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火车站回来之后好几天，我心里都闷着股劲。

在车间里拧螺丝的时候手重了，把一颗螺帽拧滑了丝。拉吉夫看见了，走过来拿过我的扳手，把那颗废了的螺丝拆下来扔进废料桶，换了一颗新的，拧好，拍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他大概看出我有心事，但没有问。印度人不大爱问别人的心事，你不想说就憋着，憋不住了自然会说，这是拉吉夫后来跟我讲的。

那几天我反复想一件事——我来的头一天就写了篇文章，标题起得挺响，“印度的天堂与地狱只隔一道墙”。墙那边是安巴尼家的二十七层豪宅，墙这边是塑料布搭的棚子。火车顶上挂着人，医院里输液袋的日期模糊看不清，停电了拿自行车刹车线修发电机。这些东西我全写了，写了墙高，写了墙两边的天壤之别，写了那些我震惊、不适、甚至害怕的瞬间。

可是墙根下的东西呢？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远处有喇叭声，近处有蟋蟀叫，风扇转着吱呀吱呀。我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翻到那天拍的诊所药盒照片——模糊的，拉吉夫的黑手指还搭在边沿上。我又翻了翻，找到拉吉夫给我发的那张牛屁股照，牛尾巴翘着，背景是晚高峰的车流，所有车都在等它先走。再往前翻，有铁皮小院里那顿黄米饭的照片，拉吉夫媳妇端菜的时候拍的，光线很暗，但米饭上那两块鸡肉清清楚楚。还有一张是苏雷什蹲在车间门口抽烟，橘色头巾下露出半边脸，笑得满脸褶子。

我盯着这些照片看了很久。每张照片里都没有豪宅，没有直升机，没有水晶灯和大理石。可每张照片里都有人笑——拉吉夫笑，苏雷什笑，穆罕默德笑，那些趴在三轮车栏杆上冲我挥手的小学生笑，火车顶上回头挥手的人也笑。他们过得不容易，但他们笑。

第二天午休的时候，拉吉夫蹲在车间门口吃罗提饼，苍蝇围着他转。我端着杯水走过去蹲在他旁边，犹豫了一下，开口问他：“你小时候坐过火车吗？”

他嚼着饼想了想，咽下去：“坐过。挂在外面。”

“怕不怕？”

他笑了：“第一次怕。后面不怕了。大家都那样，你怕什么。”他拿饼蘸了蘸碗里的咖喱，又咬了一口，“现在不挂了，有座位。攒钱买的票。”

他又笑了，这次笑得眉眼都弯起来。他说“有座位”的时候那种满足，跟我在五星酒店里被人拉开车门时的那种理所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他是真的在高兴，高兴自己从车顶挪到了车厢里，虽然还是硬座，虽然还是挤得伸不开腿，但他觉得这是他凭那把扳手挣来的。

我忽然想起苏雷什跟我解释Jugaad时说的话——“没有螺丝用铁丝，没有工具用手，没有钱想办法。”这大概不只是修发电机的哲学，是他们整个活法的哲学。没有座位就挂车顶，挂车顶也能笑着冲站台挥手。没有医院就去巷子深处的诊所，输液袋日期糊了就糊了，药管用就行。没有发电机就拆刹车线，拆铜丝，拆一切能拆的东西，把世界重新接上电。

那天下午拉吉夫带我去看了另一家工厂。离我们车间大概半小时车程，铁皮棚子比我们的大得多，外面挂着一块印着英文的招牌——制药厂。拉吉夫跟看门的说了几句，那人放我们进去了。车间里有空调，干净的白色地板，戴着帽子和口罩的工人在流水线边站着，一盒一盒的药从传送带上经过，封装、贴标、装箱。盒子上的字我认得，英文的药品名，底下印着“Manufactured in India”。

拉吉夫站在车间外面隔着玻璃往里头看，他指了指那些药盒，回头冲我竖起拇指。我说不出话来。我认识那种药，当初在诊所输液后医生给的白药片，跟这些流水线上跑的药品成分一样。全球百分之六十的基础疫苗来自这个国家，欧美各大药厂的代工订单有一半落在印度的铁皮棚子和白色车间里。那些我们嫌脏嫌乱的地方，生产着全世界最便宜的救命药。非洲的孩子打疫苗，中东的伤兵用消炎药，欧美的普通人吃降压药，盒子上都可能印着“Made in India”。拉吉夫不知道这些全球数据，他只知道这个国家的药能把朋友的肚子治好，他就觉得骄傲，竖起拇指。

离开前拉吉夫请我吃了最后一顿饭。不是在他家，是在工厂门口一个小摊，铁皮推车上架着锅，锅里煮着浓稠的豆糊。他点了两份，一盘罗提饼，两杯奶茶。奶茶装在陶土小杯里，喝完把杯子往地上一摔，碎成几片，拉吉夫说这样才够味儿。

我端着奶茶喝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但那股姜和红茶的香气从喉咙暖到胃里。小摊旁边蹲着几个工人也在吃饭，用手捏着米饭往嘴里送，咖喱沾得到处都是。旁边马路上牛还在走，突突车还在挤，喇叭声还在响。一切跟我第一天来的时候一样混乱，一切又好像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不是德里，是我。

第一天我站在那堵墙前面，只看见了墙两边的天壤之别。现在我在墙根蹲了这么久，看见了铜丝修发电机的手指，看见了车顶上冲我挥手的笑脸，看见了窗台上越摆越满的偏方铁盒，看见了拉吉夫追着车塞纸巾的奔跑，看见了诊室窗外挤成一团的黑脑袋，看见了陶土茶杯摔碎在地上溅开的弧线。

墙还在。天堂和地狱也还在。可是墙根下的灰土里真的会长出东西来——长出的不贵，不耀眼，不高大。是铁盒膏里薄荷混树根的味道，是三轮车上一车孩子的笑声，是火车顶上那个人回头一挥手时风灌进他领口的样子。

拉吉夫把最后一块罗提饼掰了一半递给我。我接过来，蘸了他碗里的咖喱，塞进嘴里。饼还是粗的，咖喱还是辣的，苍蝇还是围着我转。

可我吃完了。

喝完最后一滴奶茶，我也学他把陶土杯往地上一摔。啪的一声，碎了。拉吉夫看着我哈哈大笑，我也笑。两个人蹲在德里马路边的尘土里，身后是永远挤成一锅粥的车流，头顶是永远灰蒙蒙的天。墙在远处，但此刻看不见。眼前只有半块罗提饼，一捧碎陶片，和一个让我把剩下半块饼也吃光了的印度朋友。

后来回国很久之后，有次我在超市看见货架上摆着一排印度进口的药品，包装盒干干净净，印刷精美。我拿起来看了看，背面印着一行小字，德里郊外某个工业区。我把盒子放回去，走出超市，站在门口的阳光下忽然就笑了。我想起拉吉夫隔着制药厂玻璃窗冲我竖起的拇指，想起他那句磕磕绊绊的“Indian jugaad, good”。

好。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