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王思聪是否接班万达，是外界长期关注的话题。
如今，这个问题似乎有了答案。
7月27日，万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王思聪卸任董事。
过去六年，他先后离开飞凡电商、万达集团、万达产投三家公司的董事席位。
曾经被认为可能继承万达商业版图的人，正在逐渐退出这家公司最核心的经营体系。
01 退位不退股
在万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这次工商变更中，王思聪卸任董事，与他同步退出的还有万达资深职业经理人张春远，新任董事则是陈洪涛。
万达产投成立于2021年1月，注册资本1亿元，是万达体系内负责股权投资、产业孵化等业务的资本运作平台。
此次变更，董事席位发生了变化，股权关系却没有改变。
股权穿透后，大连合兴投资持有万达产投全部股份，其中王健林持股98%，王思聪持股2%。
也就是说，王思聪卸掉的是董事职务，他仍然通过股权与这家公司保持联系。
接替董事席位的陈洪涛，是一名在万达工作多年的职业经理人。公开资料显示，他2000年进入万达，先后经历商管、酒店等多条业务线，今年6月刚刚升任万达商管董事长。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在相关采访中称，此次王思聪再次从万达核心层淡出，仅保留间接股权，王健林依旧掌舵，本质是职务身份剥离而非股权利益切割。
在他看来，在万达债务出清、全面转向轻资产的背景下，这也反映出公司的治理调整。
如果把时间拉长，这次变化并不是孤例。
2020年，王思聪卸任飞凡电子商务董事；2022年，他又卸任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到今年退出万达产投，过去六年里，他已经三次从万达旗下公司的董事席位上离开。
与此同时，王健林对于“接班”的公开说法，也经历过变化。
2012年，谈到王思聪是否会接班时，王健林的说法还是，要看他“是不是能够接这么大的一个班”，如果能力不够，“可能让职业经理人来干”。
到了2016年12月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他的表态已经变成“尊重王思聪的选择”，并表示职业经理人团队“也许会更好”。
后来谈到接班问题，王健林还曾转述王思聪的想法：管理十几万人太辛苦。
王思聪认为，中国传统思维往往希望把企业传给儿子，但在国外，公司也可以交给职业经理人或者“更好的人”。
多年之后再看，这些表态正逐渐变成现实。
随着万达产投董事职务卸任，王思聪在万达体系内的董事席位已经陆续退出。
相比直接参与万达经营，他与万达之间留下的更多是股权关系。
02 三次卸任
飞凡电商、万达集团、万达产投，过去六年，王思聪先后退出三家万达相关公司的董事会。
三个时间点分别是2020年、2022年和2026年。单独来看，这只是三次普通的工商变更；但放在万达的发展轨迹中观察，这三次退出，都发生在公司业务调整或管理变化阶段。
第一次，是飞凡电商。
飞凡网曾是万达布局新零售的重要尝试。2014年前后，万达希望通过线上平台连接线下商业资源，打造自己的电商体系。
但这一项目后来逐渐收缩，核心技术和员工并入万达旗下丙晟科技。
2020年1月，王思聪卸任飞凡电子商务董事。两个月后，这家公司完成注销。
他退出时，飞凡电商已经走到了业务调整后的尾声。
第二次退出，发生在万达集团层面。
2021年，万达商管为了冲刺港股上市，与投资人签署对赌协议，承诺在2023年底前完成上市，否则需要溢价回购股份。
协议签署后不久，2022年8月，王思聪卸任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正式离开万达最核心的决策层。
此后，万达面临上市压力、资产处置和债务调整等多重挑战。
2023年以来，万达持续出售旗下商业资产。
根据公开信息，出售的万达广场数量超过80座，其中部分交易并非简单出售物业，而是通过股权调整等方式引入新的投资方，在保留运营管理能力的同时缓解资金压力。
2025年5月，万达又一次性出售48座万达广场，换回约500亿元现金。
这些动作背后，是万达从过去快速扩张模式向轻资产模式转型的过程。
第三次退出，则发生在管理层调整之后。
2026年6月，张春远辞去万达酒店发展董事会主席，并卸任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两项职务均由陈洪涛接任。
一个月后，王思聪卸任万达产投董事，张春远同步退出，陈洪涛成为新任董事。
一名职业经理人的上升，和一名创始人之子的离场，发生在同一轮管理调整中。
三次退出，时间跨度近六年，涉及公司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发生在万达业务或治理结构变化的阶段。
从飞凡电商收缩，到万达集团调整，再到如今管理层换血，王思聪逐渐退出万达经营体系的过程，也与万达自身的发展阶段变化同步。
今年以来，万达仍在继续调整资产结构。
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以来，万达完成股权交割的万达广场不少于7座，大连万达商管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新达盟股权比例也已下降。
董事席位逐渐减少，控制权逐步收缩。
而对于王思聪而言，离开万达董事会之后，他与这个庞大商业体系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
03 二代的新选择
随着他逐渐退出万达体系内的董事职位，这个问题似乎正在发生变化：从“谁来接班”，变成了“如何安排家族成员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企业中，子承父业曾经是一条常见路径。
但随着企业规模扩大，职业经理人接管公司，也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选择的方向。
柏文喜认为，王思聪逐步退出万达职务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未来经营风险隔离。
“分步卸任而非一刀切”，既能减少市场对控制权变化的担忧，也符合万达当前收缩主业、交由职业团队运营的节奏。
对于王思聪而言，这种变化或许也与他过去的创业经历有关。
2015年，王思聪亲自操盘创立熊猫直播。巅峰时期，熊猫直播估值接近50亿元，曾与头部直播平台形成竞争格局。
但随着资本环境变化，平台融资遇阻。
2017年5月完成最后一轮融资后，熊猫直播连续22个月没有获得新的资本注入，2019年3月最终宣布停运。
随后，普思资本公告确认，熊猫互娱产生近20亿元投资损失，相关损失由普思投资及王思聪承担。
由于融资阶段签署的个人股权回购担保协议，项目风险最终传导到了个人层面。此后，限制消费、股权冻结等事件也曾与王思聪联系在一起。
这段经历，或许让王思聪更加清楚大型企业经营和个人创业背后的风险差异。
与此同时，万达自身也仍处于调整过程中。
近年来，万达持续推进资产处置和业务调整。今年以来，万达新增被执行案件、商业资产变化等情况，也显示出企业转型过程中的压力。
2025年，《新财富500创富榜》显示，王健林父子财富较上一年度出现明显变化。与此同时，万达近年来持续出售商业资产，企业规模与过去高速扩张时期相比已经发生变化。
从万达董事会退出，到个人投资版图转向轻资产、小规模项目，王思聪与万达的关系正在重新定义。
他离开的，或许不仅是一张董事席位。
更重要的是，曾经围绕“富二代接班”的想象，也正在被职业经理人治理、家族企业风险控制等新的商业逻辑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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