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城市财经团队出品
8月12日，两个消息传来：
第一，民政部公布上半年结婚对数为327.5万对。
第二，多地试点直升高中。
两个看似孤立的消息背后，却对应着同一个逻辑，人口局势。
01
结婚对数，创新低
民政披露的数据显示：
2026上半年全国结婚对数327.5万对，离婚对数138.3万对。
主要看结婚对数，这一数字到底是高还是低呢？
答案是，新世纪以来新低。
327.5万对，相比于去年的353.9万对减少了26.4万对，而相比于巅峰时期的2023年，则减少了一半多。
无论是从半年数据还是全年数据看，下降趋势非常明显，不妨看下历年数据。
纵观新世纪以来的结婚数据，我们的结婚对数在2013年创历史新高后（当年结婚对数1346.9万对），一路下滑。
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2年跌至21世纪以来最低值，只有683.5万对。
2023年随着疫情结束，补偿性结婚潮出现，致使2023年结婚人数上升至768万对，相比于2022年增加了84.5万对。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民政部
2025年的反弹则是在“双春年”叠加2024年“寡妇年”以及去年新规（结婚不再需要户口簿）的影响下，实现了阶段性反弹。
但进入2026年，阶段性反弹效应立刻消失，一季度结婚对数169.7万对，相比于2025年一季度减少了11.3万对，上半年同比减少26.4万对。
从半年数据创历史新低的情况来看，到年末，今年全年的结婚对数大概率也是会创下新世纪以来新低。
02
难以扭转的趋势
为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结婚了？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整体来看，有四个重要原因叠加：
第一，婚恋观念发生根本转变。
过去，结婚生子被视为人生的标准路径，“成家立业”几乎是社会共识。
但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将个人感受、自我价值和生活质量放在婚姻之前，“宁缺毋滥”逐渐取代“凑合过日子”，婚姻不再是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
这种变化背后，既有女性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性的提升，也有社会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变。
年轻人更加看重三观契合、情绪价值和责任共担，不再相信“只要结婚就会幸福”的传统叙事，而是在重新定义婚姻的意义和边界。
后面随着陪伴机器人时代的到来，年轻人无论男女，观念转变会更加激进。
第二，婚姻背后的本质发生无法逆转的改变。
传统的婚姻，背后的本质其实是建立一种维持生存或者更好生存的生产关系。
在传统社会，人的生产能力有限，家庭本身就是最基本的生产组织。人既是劳动力，也是家庭财富积累的重要生产资料。一个家庭要扩大生产、增加收入、延续家业，就需要更多的人口参与其中。
所以，过去的人结婚、生孩子，不仅仅是为了爱情和陪伴，更有很强的现实经济逻辑。
人多力量大。
多一个孩子，意味着未来多一个劳动力；多一个家庭成员，意味着多一份生产能力。婚姻的背后，本质上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建立。
但今天，这套逻辑正在失效。
现代社会，个人的生产能力被极大放大。一个人借助机器、互联网、资本、技术和平台，所能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传统社会一个普通个体能够完成的生产规模。
换句话说，过去需要依靠家庭人口扩张来放大生产能力，现在一个人的生产效率，就足以支撑相当一部分财富创造。
更重要的是，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过去，财富很大程度上来自“人多、地多、干得多”，只要愿意付出时间和体力，就能够通过劳动不断积累财富。
但今天，单纯以时间换取金钱，越来越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财富跃升。
现代经济的本质，是价值交换，而不是简单的劳动时间交换。
你能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不再单纯取决于你一天工作多少小时，而更多取决于你能够创造多少稀缺价值。
这意味着，婚姻对于个人财富增长的必要性正在下降。
过去，一个人很难独立完成生活、生产和财富积累，所以需要家庭作为基本单位；而今天，一个年轻人完全可以独立工作、独立消费、独立生活，甚至独立完成过去必须由家庭共同承担的很多事情。
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出现了：
婚姻从“生存和生产的必需品”，越来越变成了“情感和生活的选择题”。
而一旦婚姻不再是生存的刚需，人们就会开始重新计算婚姻的成本与收益。
如果婚姻能够带来陪伴、情感价值、家庭幸福，那么当然值得选择；但如果一段婚姻意味着高房价、高育儿成本、职业发展的牺牲，以及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那么年轻人自然会问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一定要结婚？
这才是今天年轻人婚恋观发生变化最底层的逻辑。
不是年轻人突然不相信爱情了，而是婚姻在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功能正在下降，而它所附带的成本却依然存在。
当“必须结婚”变成“可以选择结婚”，婚姻就必然会从一种社会默认选项，变成一种需要个人认真权衡的生活方式。
第三，现实压力。
高房价、高彩礼、高养娃成本叠加就业内卷、工作时间延长，让许多年轻人即便有结婚意愿，也难以迈出关键一步。
尽管满负荷的工作，但在各类基本生活消费与娱乐消费消耗下，年轻人根本存不到什么钱。
在短视频横飞的年代，在大数据精心计算的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或者说平台想让我们看到的，是各种美食打卡、各种娱乐消费，各种岁月静好，各种诗与远方。
这与真实的世界形成了割裂。
真实的世界，写字楼里的灯光亮至深夜，地铁里疲惫的面孔行色匆匆，外卖员汗流浃背的奔波，各种KPI焦虑，每个人都在努力地生活、努力地赚钱，但依然赚不到什么钱。
2023年，四川红星新闻对生活在一线与二线城市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年轻人，进行了一次关于“存钱与消费”的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72.9%的年轻人，存款在10万以下。
其中46.4%的年轻人，存款在3万以下，10.1%的年轻人，暂无存款。
在大多数人只有10万以下存款的这点钱，根本不足以应付高额的彩礼和未来的养娃成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
2024年，彩礼的全国均值约为7.7万元，浙江以约22万的彩礼均值高居第一，福建、黑龙江、江西、内蒙古、山西、辽宁的彩礼金额均值超过也10万元。海南、西藏的彩礼金额均值较低，约在1万元左右。
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据，真实的数据肯定比这高得多。
除了结婚成本外，未来的养娃成本，更是一座填不满的无底洞。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显示，全国0至17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53.8万，其中上海最高，高达101万元。最低的西藏，也需要34.9万元。
面对收入增长放缓、消费压力增加和职业不确定性增强的现实环境，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推迟婚育甚至暂缓进入婚姻，将有限资源优先用于提升自身生活质量和抵御未来风险。
第四，适婚人口规模收缩。
相比观念变化和现实压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适婚年龄人口本身正在减少。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80后人口达到2.23亿，是历史上的人口高峰，而90后降至1.67亿，00后进一步降至1.58亿，呈现明显递减趋势。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统计局
这意味着即便结婚率保持不变，结婚总人数也会因为适婚群体规模缩小而下降。
以上四个因素叠加的结果是，结婚人数下降是一个难以扭转的趋势。
03
影响
结婚人数不断下降，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出生人口断崖式下滑。
随着结婚人数连续十多年下降，我们的新生儿人数也在2016年见顶之后一路下滑。
2016年是新世纪以来的出生人口顶峰，当年有1786万出生人口，去年跌破800万，只有792万人，相较于高峰时期，出生人口腰斩不止。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统计局
最关键的是，按照结婚人口基数来看，792万的出生人口大概会是未来十年最高的出生人口规模。
这意味着，少子化现象也是无法逆转的。
而少子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总人口规模下降。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首次低于死亡人口，导致当年全国人口规模首次下降，当年减少85万人。
2023年加速减少，减少了208万人。2024年减少139万人，2025年减少339万人。
过去四年合计减少人口771万人。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统计局
少子化、总人口减少带来，对经济、产业、体制、楼市、教育等各行各业，都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尤其是对教育的影响，已经显现，这就是我在文首强调的，多地试点直升高中背后的本质，就是人口问题。
少子化带来的影响已经造成了全国学生总数三连降。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来源：教育部
其中幼儿园人数已连降五年，五年合计减少了1592.76万人，相较于高点减少了三分之一。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来源：教育部
同期的幼儿园学校数量降幅也很大，2021年全国幼儿园有29.48万所，去年降至23.19万所，四年时间减少了6.29万所，降幅超五分之一。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来源：教育部
幼儿园在园人数减少后的第三年，也即2024年，小学人数开始实质性减少，当年减少了251.6万人，去年减少了406.1万人，加速减少的趋势非常明显。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统计局
按照教育部的预测，今年将是初中生见顶之年，2029年高中生见顶，2032年大学生见顶。
一旦见顶，后面的人数下滑力度，可以参考出生人口下滑趋势：
2016年全国出生人数1786万人，2025年降至792万人，降幅55.66%。
换言之，少子化的影响，正在逐渐渗透到全教育体系当中。
因此，今年官方公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要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其中就包括：
第一，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第二，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第三，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
第四，结合实际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
第五，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招生试点。
多地试点直升高中背后，就是在执行中考改革的要求。
从过去二十多年的教育实践来看，中考长期承担着明显的“分流功能”，优质高中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高分学生身上，也由此引发激烈的升学竞争和普遍的择校焦虑。
根据教育部和权威媒体披露的数据，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已由2012年的85%提高至2023年的91.8%，高中教育已经进入普及阶段。
在这种背景下，单纯依靠分数竞争进行升学筛选的制度逐渐显露出局限，因此推进中考改革成为教育评价体系调整的重要方向。
3月份，吉林、湖南湘潭、陕西咸阳、安徽黄山、安徽亳州等多地陆续发布中考改革通知，方案大多包括削减中考计分科目，地理和生物不再纳入中考计分科目；扩大优质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取消普职比例限制等。
最关键的是，学生荒的上演，正在强烈冲击着中考选拔的功能。
尽管按照教育部的预测，少子化的影响今年才开始触及初中，但从出生人口趋势可以看到，一旦影响抵达，后面的影响会越来越深。
当学生数量快速下降，中考的必要性就越来越弱。未来十二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将会顺理成章。
主笔 | 余飞；总编辑 | 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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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张琪；检校 | 子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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