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7日凌晨，农历戊午年的除夕夜，天津大港一片寂静，只有偶尔响起的零星鞭炮声预示着天快亮了。
几条黑影踩着结冰的路面，悄悄围拢到一间还亮着昏黄灯光的平房门前。敲门声响起时，屋里一个男人嘟囔着去拉门闩，门刚开一条缝，几只粗壮的手就猛地将其拽开，把他整个人按在了冰冷的土炕上。
这个男人叫李本东，一天前他还在北京某部机关的车库里，对着一辆暗灰色丰田皇冠轿车的后座喷洒香水；一天后，他在天津的舅舅家被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从热被窝中揪出。
而这个凌晨，恰好是中国人最看重的团圆夜。
要理解这个抓捕行动背后的特殊重量，需要把时间拨回到七十八天前的1978年11月10日清晨。
那天北京的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朝阳区金盏公社的社员们裹着棉袄、戴着露指的棉手套，哈着白气走向田间。天刚蒙蒙亮，一个社员在田埂边的水沟里绊了一跤，低头一看，一具女尸半埋在枯草和薄霜里，一丝不挂，衣物胡乱散落在沟渠中。
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北京市公安局的吉普车和摩托车拉着警笛疾驰而来。现场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残忍：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容貌娟秀，头发乌黑，身材丰满，还没有过生育哺乳经历。她的衣裤、内裤、胸罩被暴力撕扯后丢弃在几十米外的田垄上，一只布鞋陷在泥里。
法医检验确认，女子死前遭遇暴力奸污，身上有七处扭打导致的伤痕，胸罩和内裤都有暴力撕扯的痕迹。而真正的致命伤在头部——三十九处钝器伤，系被直径约二点五厘米的圆头铁锤反复击打所致，颅脑严重受损，面部几乎无法辨认。
奇怪的是，死者的钱包还在，脖子上的一根项链也没有被拿走，但一些随身物品却不见了踪影。在那个还没有DNA技术的年代，法医只能通过血型化验和伤痕分析来还原死亡过程。专案组很快做出判断：此地是抛尸现场，而非第一现场。田埂上的车辙印和现场血迹分布表明，凶手使用了汽车作为运尸工具，而死者头部的三十九处钝器伤中只有一处是致命伤，说明行凶时受到了空间尤其是高度空间的限制，锤子挥舞的幅度和力度都严重受限，这完全符合在汽车驾驶室内作案的特点。
现场勘查基本完成后，确认死者身份就成了当务之急。
侦查员在检查死者随身衣物时，发现了一张被水浸泡过的纸团，烘干平整后是一张电报底稿，电文为"9日乘166次，10日到京望接"，发报地是牡丹江，收报人是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的张京华。
经查，张京华系黑龙江建设兵团密山农场的女知青，1978年4月病退回北京工作。她向侦查员回忆，这份电报是11月9日收到的，但因为发报人没有署名，所以她没去车站接人，估计是一起插队的上海女知青李凤珍拍发的，因为她回北京时曾把住址留给了李凤珍，当时李凤珍表示回上海探亲路过北京时会来找她玩。
侦查员把死者照片拿给张京华辨认，张京华说看着像李凤珍，但不能肯定。进一步调查证实，死者正是李凤珍，时年二十六岁，家住上海市普陀区曹杨六村，1970年插队到黑龙江建设兵团，被分配到兴凯湖农场新村砖厂当工人。她平时为人老实，生活俭朴，作风正派，1978年10月获准回上海结婚。
11月8日，她与北京知青霍福庆、兴凯湖农场造纸厂职工郑军结伴离开农场。霍福庆证实：11月9日一早三人抵达牡丹江时，他陪同李凤珍去牡丹江电报局发了那份电报，随后在11月9日12时50分乘上166次旅客列车，于11月10日18时27分抵达北京站。
出站后，郑军去了劳改局宿舍，霍福庆被家属接走，而李凤珍则说在车站等张京华来接她，就此告别。
霍福庆还证实，他们从兴凯湖农场出发时，李凤珍带着北京牌手表一块、豆油两桶共十七斤、一百多元现金、数十斤全国粮票，而这些东西在案发现场并没有找到，应系被犯罪分子抢走。
就在专案组为寻找第一现场而焦灼时，金盏公社拖拉机站的一名拖拉机手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11月10日19时30分左右，他骑着自行车行至金盏公社西大队和马房大队的交界处时，发现前方约一百米处有一辆小轿车从公路拐进长店大队的田间土路向现场方向行驶而去，情况可疑。因为天黑，轿车的型号、车身颜色以及车牌号码都没看清，只看清轿车的尾灯很亮，且是横排布置。
在1978年的北京，横排尾灯的轿车是极少数进口日本车的显著特征，主要是丰田皇冠S60-S70系列和日产达特桑公爵230系列，几乎都是高级公务用车。
这一线索让专案组明确了侦查方向：凶手拥有汽车，且极有可能是高级公务轿车。
与此同时，另一桩未遂案的线索也浮了上来——1978年8月6日，有人曾在北京站以捎脚为名骗上一名从洛阳来京的407厂女工，只是该女工途中逃脱并报案。那名女工回忆，司机驾驶的是一辆横排尾灯的轿车，车内陈设和司机的样貌特征与本案刻画的高度吻合。
专案组决定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重点查找在11月10日晚去向不明的横排尾灯小轿车及其司机，排查标准为年龄三十岁左右、身高一米七上下、圆脸寸头、有流氓前科、身上可能有新鲜伤痕，查车标准为车内有血迹或内饰破损、案发后刷过车或换洗过座套。
排查工作从1978年11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1979年1月。
专案组以惊人的毅力，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排查了北京市内及城郊十个区县近五千辆拥有横排尾灯的十一种型号小轿车，绝大多数是"大丰田"和"达特桑"系列，逐车登记，逐辆核实。
查到第1934辆车时，线索终于浮现。
这辆车是石油工业部的部长专车，司机李本东，时年三十五岁，大庆油田出身，1975年被借调来京给部长宋振明开专车，所驾车辆正是一辆暗灰色丰田皇冠S60型轿车。
李本东有严重的个人作风问题，曾和两名女性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而受过处分。11月10日案发当晚，部长在外地开会，没有带汽车和司机，李本东有充足的自由作案时间；现场附近不远就是石油工业部所属的农场，李本东经常驾车载着部长去那里视察，对那一带的地形和路况十分熟悉；他的样貌特征与专案组刻画的犯罪分子比较相似。
更关键的是，11月11日上班时，同事发现李本东在车内喷洒香水，同一天他出车去接部长家属，家属发现他嘴上有伤，问是怎么回事，李本东回答说是跌了一跤跌破的。这些细节与8月6日未遂案中女工描述的"司机嘴唇有伤"高度吻合，李本东的嫌疑急剧增大。
1979年1月26日，借春节放假的机会，专案组对李本东驾驶的暗灰色丰田皇冠S60进行了仔细检查，结果令人震惊：后座坐垫内部渗有大量血迹，经化验与死者的血型一致；车内后座上方的顶棚内饰有多处碰破裂口，经检查系直径二点五厘米的小圆头锤砸击造成；在车库找到一把小圆头锤，锤把孔内有微量血迹残留，经化验也与死者的血型一致。
人证物证俱全，但专案组没有立即动手，他们选择了等待——等待一个最能击溃凶手心理防线的时机。
1979年1月27日是除夕夜，凌晨时分，当整个天津大港还沉浸在过年的梦乡中时，专案组的车队抵达了李本东舅舅家的门口。
抓捕行动干脆利落，李本东被从热炕上拖下来时，还在嘟囔着质问发生了什么。他起初试图抵赖，但当他被押回北京，面对那辆熟悉的皇冠车、车内提取的血迹样本、从他住所搜出的两只牡丹牌白色塑料桶——里面还装着约十三斤豆油——以及他工作单位单身宿舍里查获的李凤珍的北京牌手表和那名洛阳女工被抢的两个手提包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
李本东供认了全部罪行。
11月10日晚，他开车去北京站，看见单身女青年李凤珍似乎在等人，便上前搭话，以捎一程的名义骗她上了车。
为了让李凤珍放松警惕，他甚至还下车向路人问路，假装确认方向。随后他将车开至朝阳区金盏公社附近的田间小路上，凶相毕露，以锤子相威胁抢了李凤珍的北京牌手表，然后对她实施强奸。
在强奸过程中他试图强吻李凤珍，结果被李凤珍一口咬破嘴唇，鲜血直流。
这一咬彻底激怒了李本东，他举起那把圆头铁锤，对着李凤珍的头部一顿乱锤，足足砸了几十下，直到她不再动弹。
杀人后，他驾车往东窑大队方向逃跑，将李凤珍的灰色人造革提包、黑色人造革背包和黑色提包分别丢弃在三岔河以及涵洞处，抢走了死者身上的约八十元钱、五十斤全国粮票和那两桶豆油。
回到北京后，他反复冲洗车辆，并用香水遮盖车内的血腥味，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才还车。
面对车队长的询问，他谎称昨晚亲戚得了急症，开车送人去医院。车队长没当回事——在那个年代，首长司机的公车私用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之后李本东察觉到警方在调查车辆，意识到势头不妙，立即请假离开北京，到天津大港的舅舅家暂避风头，打算过完春节再回京，结果没能逃脱法网。
1979年7月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李本东强奸杀人案，依法判处其死刑。
李本东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法庭上，李本东为自己进行了长达半个多小时的辩护，坚称自己无意识杀人，不由自主地对受害人施暴，并非故意杀人，并多次强调自己是首长的司机，希望能够对他进行宽大处理。这种近乎天真的傲慢，贯穿了他的整个犯罪和受审过程——他始终认为，那辆部长专车赋予他的不仅仅是驾驶的便利，还有一种法外的豁免权。
但1979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特权可以肆意横行的年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半年多后，法治的重建和秩序的整顿成为时代的主旋律，1979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刚刚颁布施行。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李本东死刑是正确无误的，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值得一提的是，李本东案的审判过程还通过电视进行了转播，数百万老百姓在电视机前观看了死刑判决，新华社也对诉讼过程进行了全面报道。这在中国司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动乱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法治时代即将来临。
李凤珍原本是要回上海结婚的。她从十七岁插队到二十六岁返城，把人生中最宝贵的九年青春留在了北大荒的砖厂里。那封从牡丹江发出的电报，按字收费的制度让她把电文压缩到了极致，却忘了在末尾署上自己的名字。
就是这一个名字的缺失，让她的战友张京华一头雾水，没有出现在北京站的出站口。
在1978年，一个年轻女性独自在陌生的北京站等待，面对一辆高级轿车伸出的所谓"善意"，她几乎没有拒绝的理由——那个年代物资匮乏、信息闭塞，人们对权力符号的敬畏远胜于对危险的警觉。
李本东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凭借一辆进口轿车所代表的权力幻觉，在火车站反复物色猎物。当他被咬破嘴唇、权力幻觉被戳破时，暴力就成了他唯一的心理补偿。那两只牡丹牌白色塑料桶里装的十七斤豆油，在1978年的冬天是整整半年的油票积累，是一个家庭对春节的全部期盼；那块北京牌手表，是知青省吃俭用多年才买下的稀罕物；而那一百多元现金和数十斤全国粮票，更是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生活的全部储备。
李本东抢走的不仅是这些物资，他抢走的是一个女人对新婚生活的憧憬，是一个家庭原本可以拥有的团圆。当他在法庭上反复强调自己是"首长的司机"时，他暴露的不仅是个人的狂妄，更是一个时代把权力符号放大到可以遮蔽人性底线的深层病灶。
李本东伏法了，但那辆暗灰色皇冠车在1978年冬夜留下的车辙，却深深印在了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转折之路上——它提醒着后人，无论身份多么显赫的座驾，也绝不能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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