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出版行业，即便是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也不难察觉近些年一股“热气腾腾”的出版热潮。《我在北京送快递》《我在上海开出租》《我的母亲做保洁》接连“霸榜”，送快递的胡安焉、开出租的黑桃、写保洁员的张小满——那些原本看起来与“作家”二字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正在成为畅销书作者。
2024年，小红书发起“身边写作大赛”，鼓励普通人书写和记录自己的日常，首届收到上万名作者的2.3万篇投稿，总字数接近1200万字。2025年，第二届大赛投稿量超过2万篇，参赛者年龄跨度从5岁到86岁。2026年春节期间，中国作家协会联合抖音发起“春节写作大赛”，超2万人投稿，话题播放量突破2.5亿次。还有“抖音全民写作大赛”，同样邀请热爱表达的人提笔写作。
这些现象拼凑出的画面已经足够清晰：数字技术拆除了创作的“高墙”，写作不再属于少数人。它从书房和期刊中“溢出”，流淌进厨房、菜市场、工厂车间、外卖站点、田间地头……每个人都在写，每个人都能被看见——至少平台的承诺如此。而本质上，这股潮流是文学生态、媒介形态和出版方式三重变革的集中呈现。写作的主体在扩容，媒介的形态在改变，出版的路径在拓宽。这三重变革各自运行，又彼此交织，共同塑造着一个全新的写作图景。
文学之变：“个体”的觉醒
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素人写作并非横空出世的新事物。《诗经》呈现的“劳者歌其事”，明清话本里的市井人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普及——每一次文学边界的拓展，都伴随着写作主体的扩容。但今天的变化在规模和深度上呈现出明显不同。
在笔者看来，素人写作的勃兴，并非一个孤立、偶发的文学现象。它是一场更深层、更广泛的文化观念变革在文字领域的显影——这是一场关于“个体”的觉醒。就如持续十年以上的宋史出版热潮中、有个细节不容忽视——读者们不再只关心“汉唐盛世”“黄袍加身”这类宏大叙事，而是渴望看到宋代普通人的生活细节、市民社会的日常肌理。人们意识到，历史与时代的重量，不仅由帝王将相承载，更由无数普通人的日常、选择与悲欢所定义。这种观念的转变，与口述历史对小人物的关注、新媒体时代对宏大叙事的祛魅、女性视角对过往叙事的重要补充等，共享着同一种底层逻辑：对“个体”经验的重新发现，让此前不被注意的生命经验获得被记录、被看见、被传播的价值。
正如微观史学的兴起，是对传统“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历史叙事最重要的补充——它把历史的聚光灯从庙堂之上转向市井之间——农妇、宫女、磨坊主、基层官吏，那些被正史视为“不足道”的生命，开始在纸页上获得呼吸的资格。如今的素人写作同样如此：让写作的聚光灯从书斋和学院转向烟火人间，创作的主体从职业作家扩展到矿工、育儿嫂、清洁工、早餐店店主、外卖骑手、车间工人——那些曾经被专业文学期刊与主流创作平台忽视的群体，正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百态人生。这些文字，不是首先投向文学期刊、由文学编辑判断哪些能够录用发表，而是大多直接发布在新媒体平台，直面公众，由流量和算法决定接下来的走向。
于是，一个此前被忽视的群体涌现了。90后女骑手王晚在送餐间隙完成12万字的《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相关采访火遍全网；外卖员王计兵在等餐、等电梯的零碎时间里写下六千多首诗，诗作全网传播的同时，近日他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育儿嫂范雨素以一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刷屏网络；还有《青芥人生》的王柳云、《清洁女工笔记》的王瑛、《如此打工30年》的占有兵、《事已至此，走保险吧》的阿剑、《辞职上山》的李闯……这份名单还可以长长地列下去。
在首届“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颁奖礼上，评论家李敬泽为获奖者颁奖时说：“这些作者都不是以文学为业的人，但他们有力地证明了日复一日的生活、劳作和奋斗，只要被写出来就有光芒，也证明了在这样一个视频和图像的时代，文字依然是通向心灵和世界必不可少的途径。”于这些素人作者而言，写作不是高深的技艺、修辞的竞赛，而是生活的延伸，是确认自我、个体觉醒的标志。他们不再满足于自己的生活只是他人笔下的边角料，而是拿起笔来，“把自己作为方法”，记录下自己与身边人的日常。这些来自一线的、未经修饰的、带着生活“毛边”的声音，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传统文学写作难以触及的生活样本。
媒介之变：流量的双刃剑
历史证明，新媒介一直是素人写作的推动者。从博客到微信公众号，从豆瓣到小红书，从电视节目到短视频，从余秀华到刘楚昕，每一次文学的“躁动”背后，都能看到新兴媒介的身影。
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断言“媒介即讯息”——媒介本身就在塑造它所传递的内容。在当下最为流行的社交平台里，写作不再局限于单一形式，它可以是一段备忘录、一篇自带背景音乐的图文笔记、一段镜头前的侃侃而谈……它不一定需要起承转合，不一定需要主题升华，它可以只是一个瞬间、一个念头、一段记忆。媒介形态的重塑不但改变了“谁在写”，还改变了“写作是什么”。
然而，媒介变革带来的不只是表达的全民化，还有一套全新的注意力分配机制。这套机制的核心是：流量即反馈，反馈即筛选。
出版界之所以推崇素人写作，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是其写作形式满足了读者对普通人生活的猎奇心理和关注需求。这种身份强化包含着扩大传播的流量密码，素人写作及其价值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放大凸显。“素人”两个字本身就是一个流量标签——它承诺的是“未经修饰的真实”，是“底层生活的第一手现场”，是一种与精致文学截然不同的“生猛感”。
流量的即时反馈机制进一步改变了写作的本质。一篇素人作品发布后，点赞、评论、收藏的数量在几秒钟内就会显现。这种即时反馈让写作变成了一种可被实时验证的数据——写作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哪些段落引发了共鸣，哪些内容获得了转发，哪些话题容易引起兴趣，然后在下一次写作中有意识地强化这些“有效成分”。写作从一种私密的自我表达，变成了一种面向算法的内容生产。
但在算法面前，当你的经历不够“有流量”，你的声音还能被听见吗？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流量逻辑下的素人写作，是否存在某种“表演性”？
目前市面上的素人写作大多是非虚构作品。非虚构的承诺是“真实”——作者写的是真实经历，读者读的是真实故事。但当“真实”成为一种可被消费的稀缺资源，当“素人身份”成为一种可被营销的标签，写作本身就可能发生异化。写作者不再只是“记录”，而是在“呈现”一种符合受众期待的“真实”。读者想看到底层生活的艰辛，写作者就放大艰辛；读者想看到对抗命运的韧性，写作者就强化韧性。这正是非虚构写作者面临的永恒困境：当你知道有人在看，你还能完全真实吗？
素人写作的另一个结构性挑战是：选题的不可持续性与读者的审美疲劳。《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我在上海开出租》——这些作品的爆火，是一种症候，也是一种奇观。它们共同的特征是：提供了一种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职业视角。“熟悉”是因为这些职业就在日常生活中，“陌生”是因为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从业者的内部视角。
但这种“职业稀缺性”的红利是有限的。当越来越多的外卖员写作、越来越多的保洁员出书，读者对“底层职业叙事”的新鲜感必然衰减。如果仅仅依赖“素人”标签进行创作，势必会导致写作视野的偏狭，造成作品内容的单一和局限。若想得到平台持续的关注和推送，素人作者就需要勇敢地突破自我认知的界限，在生活素材上保持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新鲜感。
新近出版的《辞职上山》倒是提供了一个跳出“职业稀缺性”陷阱的样本。作者李闯是一位患有焦虑症的人类学硕士，他辞去学术出版社编辑的工作，到武当山金顶太和宫做了200天义工。他本以为可以过上“看云、煮茶、敲磬、弹琴”的神仙日子，没想到道观同样要打卡、值班、写年终总结。八个月后，他选择下山，时隔18年重新高考，从人类学文科生转向学医。《辞职上山》之所以能从海量素人作品中脱颖而出，恰恰因为它提供了超越“职业猎奇”的叙事层次，它触及的是当代年轻人普遍的精神困境：内卷、焦虑、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与幻灭。
但即便有这么多成功的案例，也无法回避“幸存者偏差”这样残酷的事实：几万人参赛，不计其数的素人作者坚持写作，最终获得出版的不过寥寥数人。那些未被选中的作品，那些没被幸运之神眷顾的人生故事，消失在流量与算法的黑洞里，如同深海里的沉默。
出版之变：边界的模糊
如果说写作主体的扩容是第一重变革、媒介形态的重塑是第二重变革，那么出版业角色的转型就是第三重变革，而这场转型的核心，是一场更深层的社会分工的重构。
在传统出版模式下，社会分工有着清晰的边界：作者负责创作，编辑负责筛选与打磨，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书店负责销售，媒体负责宣传推广。每一个环节各司其职，彼此之间泾渭分明。但今天，这套分工体系正在被彻底改写。
作者，不再仅仅是作者。
在新媒介的加持下，写作者集多重功能于一身。他可以是创作者——在电脑或手机备忘录里敲下初稿；也可以是编辑——自己决定哪些段落保留、哪些删去；同时还是自己的营销总监——在小红书发布笔记，在抖音剪辑视频、在直播间与读者对话；他甚至扮演着发行者的角色——在自己的账号中挂销售链接，直面终端读者。一个人，就可以是一个微型出版机构，而这一切，在过去需要一整个团队来完成。
平台，不再仅仅是渠道。
过去，出版行业寻找作者，尤其是文学板块，主要依赖文学期刊、编辑网络与熟人推荐等机制。这是一种“等稿上门”的模式：作者投稿，编辑审稿，择优出版。多数创作者的成长往往伴随着文学奖项等专业体系的筛选与加持。而如今，小红书、B站、抖音，这些原本被定义为“内容平台”的互联网产品，正在越过出版机构，直接扮演起“出版者”的角色。它们不仅仅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通道，甚至开始深度介入内容的生产与价值判定。就像“身边写作大赛”，不仅征集稿件，还联合“单读”邀请科尔姆·托宾、许知远等作家担任评委，将优秀作品结集为《我不擅长的生活》《世界的一日》正式出版。抖音的“精选创作者出版计划”直接向平台上1200多位月度精选作者开放出版资源。B站推出的《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我在B站写诗》以及快手的《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同样是平台以“出版者”身份参与内容产业链的典型样本。
当作者集创作、传播、销售于一身，当平台集渠道、策划、出版于一体，传统出版业面临的根本挑战不是“竞争加剧”，而是“角色不明”：边界模糊之后，谁在定义“值得出版”？如果作者和平台已经完成了从内容到读者的大部分工作，出版机构的价值在哪里？
坚守：不变的“守门人”
在三重变革之下，有一个角色不应该被流量的潮水冲走——编辑作为内容“守门人”的角色。作为编辑，不应有意识地区分“素人写作”与“专业写作”，好的编辑关注的应该是文本本身，而不是作者的身份标签。编辑要做的是“拆毁人与人中间隔断的墙”，让好的文字被看见，无论它来自谁。
如今，我们拥有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内容海洋，无数新鲜的生活经验扑面而来。然而，这片海洋的潮汐是由流量控制的，而流量有自己的脾性：偏好猎奇，追逐稀缺，奖励即时反馈，制造审美疲劳。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守门人”，编辑的任务不该是在平台上被动地“收割”流量爆款，而应主动地从海量的素人写作中，辨认出那些真正具有持久价值的文字。平台的算法可以发现“什么被看见”，但只有编辑才能判断“什么值得被记住”。
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曾在成堆的投稿信中，发现菲茨杰拉德的手稿。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他相继挖掘出海明威、沃尔夫——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文学群星。珀金斯从不写作，但他拥有一种比写作更稀缺的能力：在混乱的、不成熟的，甚至被多家出版社拒绝的稿件中，辨认出未来的经典。
一百年后，当算法可以在几秒内分析完一部长篇小说的关键词、情绪曲线和潜在受众画像，当AI可以根据指令生成任何风格的文字，编辑的辨认能力，反而更加珍贵。AI能分析数据，却无法判断一段文字是否有灵魂；流量能显示“被看见”的热度，却无法回答“是否值得被看见”。这是编辑无法被取代的核心。
无论世界如何改变、边界如何模糊，编辑对“什么值得被出版”这个古老命题的判断，依然是出版业不可让渡的核心能力。这是出版行业，必须坚守的堡垒。
原标题：《人人皆可写作，但并非人人皆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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