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岗·卡佛岗生于1924年。他是一个犹太人。
1940年8月,16岁的卡佛岗,被千辛万苦逃离德国的父亲带到重庆,直到27岁离开,在我们这个城市生活了11年。
其间,他加入了袍哥,学会了重庆话,经历了父亲去世、娶了个中国老婆等人生大事,从一个少年变成了青年,也从一个犹太崽儿变成一个重庆崽儿。
1951年,这位原以为可以从此扎根中国的犹太小伙子,被迫带着妻子移民以色列。
卡佛岗在87岁这年,出版了《重庆往事——一个犹太人的晚年回忆》一书,详细回忆了他如何艰难地逃离德国,又如何在重庆顽强地生活下去。卡佛岗老爷子的文笔平实、真实,真实到把自己几次偷情的故事都讲了出来,这个实在难得。
这本书,2014年在中国出版。出版后,《重庆日报》记者越洋电话采访了老爷子,作家冉云飞也在腾讯大家专栏撰文推荐此书,重庆还有报社专门按照书中老爷子的手绘插图,去龙门浩寻找老爷子当年的住所。
谨以此文,向卡佛岗老爷子致敬。
1
真实的回忆录
读过不少回忆录,这本算是相当真实的了,因为老爷子把自己和两个保姆偷情的事情都写了出来(他的第一次就给了一个保姆)。
他还描写这样一个让人难为情的故事:有一次他外出后回家,情人找他告状,说卡佛岗的老爸也想上她——这种真实到无可救药的描写,让我们对这本书很难产生怀疑。
卡佛岗和他的父亲,两个人只带了10马克从德国出发——纳粹规定,每个犹太人出境,随身只能携带5马克,所有存款全部冻结——于1940年8月1日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几个便衣警察莫名其妙塞给他们一大把现金卢布,匆匆把他们送上开往阿拉木图的火车头等厢,然后他们从阿拉木图转飞乌鲁木齐,再转飞成都,从成都又转飞重庆——奇迹是,至少到成都时,他们身上那10马克依然在口袋里。
此前,他的伯父一家人已经先期到达重庆。他伯父1933年就跑到哈尔滨,再跟着中日战线的转移而后撤,最后跟着国民政府来到重庆,在北碚当医生。
貌似卡佛岗的父辈出了好些医生,他老爸也是著名的肺科医生,但在重庆,却变成全科医生,不但治肺病,还治前列腺病、坐骨神经痛。
卡佛岗老爸因为给一个酒吧老板治了前列腺,得到一大笔钱,给白崇禧女儿打了一针,居然医好了白崇禧女儿的坐骨神经痛,就又得了一大笔钱。
在重庆,卡佛岗父子俩,从投靠伯父,到自食其力,只花了很短时间。卡佛岗一家的住所(同时也是诊所),也从北碚到南岸龙门浩,再到中华路,算是搬进了市区,成为重庆的城里人了。
但是,卡佛岗还是穷。整个回忆录,从头到尾,贯穿了一个穷字。
不想啃老的卡佛岗,利用自己在德国学的机修手艺,在重庆开始了和机器打交道的十年生涯。
从机械工人,到司机,再到自己和人合股买车(仿佛他永远开的是一辆破车,一直都在修车),和所有不停折腾的年轻人一样,干了不少事,却没有挣多少钱。
这期间,卡佛岗学会了地道的重庆话,学会了打麻将(后来,都在以色列了,他还没有戒掉麻将),还光荣地加入了袍哥组织。他说只是一个荣誉会员,类似候补袍哥。估计是某堂袍哥看他是洋人,拉他进了扎场子。
浪漫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外地。
卡佛岗的爱情,产生于在云南跑车的途中。在云南,他认识了一个货主的侄女,卡佛岗未来的妻子,一个有着长长辫子的云南保山姑娘素兰。在书中,他这样描写素兰,“这位姑娘刚刚中学毕业,在昆明一家回族大户家当家庭教师。她是回保山看家人的,她还告诉我她的名字叫素兰,意思是素雅的兰花”。
几经周折,1950年4月30日,在昆明,这朵素雅的兰花终于成为他的妻子。
2
离开中国
本来应该开始幸福生活的小两口,从1950年开始,因为卡佛岗外国人的身份,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经过多方努力,卡佛岗和素兰终于取得了出境许可。他们一路奔逃,来到畹町中缅边境。但是,不愉快的事情又发生了。边境守卫把他们扣下来,关在一个铁皮棚子,不许卡佛岗外出。每天把素兰单独提到边防哨所审问:
他们设法影响她,打消她和我一起离开中国的念头。他们举出很多例子,说那些外国人娶了中国妻子,后来都把她们抛弃和另外的女人结婚。说她应该让我独自离开,如果她硬要跟我走,过了桥再也回不了中国见她的家人了。
这样的“洗脑”一直进行了三天。最后他们见实在不能让她回心转意,只得放我们离开……整个过程中,他们不许我离开棚子一步。到底我犯了什么罪,他们要把我监禁在这间小屋?凭什么对我搜身又搜查行李?
在书中,卡佛岗写道:
我一直都爱中国,爱中国人,爱中国的语言文字,爱中国的古老风俗和中国饮食。我感谢中国救了我的命,不但救了我的家人,还接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到中国……在日本侵略时期,大家都很穷。但我们仍然找到谋生的手段,并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中国人总是善待外国人,不像许多国家那样排外……我已经在中国生活11年了,我是爱中国的犹太人,我娶了一位中国姑娘,但是现在,人们不认识我了,他们总问:你们是谁?
就这样,卡佛岗和素兰离开了他们热爱的中国,去到了以色列。
转眼到了1986年。他们想方设法,准备转道柏林回中国。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素兰突然说,不要走开,一下就倒在我的手臂上……她醒来的时候,对我说:“不要告诉他们(家里的人)我在这里,不要忘记服药!”然后又昏迷了,以后,素兰再也没有醒来。她得的是脑溢血,无法救活。最大的悲剧是,她是这样想见她的家人,竟无法如愿。
3
这部回忆录的价值
卡佛岗老爷子的这部回忆录,为我们保留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回忆——尤其是这个期间重庆人民的艰难困苦和草根民众的生活。
在侵华日军的大轰炸下,重庆人顽强地生存着:
只要日本飞机一离开,大火一经扑灭,老百姓就开始在断壁残垣废墟灰烬上建小商店,搭简易棚子。只要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就不能阻止他们重建家园,开始新生活。
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每片木头、每颗钉子都在重建中反复使用……墙是用薄木条钉在框架上,再抹上泥灰。泥灰是用石灰、土加上点头发混合而成的,难怪当炸弹落在旁边都会把房子震垮。一旦房屋倒塌所有的材料都重复使用。砖、木梁、木板,甚至钉子都给拔出来锤直再用。泥灰也从砖上刮下来,再加点石灰和泥土再生……
在卡佛岗的记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贫穷的重庆:乞丐遍地,妓女遍地,性病猖獗。同时,又看到了一个顽强的重庆。
过去,我们往往只看到重庆如何顽强坚持,如何了不起。但是,在“顽强”和“了不起”背后,是一个因战争而贫穷到极点、混乱到不堪的重庆——正是这个贫穷落后的重庆,成了支撑中国抗日战争的脊梁。
卡佛岗还如实记录了那个时代重庆的手工业:做蚕丝的、吹玻璃的、打草鞋的、修瓷碗的……街头挑着担的剃头匠、卖担担面的(一次,担担面的叫卖声,吸引了正在和他打情骂俏的女佣,打断了他的好事)。还有用油灯融化金银首饰的老工艺、精巧的木工和车工……
在卡佛岗的回忆录里面,我们还看到当时一家叫作“三六九”的著名小面品牌——三六九其实最开始是一家卖汤圆的店,由三个下江人凑钱开的,店里也卖阳春面。后来,生意好了,三人分家,阳春面反而成了主力产品。再后来,著名的解放碑餐厅,其代表美食就有阳春面——可见,重庆美食里面的很多江浙血脉,就是这样因抗战而融合的。
4
在中国避难的犹太人
此外,在这部书里,我们还发现,在重庆避难的犹太人不止他们这一家,至少还有一位来自德国的犹太医生。
在中国避难的德国犹太人,一直被认为集中在上海和哈尔滨,重庆这样的内陆城市,很少有犹太人的影子。
卡佛岗的回忆录,证明了还有零星的犹太人,因为种种原因,来到内地生活,我相信,不仅重庆不止这几位来自德国的犹太人,同样,国内其他地方,也应该还有犹太人的身影,需要史家进一步挖掘、发现。
在近代,犹太人大规模进入中国,有两次。
第一次是19世纪末,俄罗斯排犹,大量俄国犹太人(总数不低于两万)来到哈尔滨。俄国十月革命后,新政权对犹太人的政策并没有多大改观,大批白俄和犹太人继续涌进哈尔滨。
第二次就是德国法西斯的排犹。在1938年前,很多国家都是可以接受犹太人的,但是,1938年后,大部分国家都不接受犹太人或者限制犹太人入境。
而此时,日军统治下的上海,却对犹太人不设任何限制——事实上,当时的上海,在1937年秋至1939年秋期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就可以随意进出的地方,不只是单单对犹太人开放。
犹太人在发现上海的这个秘密后,大批进入上海。还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试图通过苏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海参崴,在当地日本总领事的帮助下,取得日本的三个月签证,然后转到美国。谁知美国也加入拒绝犹太人入境的队伍,这批犹太人无奈之下,从海参崴转到上海定居。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状态:德国、日本是盟国,但是德军顾问团却帮助蒋介石军队在上海打日本人,而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却又在上海接纳被德国迫害的犹太人。
由于当时上海的实际控制人是日本,所以二战后,有人把在上海帮助、接受犹太人的功劳算到日本人头上。事实上,接受这些犹太人的,都是上海的普通居民。
直到1939年底,上海都一直在接受被迫害的犹太人。当然,“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并没有给犹太人来上海避难设置障碍,甚至对犹太难民还给予很多帮助,这让希特勒非常不满,多次交涉下,日本人终于从1939年底开始拒绝接受犹太人。
1942年8月(一说6月),德国盖世太保的约瑟夫·梅辛格上校被派到上海,向日本人提交“上海犹太人最后解决方案”,拟在崇明岛修建几个犹太人集中营,以便集中解决,但是此案没有得以执行。
日本人只是在虹口修了个“无国籍难民区”,将1.4万无国籍犹太难民圈了起来,并未迫害。此间,在上海的犹太人组织曾以“满洲国犹太人”身份(上海有很多来自哈尔滨的犹太人,而当时哈尔滨在所谓的伪满洲国治下)和日本人斡旋。
在德国迫害犹太人期间,中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后来被称为“中国辛德勒”“日本辛德勒”的外交官。
“中国辛德勒”何凤山
中国有两个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外交官,一个是中华民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从1937年5月到任,到1940年5月离职,何凤山前后为犹太人颁发了几千份前往中国的签证。
现存的他签发的签证原件表明:一张他1938年6月签发的签证号是238号,而一个月后的7月20日的签证号就排到了1200号,一个月就发出去1000来张赴华签证。
另外一个“中国辛德勒”则是伪满洲国驻德国外交官王替夫。到1940年5月,他顶住压力,一共签发了1.1万份签证给德国犹太人。后来透露的资料显示,王替夫甚至是国、共、日、满、苏五国间谍。他的故事也非常精彩。
“日本辛德勒”则是一位叫杉原千亩的日本驻立陶宛外交官。此人在国内明令禁止再给犹太人签发签证后,依然不停签发签证给犹太人,其中不但有大量立陶宛犹太人,还有很多逃难过来的波兰犹太人(其中包括一个著名的犹太经学院全体400名师生)。
甚至在他被调离立陶宛的那一天,已经上了火车的杉原千亩,还在不停为聚集在车厢外的犹太人签发签证。他在不到一个月时间,一共发了4500多张手写签证,解救了6000多犹太人。他的名字和“中国辛德勒”何凤山一起,后被以色列树碑纪念。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