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飞往新加坡,航程约6个小时,在即将抵达樟宜机场之前,透过舷窗俯瞰,海面上的船只星罗棋布,展现着新加坡港口繁忙贸易的景象。

作为扼守马六甲海峡咽喉的国际航运枢纽,新加坡港拥有超过250条航线,稳居全球最繁忙的转运港之列。这片海域不仅连接东西方,也见证着新经济脉络的兴起。随着中国企业出海浪潮持续涌动,越来越多的中企身影跨越重洋,抵达新加坡。

从餐饮业态到出行场景,中国元素已深度嵌入狮城的生活脉搏中。食阁里不仅有特色美食海南鸡饭、叻沙,也有袁记云饺、张亮麻辣烫等中式连锁品牌;城市街巷里,哈罗单车的蓝色身影不时掠过;出行打车时,除本土平台Grab,滴滴、高德均可实时接单。

不仅如此,现阶段的中企出海,已从传统的消费领域,过渡升级至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并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技术、品牌与资本的全方位、全球化布局,并依托新加坡的战略枢纽地位,加速辐射整个东盟市场。

新加坡何以成为中企出海“第一站”,中国企业又如何“投资新加坡、布局东南亚”,构建起更具韧性的全球产业链?带着这一系列问题,第一财经记者跟随大华银行,走进新加坡寻找答案。

食阁里的中国味道

抵达新加坡时已是傍晚,市中心的克拉码头华灯初上,游船在新加坡河上穿梭,缓慢穿过加文纳桥,坐在船上,热带城市湿润的晚风拂面,莱佛士坊金融区的摩天大楼闯入眼帘。夜幕下的驳船码头河畔,食客享受着海鲜盛宴,不远处的肉骨茶店排起长队。

从市中心出发,此行的首站是临近圣淘沙岛的怡丰城(Vivo City)。这是新加坡的大型购物中心之一,主体是三层商业空间,汇集超300家零售店铺,地下还有两层,可直通地铁港湾站。游客还可以在怡丰城搭乘圣淘沙捷运,前往新加坡环球影城。

在怡丰城里,中式茶饮品牌和连锁餐饮品牌随处可见。商城一层,喜茶、霸王茶姬的店铺相距不远,湘菜品牌农耕记亦紧邻这两家店铺。莆田餐厅、海底捞则分布在商场的二三层。

新加坡具有食阁文化,商场里的“大食代”就是这类业态的典型代表,和国内的美食广场较为相似——聚集数十种主打不同风味的独立摊位,并配套公共用餐区域。袁记云饺、张亮麻辣烫已入驻怡丰城三层的大食代。

久居新加坡的人能明显感觉到,中式餐饮在当地的存在感日益增强。戴丽彦自2011年加入大华银行新加坡总部,现任大华银行集团外国直接投资(FDI)咨询部执行总监,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近些年,中国餐饮和消费品牌的出海浪潮集中爆发。

戴丽彦回忆道,过去十余年间,中企在新加坡的出海历程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转变。

“2011年前后,中企出海是以大宗商品贸易、船运、对外援建类企业为主;2013年进入‘一带一路’阶段,基建类企业和成本驱动投资成为出海主力;2016年开始,需求驱动型投资日益增加,而近5年,除了消费品牌出海浪潮集中爆发以外,供应链产业链的相关布局和韧性以及技术合作,成为企业国际化的重要课题。”她说。

戴丽彦也观察到,一些中式餐饮、消费品牌的扩张速度极快,仅用几年时间便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开店超百家,快速覆盖东南亚核心市场。

资料显示,2018年,喜茶、奈雪的茶将海外第一站选址新加坡;2023年之后,瑞幸咖啡、霸王茶姬、茶百道、袁记云饺、遇见小面也抢滩新加坡。今年6月底,老乡鸡与新加坡交易所上市企业珍宝集团(Jumbo Group)联合发布公告,宣布将通过合资模式进军新加坡市场。

就在记者到访之际,泡泡玛特旗下独立甜品品牌‌POP BAKERY的东南亚首店在新加坡开业,选址圣淘沙名胜世界薇福商场(Weave),毗邻新加坡环球影城。

小料台上的东南亚味道

不过,消费品出海也面临一系列难题。例如,中式餐饮如何贴合当地消费者的饮食偏好,口味如何当地化?东南亚不同国家的饮食偏好有较大差异,中式餐饮出海如何兼顾地域差异?

在戴丽彦看来,检验消费品牌出海的周期大概是3到5年。“如果在这个时间里,还没有能清晰分辨出品牌能不能跑通海外商业模式,还没找准盈利路径,几乎很难长期坚持下去。”戴丽彦说。

基于深厚的行业积淀,戴丽彦直言,餐饮消费品牌出海的核心挑战,在于国内的成功模式难以直接复刻至海外市场。

“海外消费者的文化习俗、口味,海外用工制度、运营模式,具体到POS机刷卡费率、消费者定价策略、供应链物流体系等,都可能和国内差异巨大。”她说。

看似门槛不高的消费品牌赛道,出海后却面临极高的淘汰率。“很多本地餐饮品牌也在不断闭店,不少新出海的品牌开店才一两年,就因为房租、人力成本压力、本地竞争冲击等原因,最终遗憾退出市场。”戴丽彦提到。

面对重重压力和挑战,出海的中式餐饮品牌也在不断摸索。戴丽彦说,早期,中式餐饮出海只是单纯地将国内的产品、菜品、运营规则直接平移到海外,但在近些年已全面转向“体系出海”的新阶段,而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依托成熟的标准化运营体系,搭建本地供应链,适配属地用工规则,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整个区域市场”。

如何更好地适配当地市场?戴丽彦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海底捞2012年进军新加坡,为适应当地饮食偏好,品牌特意在小料台引入沙茶酱、青柠、椰浆等具有东南亚风味的蘸料,通过细节上的本土化调整实现市场融入。

除了餐饮品类,中国的文创消费品出海到东南亚,同样注重融合当地文化元素。

在新加坡的泡泡玛特门店里,鱼尾狮Labubu的人气极高,该系列将新加坡标志性建筑鱼尾狮与Labubu的形象结合,是当之无愧的“断货王”。

峰会上的中国科技

除了传统的衣食住行、文创消费,一批互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中国科技企业,也在加快进驻新加坡,并将其作为拓展全球业务的核心跳板。

莱佛士坊是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很多重要的商业大厦均位于此,例如大华银行大厦、新加坡交易所等。字节跳动也将新加坡的办公地点选址于此。

中国的科技成果,正在被带到新加坡。

盛夏时节,热浪席卷下的圣淘沙岛,见证着一场科技盛宴。在第十届东盟会议(ASEAN Conference)现场,AI技术与应用成为焦点话题,讨论热度居高不下。会议由大华银行集团联合承办,吸引了逾2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代表共1600余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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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记者在会场外看到,多家与会企业搭建起展台,宣传企业的技术成果与合作项目,部分可充电电池研发企业的宣传资料赫然在列,亦有部分中国科技企业亮相。

据了解,作为大华银行长期合作伙伴,中关村国际此次也携园区企业参会。

会场内还出现了一些中国新能源车企的身影,比亚迪旗下的两款车摆放在会场后侧。

在本届东盟会议上,AI成为贯穿全程的核心热词之一。新加坡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在发言中称,人工智能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许多企业乃至政府部门都难以跟上其发展节奏。

“先进制造、互联通信、医疗健康以及金融服务,是我们划定的四大核心领域,我们将依托人工智能,在这四大关键赛道培育产业能力,吸引全球人工智能专业人才、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及相关企业落地新加坡,共同破解产业共性难题、应对相关发展挑战。”颜金勇说。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席李坚辉表示,展望未来,绿色转型与人工智能将成为塑造东盟未来竞争力的两大核心驱动力。

一些与会者提到,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中已占据关键地位。

“人工智能的兴起同时带来了颠覆性挑战与全新机遇,中国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快速攀升是改变全球格局的关键变量,对东盟而言尤其如此。”大华银行集团机构银行服务与环球金融主管陈文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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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中企出海

总体来看,无论是在餐饮消费,抑或科技赛道,中企的出海进程都已完成一轮迭代升级。

在大华银行负责对公业务多年,陈文发对此有着深刻感受。

“过去,中国企业出海主要是把生产基地建在海外,做完产品直接出口欧美市场,或回流中国。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出海企业不仅布局生产端,还主动深耕当地市场,搭建覆盖全链条的产业集群和价值体系。”他告诉记者。

为何发生这种转变?在陈文发看来,中企全球化布局与中国产业转型趋势同频共振,互为支撑。

他具体谈到,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完成了显著转型,从依赖房地产、基建等传统行业作为核心增长引擎,到高端科技领域涌现出大量具备竞争力的优质企业,覆盖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可再生能源等。

“这类企业在中国市场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和过去依托低成本模式出海的中资企业完全不同。”他说。

基于此,出海的中国企业不再以低成本生产、出口海外为目的,转向主动布局海外生产基地,主动拓展当地市场,搭建覆盖全链条的产业集群与价值体系。

陈文发特别提到中国AI企业的发展。他说,中国在AI赛道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且有能力保持领先,原因是中国拥有充足的资源、人才储备和广阔的本土市场。

他也看到,现阶段,中国AI企业出海还存在一些瓶颈,例如需要构建更成熟的品牌认知度与市场信任度,需要依托本地合作伙伴落地市场,完成本土品牌与信任体系搭建。

在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中,“投资新加坡,布局东南亚”已成为核心共识。新加坡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成熟的制度环境及高效的连通性,成为中企进入东南亚市场的‌最佳跳板‌,而作为典型的新兴市场,东盟在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展现出较强发展潜力。

陈文发分析称,中资企业选择落地东盟,主要基于两方面的核心考量:其一是多元化布局的需求,规避地缘因素带来的经营阻碍,寻找中立的经营区域;其二,东盟区域拥有大量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能够依托政策红利覆盖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同时搭建多区域分散的供应链体系,规避单一区域断供、迁址的运营风险。

具体到东南亚不同市场,陈文发认为,泰国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有政策倾斜,马来西亚半导体产业供应链成熟,新加坡则定位为高端产业区域枢纽,虽然劳动力成本偏高,但法治完善、政府透明度高、营商环境安全,是中资企业搭建区域管理总部、集聚高端管理人才的首选地。

出海路上的同行者

进入“体系化”出海新阶段,中企的“走出去”也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经验不足,海外融资难度大等,都是横亘在其前行道路上的现实障碍。

而这正是金融机构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中企“下南洋”并非孤军奋战,更要寻找合适的同行者。

为了协助要在东盟扩展业务的外国企业,大华银行在2011年设立了FDI咨询部,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跨境投资和银行咨询服务。

“FDI团队从设立之初就跳出了传统银行业务的框架,也与帮助企业融资的投行部门的定位存在明确差异。”戴丽彦说。

她介绍称,FDI咨询部的核心定位,是为跨境企业搭建超越传统银行服务的一站式统筹平台,从企业跨境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填补传统银行未覆盖的落地服务缺口——包括对接本地政府优惠政策、项目审批单位、本地生态资源,解决企业跨境经营的信息差问题。

“比如,中国的科技企业要出海到新加坡,核心不是硬推自己的产品,而是要先找到适配的本地化场景,如何达到新加坡IMDA认证要求,如何搞清楚当地的AI产业发展蓝图,找到能融入项目的机会,甚至可以联动当地企业、欧美企业做三方合作,这些都是FDI咨询服务的优势。”她说。

中国企业出海模式迭代升级,也为外资银行拓展供应链金融服务打开全新空间。

2023年,大华银行推出首个横跨东盟及大中华区的数字化供应链融资平台UOB Infinity FSCM,高效为中企实现便利化的金融服务。

陈文发提到,银行可以为企业出海提供全周期的金融配套服务,从初期的工厂建设、土地收购、营运资金融资,到搭建跨区域的统一现金管理平台,同时配套跨区域的供应链金融服务。

不仅如此,他还提到,银行还可以提供一系列延伸的增值服务:除了企业端服务之外,配套私人银行、高净值个人消费金融服务,覆盖出海企业管理者的家族财富管理、子女教育等个人需求。

“中资企业出海东南亚,可能会面临不同的本地文化、消费习惯差异,还可能对当地政策规则不熟悉,很难快速适配本地市场。而助力解决这些问题,正是以大华银行为代表的本地银行的专长。”他提到。

中国企业出海的篇章仍在续写。在记者结束新加坡调研之旅时,归途正值深夜,新加坡港口的灯火如昼,映照着来往的国际货轮。这片繁忙的水域,既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枢纽,也见证着它们由此扬帆,驶向广阔的全球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