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史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经四十余年的学术积累，已形成蔚为大观的“上海学”研究格局。从早期通史性的宏观叙事，到租界制度、经济结构、社会阶层等中观议题的深耕，再到新世纪以来微观史、日常生活史转向，上海史研究的视野不断下沉，研究尺度持续细化。在这一“自上而下”的学术脉络中，“马路”作为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既是城市扩张的物理脉络，也是社会关系、文化记忆的承载者，逐渐成为观察上海城市转型进程的重要切口。
然而，长期以来，上海马路叙事多停留在掌故汇编、文旅导览的层面，要么是猎奇式的名人轶事拼贴，要么是碎片化的建筑科普，鲜有以学术标准完成的单条马路全史研究。徐锦江教授十余年持续深耕愚园路，从随笔集《愚园路上》起步，经《愚园路》《上海城记》的积累，最终推出六十余万字的集大成之作《愚园路传（1860—2025）——从江南水乡到网红街区的空间变迁》，以一己之力真正改变了这种状况。这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著作，以160余年的长时段视野、多重证据的史料体系、空间理论的自觉运用，超越了史明智《长乐路》的个体非虚构叙事，也区别于程童一等《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的纪实文学体例，为中国城市街区史写作树立了新的标杆，也为上海城市史书写奉献了一部别开生面的力作。
从“家园记忆”到“学术探究”
对锦江教授而言，愚园路研究并非纯粹书斋中的学术选题，而是起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经验和在地情怀。作为愚园路的“原住民”，他对这条马路的“恋地情结”，构成了研究最初的动力，也赋予其研究独特的“在地性”视角。这种“insider”的身份，使得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区别于外来观察者的疏离叙事，带有鲜明的“同情之理解”与历史质感。
锦江教授的愚园路书写，最早可追溯至2010年前后的“愚园路钩沉系列”随笔。这些最初发布于社交媒体的短文，以个人记忆为引线，串联起马路沿线的建筑、人物与往事，凭借丰富的细节、鲜活的质感与细腻的笔法迅速获得关注，后部分收集进《愚园路上》出版。这本随笔集，本质上是“记忆考古”：作者以愚园路“原住民”身份优势，感受街区的四季晨昏、弥散的气息、味道和节律不一的呼吸与脉搏，打捞弄堂口的市井传说、老住户的口述片段，结合旧报刊、老照片的零星记载，填补了历史书写中常被忽略的日常生活维度。2017年，《愚园路》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标志着其研究从文学随笔转向学术性探究。该书首次系统梳理了愚园路的历史沿革、里弄成因、建筑风貌与人文脉络，提出“马路是上海人的血脉根系和乡愁”，将单条马路的研究价值提升到“打开上海的一把钥匙”的高度。书中提出“地上文物”的概念——上海市中心的近现代文物不在地下，而在地上的洋房与弄堂之中，这一论断为后续城市风貌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2023年出版的《上海城记》，则进一步将愚园路置于上海城市空间整体演进的框架中展开讨论。该书以愚园路为切入点，推演上海城市发展路径、空间形态与文化意象，论证了愚园路作为“越界筑路”产物，在上海城市从外滩商贸区向西拓展进程中的标本意义。至此，锦江教授的愚园路研究，已完成了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的学术积累，为他的“路传”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2017年首部专题著作问世，到2026年《愚园路传》出版，十年间锦江教授持续深耕同一研究对象，这种“十年磨一剑”的学术定力，在当下快节奏的科研环境中殊为难得。《愚园路传》并非前作的简单增补，而是一次全面的学术重构：全书66.6万字，主体分为六章，辅以“外一章”专题研究与翔实附录，采用编年体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体例，完整覆盖1860年至2025年愚园路165年的历史进程。
与前作相比，《愚园路传》实现了三重学术突破：一是时间跨度的完整覆盖，从晚清江南水乡的郊野本貌到越界筑路的华洋杂处，从抗战时期的孤岛风云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改造，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街区复兴与“网红马路”转型，首次实现了愚园路全时段的历史书写；二是史实细节的系统重建，全书依托百余个人物际遇、两百余帧珍稀影像、三十余位原住民口述实录，结合工部局档案、《申报》等近代报刊、历史地图与地方文献，形成了“文献+影像+口述”的三重证据链；三是理论自觉的显著提升，作者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将愚园路的变迁视为“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再现性空间”的互动过程，使马路史研究摆脱了单纯掌故的层次，进入了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视野。
空间叙事、史实重建与理论自觉
《愚园路传》既不同于传统地方志的条目化书写，也区别于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化叙事，而是在历史学、城市社会学、文化研究的交叉地带，构建了“空间为体、叙事为用、史料为基”的研究框架。
（一）长时段的空间叙事：从江南水乡到网红街区的历史逻辑
全书以时间为轴，将愚园路的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清晰呈现了这条马路从无到有、从郊野到都市、从居住街区到文化地标的完整演化轨迹，其背后折射的正是上海城市变迁的整体逻辑。
第一阶段是前马路时代的江南水乡（1860—1911）。作者并未从筑路开始写起，而是追溯了愚园路所在区域的原生形态：法华镇的古镇格局、涌泉浜的水网肌理、甬常商人营建的愚园园林。这种溯源式书写，打破了“上海历史始于开埠”的刻板认知，证明了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并非凭空出现的“移植城市”，而是在江南水乡的基底上逐步演化而来。其中对“愚园”这一命名源头的考证，厘清了园林兴衰与马路辟筑的先后关系，修正了此前诸多以讹传讹的说法。
第二阶段是越界筑路与华洋杂居的形成（1911—1937）。这是愚园路历史上最重要的成形期，也是上海租界空间扩张的典型样本。作者详细梳理了工部局越界填浜筑路的过程，分析了公共租界向西拓展的动力机制，以及“越界筑路”这种特殊空间生产方式对城市形态的塑造。与外滩、南京路不同，愚园路从诞生之初就不是纯粹的商业或行政空间，而是以居住功能为主的高端社区，银行家、企业家、文人学者、外籍侨民在此混居，形成了独特的“中产社区”文化气质。这种空间定位，决定了愚园路此后百年的发展基调。
第三阶段是孤岛时期与战后变迁（1937—1949）。抗战期间，愚园路因位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一度成为战乱中的“安全岛”，大量难民与社会名流涌入，人口结构与街区生态发生剧烈变化。作者通过大量个案，还原了孤岛时期愚园路的特殊生态：一面是纸醉金迷的畸形繁荣，另一方面是地下抗日活动的隐秘开展，多重政治力量在此交织，使这条马路成为观察战时上海风云变幻的重要窗口。
第四至第六阶段，则分别对应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社会改造、改革开放后的街区复苏，以及21世纪以来的城市更新与网红化转型。尤其对当代部分的书写，是《愚园路传》区别于多数历史著作的重要特色。作者没有止步于1949年的历史断限，而是将研究延伸至当下，直面愚园路从“老旧居民区”到“网红打卡地”的当代转型，分析了城市更新、风貌保护与商业开发之间的张力，探讨了“原真性”与“地方性”在消费时代的命运。这种“古今贯通”的视野，使著作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二）多重证据的史实重建：让建筑开口，让居民说话
历史研究的根基在于史料，路史研究的最大难点，恰恰在于单条马路的专门档案稀缺，历史记载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愚园路传》的扎实厚重，正体现在其史料搜集与考辨的功力上。
首先是文献史料的系统爬梳。作者穷尽了与愚园路相关的各类官方档案，包括上海工部局的道路档案、地籍档案，《申报》《字林西报》等中外报刊的相关报道，以及各类地方志、行业志、地名志中的记载。尤其对近代房地产档案、建筑设计图纸的挖掘，还原了愚园路沿线众多历史建筑的建造年代、设计师与最初业主信息，修正了不少流传已久的错误说法。例如对愚园路1341号地块的考证，不仅打捞出了华华中学旧址建筑，更还原了其中鲜为人知的上海大学革命史和民族纺织工业史，为研究上海里弄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微观样本。
其次是影像史料的深度运用。全书收录两百余帧珍稀历史影像，包括不同年代的历史地图、街区航拍图、建筑老照片、生活场景照。这些影像并非单纯的插图，而是作为核心史料参与历史叙事。作者通过不同时期地图的比对，精准还原了愚园路的道路拓展、河道填埋与街区肌理变化；通过老照片与当代影像的对照，直观呈现了建筑风貌的演变。这种“以图证史”的方法，在路史研究中尤为适用，因为马路的空间形态、建筑风貌本就是视觉化的历史，影像史料能够弥补文字记载的不足。
最具特色的是口述史料的系统采集。作者前后访谈了三十余位原住民，涵盖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居民，留下了大量鲜活的日常生活记忆。这些口述史料，填补了官方文献中缺失的“生活史”维度：弄堂里的童年游戏、石库门里的邻里关系、三年困难时期的互助、改革开放后的个体户故事、动迁与风貌保护中的居民诉求……这些来自底层的声音，让冰冷的建筑与道路有了温度和烟火气，也让宏大的历史叙事落到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的身上，鲜活、亲切、可触，且带有质感。
（三）空间理论的自觉：从“路的历史”到“空间生产的历史”
《愚园路传》超越一般路史著作的关键，在于其鲜明的理论意识。作者在多年研究中，始终关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并将其自觉运用于愚园路的历史分析之中，使全书跳出了“大事记+人物志”的传统路史写法，上升到城市空间哲学的高度。
在锦江教授看来，愚园路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的地理容器，而是一个不断被生产、被建构、被争夺的社会空间。从最初的江南水乡自然空间，到租界当局通过越界筑路生产的殖民空间，再到华人精英阶层营建的居住空间，以及当代城市更新中被消费主义重构的文化空间，愚园路的每一次形态变迁，背后都是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的变化。这种分析框架，有效解释了愚园路历史中的诸多现象：为什么越界筑路成为上海城市扩张的特殊方式？为什么愚园路会形成华洋杂居的中产社区气质？为什么网红化转型会引发关于“原真性”的争论？
作者尤其关注“再现性空间”对“空间的表征”的反抗。例如在城市更新进程中，商业资本试图将愚园路打造为标准化的“网红打卡地”，而原住民的日常生活、在地的文化记忆，则构成了对这种同质化空间的消解与抵抗。这种理论视角，让《愚园路传》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为当下的城市更新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反思维度。
路史书写的日常转向及其叙事魅力
在上海马路书写的谱系中，《愚园路传》并非孤例。此前，程童一等著的《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与史明智（Rob Schmit）的《长乐路——一条上海马路上的大城市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史写作路径。将《愚园路传》置于这一参照系中加以比较，或许更能清晰地凸显其学术特色与价值。
程童一等著的《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出版于1996年，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是南京路史书写的代表作。该书以宏大的视野、史诗性的笔法，书写了南京路从开埠到20世纪90年代150年的兴衰历程，将南京路的历史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紧密绑定，具有强烈的家国叙事色彩。
将《愚园路传》与《开埠》对照，可以清晰看到两种不同的马路史写作路径。其一，道路定位的差异。南京路是“中华第一街”，是上海的商业中心与国家符号，《开埠》的书写始终围绕着“民族兴衰”的宏大主题，将南京路视为中国近代化的缩影；而愚园路始终是一条居住型街区马路，没有承载过重的政治象征意义，《愚园路传》的书写重心也因此落在了日常生活、社区生态与市民社会之上，关注的是普通民众的生活空间与文化记忆。其二，写作风格的差异。《开埠》带有鲜明的纪实文学风格，语言澎湃，叙事宏大，注重戏剧性与感染力，在史料考证上相对粗疏；而《愚园路传》则是学术研究与文学叙事的结合，在史实考辨上极为严谨，叙事沉稳克制，兼具学术深度与阅读质感。其三，研究范式的差异。《开埠》本质上仍是“以路见国”的传统叙事，将马路作为国家历史的容器；而《愚园路传》则建立了“路本身就是历史主体”的范式，关注马路自身的空间生产、社会形态与文化演化，将路史从国家史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可以说，《开埠》代表了90年代马路书写的最高成就，其宏大叙事与家国情怀具有时代价值；而《愚园路传》则代表了新世纪以来城市史研究“微观转向”“日常转向”的最新成果，其扎实的史料、精细的分析、理论的自觉，都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深化与成熟，因此也更显扎实厚重。
美国记者、作家史明智的《长乐路》，是近年来上海马路书写的另一部较具代表性的非虚构作品。作者以居住在长乐路的几户普通居民为线索，通过深度访谈，以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变迁，展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图景。该书凭借生动的人物故事、冷静的他者视角，在海内外获得了大量读者。
但与《愚园路传》相比，《长乐路》的局限也十分明显。其一，历史纵深的差异。《长乐路》的叙事主要聚焦于当代，对1949年以前的历史仅作背景式交代，时间跨度集中在七八十年，且重心在改革开放之后；而《愚园路传》则上溯至1860年，覆盖160余年完整历史，实现了从传统到当代的全程书写，历史纵深远胜前者。其二，研究广度的差异。《长乐路》采用的是“解剖麻雀”的个体叙事，仅选取了几户代表性家庭，本质上是以人物为中心的非虚构写作，马路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愚园路传》则是以马路本身为研究主体，全面覆盖道路沿革、建筑风貌、社会结构、经济业态、文化生态等各个维度，是真正意义上的“路的历史”。其三，视角立场的差异。史明智作为外来观察者，其写作带有明显的“他者”眼光，常以西方视角审视中国社会，虽有旁观者的清醒，却也难免文化隔膜与价值预设；而锦江教授作为原住民与本土学者，兼具“内部人”的情感体验与学者的客观理性，对街区文化的理解更为深入贴切。
简言之，《长乐路》是优秀的非虚构文学，而《愚园路传》是扎实的历史研究著作。前者以故事动人，后者以学理取胜；前者擅长个体命运的刻画，后者长于整体脉络的把握。兼具学术的严谨与体系的完整，《愚园路传》在可读性上并未牺牲叙事魅力，这正是其比《长乐路》更丰富精彩的根本原因。
愚园路研究的多重范式意义
锦江教授的愚园路研究，尤其是《愚园路传》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愚园路全史研究的空白，对整个上海城市史研究亦具有多重的范式意义。
在《愚园路传》之前，中国并无成熟的“路传”写作传统。马路要么是地方志中的一个条目，要么是掌故书中的零散故事，要么是文学作品的背景板。锦江教授通过十余年的探索，创立了“路传”这一写作体裁：以单条马路为传主，以长时段为时间轴，以空间变迁为核心线索，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方法，全面书写马路的诞生、演化、形态、功能与文化。
这一范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将研究尺度从“城市”下沉到“街区”，从“宏观结构”落实到“微观空间”，回应了当代城市史研究“微观转向”的学术潮流。相比于宏大的城市通史，单条马路的研究能够更精细地呈现城市空间的生产机制，更鲜活地还原日常生活的质感，也能更直接地回应当下城市更新、风貌保护的现实需求。
锦江教授愚园路研究的另一重要启示，在于其“家园即研究对象”的在地性模式。传统学术研究强调研究者的价值中立，要求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但在城市史、街区史研究中，本土经验与情感联结，反而成为独特的学术优势。
作为原住民，锦江教授不仅拥有天然的田野入口，更具备对街区文化“默会知识”的理解——他知道哪栋房子有过什么传说，知道弄堂里的人情世故，知道街区气质的微妙变化，这些都是外来研究者难以短期获得的。同时，他又没有陷入纯粹的怀旧抒情，而是以学者的理性对个人记忆进行考辨、升华，将私人记忆转化为公共历史。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研究状态，使得《愚园路传》既有温度又有深度，既接地气又具学理。
从一条马路的个人记忆，到一部六十余万字的学术力作，锦江教授用十余年的深耕，完成了从“原住民”到“路史研究开拓者”的身份转变，也为上海城市史书写开辟了新的天地。《愚园路传》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了一条马路160余年的完整历史，更在于它创立了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路传”研究范式，证明了微观的街区叙事同样可以承载厚重的学术内涵，同样可以折射宏大的城市变迁。在城市更新加速推进的今天，无数老街旧巷正面临着被改造、被遗忘的命运。如何在发展中保留历史肌理，在更新中延续文化根脉，是每一座城市都必须面对的命题。锦江教授用扎实的学术工作为一条马路“立传”，不仅留存了珍贵的城市记忆，也为街区保护提供了历史依据与学理支撑。因此，这种“家园式研究”在当下还有另一重特殊的意义，即学者将学术目光投向自己生长的街区，既是对个人乡愁的安顿，也是对城市文化根脉的守护。锦江教授的实践证明，学术研究不必总是舍近求远，脚下的马路就有值得深挖的学术富矿。从这个意义上说，《愚园路传》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份献给城市的文化礼物——它让更多人意识到，每一条老马路都是一本大书，都值得被认真阅读、被郑重书写。
当然，《愚园路传》也并非完美无缺，仍存在可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其一，理论运用的深度尚可加强。全书虽引入了空间生产理论，但多是作为分析框架散见于各章节，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对话，与国际学界的城市研究前沿理论结合得还不够紧密。其二，部分历史时段的研究仍有深化余地。例如1949—1978年这三十年，受限于档案开放程度，对街区社会结构变迁、居民日常生活的描写相对薄弱，不及民国部分与当代部分丰满。其三，跨学科融合仍有拓展空间。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与文化维度，若能进一步引入建筑学的空间形态分析、社会学的定量统计方法，研究的立体性将进一步增强。另外，书末虽已列出详细的参考文献，如能在正文中适当添加一些注释，或更有助于彰显本书的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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