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高市内阁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率从现行的8%降至1%,为期两年。

高市早苗宣称“原本8%的税率仅在两年内暂时降至1%,之后再恢复,我认为这并非大幅增税”。

这番轻描淡写的表态背后,是地方财政即将面临的1.6万亿日元年度税收缺口。

其中,地方消费税缩水约1万亿日元,地方交付税减少约7000亿日元。而汽油税暂定税率废止带来的损失还将叠加进来。用一句话概括:高市画饼,地方买单。总务大臣林芳正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公布这一测算时,日本地方自治体的忧虑已然溢于言表。

“报复性人事”暴露权力傲慢

比政策本身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高市内阁推进减税的手段。8月7日,财务省发布人事调整:未来财务次官热门人选的一松旬主计局次长,被调任东京关税局长。官邸干部直言不讳:“他对本届政权配合度不足”。

一松旬在社会保障国民会议中坚持反对消费税减税的立场,被视为“不听话的官僚”而遭到实质性的左迁。

东京关税局长虽是“升给”职位,但从省厅中枢被调往边缘部门,在霞关眼中无异于“报復人事”。

更令人警惕的是,内阁府政策部门中财务省出身的局长级官员已一个不剩。高市内阁正在系统性地清除异见声音,将财政决策权收归政治意志。这种对专业官僚的清洗,一定会为后续财政运营埋下了巨大隐患。

财源何在?城内实的“空头支票”

面对每年约5万亿日元的减税财源需求,经济财政大臣城内实在8月10日的彭博采访中宣称:通过调整年度收支、各类基金、税制特别措施,筹措这笔资金“并没有那么困难”,无需增发国债。

这番话的可信度令人怀疑。恰恰是城内实主导制定的2026年“骨太方针”原案,删除了“财政健全化”表述、加入牵制日本央行加息的内容,导致长期国债利率创下30年新高、日元大幅贬值——即所谓的“骨太政策冲击”。

如今这位亲手引发市场动荡的当事人,却轻描淡写地说“筹钱不难”,市场怎能不警惕?

更矛盾的是,日本政府虽讨论用“地方特例交付金”填补地方损失,但时事通信社援引政府相关人士称:由于减收规模过大,“现阶段无法保证100%全额填补”。城内实的豪言与实务层面的不确定性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地方自治体面临双重绞杀

减税造成的1.6万亿缺口之外,另一项财政压力同步来袭。8月10日,围绕“收入联动给付制度”的首次中央与地方协商会上,中央要求地方共同承担财政负担。

全国知事会会长村冈嗣政当场抗议:“这是国家主导的国策,理应以国家全额承担为基本原则”。

两套政策的时间线耐人寻味:默认式账户登记2026年8月—2027年2月开展,收入联动补贴先行落地与食品减税同步在2027年4月启动。

高市内阁一边借着减税博取民众好感,一边悄无声息地推进另一套社保制度落地,同时将财政负担转嫁地方。

倘若高市内阁无法全额填补地方损失,地方政府将被迫发行临时地方债。

而日本2026年度预算中临时地方债发行规模已连续两年归零,地方政府时隔24年好不容易逐步摆脱了这类债务。

一旦重启发债,资本市场将立刻做出负面反应。各地自治体可能被迫缩减保育、养老护理、育儿支援等民生服务,最终结局就是高市内阁抛弃地方。

高市早苗的消费税减税政策,本质是一场只为讨好民众的财政豪赌。从清洗反对减税的财务省精英,到对地方1.6万亿财政窟窿含糊其辞,每一步都在瓦解日本财政的根基。

日本专家直言:“当下的局面宛如一盘无解的将棋棋局。减税政明年4月落地,而地方的苦果将在之后逐渐显现,等到民众意识到代价时,一切恐怕已经太迟”。

高市为了博取政治声望,提高支持率,最终却要整个日本的财政与民众的民生福利来承担代价,这种透支国运换取选票方式,无疑正在慢慢葬送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