：“赵老四出事那天，是不是也是因为家里的灯？”
周老汉疑惑地看着我：“什么灯？”
“他家里有没有什么跟灯有关的事？”
周老汉想了一会儿，摇摇头，又似乎想起了什么：“灯倒是有这么个事。赵四娘嫁过来的时候，陪嫁里有一盏桐油灯，黄铜的，模样挺好看。老四稀罕得很，天天擦得锃亮。但后来那灯不见了。有人说是老四拿去送人了。赵四娘为这还问过几回，老四死不承认。”
桐油灯。灯不见了。别点灯。
我头皮发麻，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天告别周老汉，我几乎是跑着回家的。那些散落了几十年的碎片，在一瞬间拼成了一幅完整的画。画面上是一对困在深山的夫妻，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错误的开始，一个无法收场的结局。
我坐在书房里，翻出那张发黄的信纸，盯着上面最后那句话。
“老四人好。他不坏的。”
她一遍遍强调他不坏，也许，从来就不是在对我解释。她是在劝自己。
她守了几十年，又怕了几十年。那满墙的“正”字，每一笔都是等待，也都是煎熬。她不搬走，不敢点灯，在每一个暴雨夜蜷缩在黑暗里，听着那个男人在门外来来回回地走。她在用自己全部的方式，为一件我无从知晓的事赎罪。
那男人，也许早就原谅她了。也许根本没有。但他也走不了。他被困在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境地，日夜围绕那间茅屋，像一只扑火的飞蛾。他一次又一次地来，一次又一次地被黑暗挡在门外。那扇薄薄的木门，隔着的不只是生死，还有两个人之间漫长而沉重的过往。
灯早已不在了。可他们都还记得。
那天夜里，我又做梦了。
梦里的茅屋没有破败，窗纸是新的，火塘里有明亮的火。赵四娘坐在火边，身边多了一个人。一个男人，穿着洗旧的黑布衣裳，面容模糊，但我能看见他在笑。
他们都没有说话，只是并肩坐着，看着火。
然后，一盏灯亮了起来。黄铜的灯座，豆大的火苗，映得满屋暖意。两个人被那团温暖的光包围着，安静地，坐在那里。
门外没有雨。没有脚步声。没有任何东西。
我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枕边湿了一片。
我起身走到阳台，外面的城市还在沉睡。夜色透着一层雾，远处的山只剩个影子，像一道温柔的脊梁。我点了根烟，吸了两口，忽然觉得风里有一种味道，像是雨后山间的泥土气，又像是那间茅屋里经年不散的柴烟味。
我把烟掐了，对着那片遥远的、沉默的山影，轻轻说了一句话。
“赵四娘，灯点上了。你们都回吧。”
风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带着我从未听过的安静。
那以后，我再没有做过关于那间茅屋的梦。
故事到这里，终于算是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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