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到了没有，被判死刑的陈硕和无期的闫晓军都是19岁。
为啥不是其他年龄？
因为这个年龄，更能体现环境对人的影响。
1983年，两人19岁，说明他们的出生年份是1964年。
两年后，发生了一场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运动。
陈、闫两人不可能记得两岁时发生了什么，但两年后的运动，恰恰是他们形成三观的关键时期。
而这场运动，让武斗有了政治合理性。
对此，钟阿城在《文化不是味精》中，有相当精辟的分析，武更接近人的本能，文是后天习得。
在中国传统中，文比武的地位高。
在中国传统里，“文”比“武”高，所以帝王不管生前做了多少“武”的事情，总希望死后给他的号是“文”而非“武”。唐太宗死之前对他的小舅子长孙无忌嘱咐了一件事：我死以后，你们给我的号不要是“武”，要“文”。
然而，像陈硕、闫晓军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造反有理，武化正当的社会环境中。
我一九四九年出生，从小长大，我环境里的声音就是“武化、武化、武化”，到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八日这一天的时候，“武”终于被明确提出，这是对中国“文”的一个大否定。“W·化大革命”，就是革“文”的大革命。
《重器》也借周易仆之口委婉暗示，严打就是给过去十几年买单。
到了80年代，我们国家重新建立“文”的秩序。
恐怕现在的网友，都很难相信，餐厅会有宣传标语，“本店不打骂顾客。”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然而，在一二十年来，打骂顾客就是服务员们的生活日常。
我再分享一个细节，第八集中，秦志高在政法大学的食堂喝酒。
一个肥胖的工作人员掐腰对着秦志高大吼大叫，“你没看见吗？你哪个系的啊”，秦志高正在气头上，用更高的声音反击，对方“哼”了一声扬长而去。
这说明在当时的环境中，服务人员没有该有的职业道德。
像陈硕、闫晓军不是天生坏种，他们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人。
关于闫晓军和陈硕的案件，还有个不容忽视的细节。
陈硕是在闫晓军的怂恿下耍流氓的。
两者形成的默契是，陈硕耍流氓的表现越好，闫晓军对他的评价越高。
大家可以看看这段戏，陈硕在强吻张丽慧，发生肢体冲突时，他的眼睛一直望着闫晓军。
说明在陈硕看来，侵犯女性是手段，得到闫晓军的认可，才是目的。
结合闫晓军上面有人的细节，可以推断出，这是一个下位者对上位者的取悦。
我们能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不代表我们要原谅他们。
国家意识到陈、闫这样的人，对社会的危害，于是重拳出击，用重刑告诉所有人：
以前那些被默许、被纵容，甚至被当成“有本事”的违法行为，到此为止了。
给流氓罪判死刑和将罪犯游街示众，都是特殊背景下的权宜之计。
因为当时的国家需要重振经济，需要和谐稳定的环境。
严打就成为形势所迫。
我手里有一本传记《刘复之回忆录》。
刘复之曾是改开时期中国政法工作的亲历者和重要参与者。
在回忆录中的第三十五章，他重点梳理了三年“严打”的逻辑。
只有下猛药，才能清除犯罪土壤。
在街头耍流氓的陈硕被判死刑，在一旁起哄的闫晓军，被判无期徒刑。夏英杰都情不自禁地说“太重了”。
为啥要用重刑，《回忆录》中有解释。
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
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圈个重点，严打的路线是先城市后农村，北京和上海市最先开始。
妙棋。
先抓大城市，因为北京和上海流动人口多，社会关系复杂，犯罪问题集中。先从大城市下手，就是优先处理最突出的矛盾。
况且，在北京上海严打，更容易形成威慑效应。
陈硕被判死刑，闫晓军被判无期，就是政府要通过典型案件，改变社会预期。
这是在向社会传达一个明确信号，过去那种打架斗殴耍流氓没事儿的社会风气，要变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陈硕当街行凶耍流氓时，闫晓军是在一旁煽风点火。
上面有人的闫晓军，依旧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说明严打不仅要解决犯罪问题，更要重塑社会对犯罪的预期。
只要有人再敢违法犯罪，不管你上面有没有人，都会被绳之以法。
从这个角度看，闫晓军也是以身入局，为中国法治进步做了贡献（b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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